因為1921，是以2021。
100年前，中國共産黨在上海誕生，中國共産黨人從上海出征，中國共産黨的曆史從上海開篇。
100年來，紅色文化的引領，海派文化的賦能，江南文化的滋養，使這座光榮之城、人民之城、人文之城的獨特氣質和神采得以不斷彰顯。
近代以來，衆說喧嚷中，馬克思主義初傳中國，并以上海為登陸口。20世紀大幕拉開後，馬克思和他的學說漸漸成為上海灘上一道特别的光芒。當時的一些進步報刊稱，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是“光明奇偉之主義”，必将“千紅萬紫團簇全球”。
毛澤東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曾述及影響自己思想演變、人生走向的新書，包括《盛世危言》《警世鐘》《群學肄言》《穆勒名學》等，以及《新青年》等報刊，幾乎都是在上海撰寫或出版的。
他“深刻銘記”的三本馬克思主義出版物，即陳望道所譯《共産黨宣言》、恽代英所譯《階級争鬥》、李季所譯《社會主義史》，也都是在上海出版的。
馬克思主義從上海登陸，是一種曆史必然。近代上海是“西風東漸”的最大視窗。徐光啟提出的“欲求超勝，必先會通”，展現了面對西方文化的理性态度；近代王韬、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江南知識分子延續這一傳統，走在引進西學的前沿；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在上海的登陸與傳播，延續的正是這一偉大傳統。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無愧于西風東漸“最顯著的成果”。
理論界常言“三李帶回馬克思”，除李大钊在北京，李漢俊、李達都主要在上海活動。中共一大代表中，大多數地方黨組織的代表有一個共同特點，即籍貫與身份相吻合。比如，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是湖南人，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是湖北人。而上海的兩位代表：一個是李達，湖南人；一個是李漢俊，湖北人。那時，“兩李”在上海生活都不滿三年。他們代表上海，可謂這座城市開放品格的生動展現。
也正是這批來自全國各地的先進分子，在上海參與建黨、走上革命道路後，又有意識地将革命的火種帶回故鄉。比如沈玄廬，從上海傳回浙江蕭山衙前，以興辦教育、激發階級覺醒的方式，向農民傳播革命信念，衙前農民協會成為我黨上司的第一個農民協會。
科學的理論隻有為先進階級、廣大群衆所掌握，才能爆發出強大的現實力量。為此，中國共産黨人在上海走上了與工農大衆相結合的道路，開辦工餘學校，教識字、搞活動，深入淺出地講故事、說道理，看“有字的書”，更讀“無字的書”。
2021年6月，“新生的力量——上海機器工會紀念雕塑”正式落成。雕塑中的六人或坐或站，坐着的一人手拿書本，一旁放着長衫，寓意先進知識分子脫下長衫到勞工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海沙爾攝
中國共産黨成立以後，中央機關長期設在上海，進行了一系列組織活動方式的創新。比如，确立“機關社會化”原則。黨的各級機關大多分布在商店、住家、醫院、寫字間等不起眼的房屋中。最早建立的政治局聯絡點，就設在同孚路柏德裡700号。那是一幢兩樓兩廂房的石庫門房子，從業人員稱其為“中央辦公廳”，周恩來、鄧小平幾乎每天要到這裡來辦公；與共産國際代表的聯絡點表面上是一家古董店，這樣外國人進出也不易引起懷疑。
紅色文化源源不斷的創造力，之于上海，還表現為對全國各地文化及知識分子産生的巨大、積極影響。在上海誕生、創作的抗日救亡音樂、電影、戲劇，數量特别多，影響特别大，視野特别開闊。影響廣遠的《九一八小調》，産生在上海；激越嘹亮的《大刀進行曲》，産生在上海；《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等，都誕生在上海。
有人說，在上海，江南文化是高地，海派文化是高原，紅色文化是高峰。上海面積不算大，卻被譽為“大上海”，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斷形成和豐富的“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城市精神和“開放、創新、包容”城市品格。
對于上海的包容，陳望道有一段話講得很生動。他說，自己與陳獨秀、施存統等人，都是因為思想激進、宣傳新文化，為他處所不容，但上海可以包容這類人物。在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的基礎上，上海一步步成為“光明的搖籃”。
勇立潮頭踏歌行。正如《上海：一個亞洲都市的革命與發展》一書中所言：“幾乎所有關于中國重要生活面向的嚴肅分析最終都必須面對上海，面對上海在中國的特殊地位。”
凡樹有根，方能生長；凡水有源，方能奔騰。
今天的上海是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是中國融入世界、世界觀察中國的重要視窗，是物阜民豐、流光溢彩的東方明珠。但這座城市始終堅信，紅色是最鮮亮的底色，人民是最堅實的根基，正能量是最大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