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沟文化遗址是甘肃六大古文化遗址之一，出土于1976年。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文化遗址，距今约3700年。该遗址位于玉门市清泉乡境内312国道边，范围约20平方公里，中心面积0.2平方公里，距玉门市区20公里。
197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在遗址中心边缘发掘古墓葬312座，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陶器、铜器、 玉器、骨器和部分金银器。因其遗址内有红土山沟，土色红似火烧，被考古界称为“火烧沟文化”。1981年，火烧沟文化遗址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写过很多了，却没有写过它属于中国古代史上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关于这个问题，有人曾给过“定论”的：在中原地区的夏代末期，在西北地区的火烧沟生活的，一定是古代羌戎部落的一支。但是，这些年却有不同的声音。
让我们先从火烧沟文的发现说起。1976年，玉门市清泉公社计划修建公社中学，并将建校地址选定在了公社以东的一片古墓群上，该古墓群就在距公社驻地只有几百米的火烧沟。修建计划付诸实施后，当破土动工、平整地基的命令一发，施工队伍很快地便在距地表不深的地方挖出了一些石制器具、陶罐和铜制品。当时的施工队伍和公社领导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以工程照常进行。
为了争取时间，早日完成修建任务，施工队还开来了推土机，把一些凸起的墓葬推平。在推土机作业和人工开挖地基的过程中，大多数的出土文物被破坏，少量完好的文物，被人们因好奇而拿去争相传看。
幸运的是当时有几个兰州下乡知识青年正在清泉乡插队落户，其中有名男知青无意中到了施工现场。当他看到那些支离破碎的陶罐后，马上想到自己的一个亲戚是搞考古的，曾给自己讲过许多考古学方面的知识，自己也见过许多从其他地方发掘出来的文物。而眼前这些支离破碎的陶片，都应该是些珍贵的文物，可却遭到了如此大的破坏，实在有些可惜。于是捡了一些，拿回到了知青点。
不久，这位家在兰州的知识青年回家时，把这些陶罐带回了兰州，并把它们送到了在考古队工作的亲戚那儿鉴定。考古队的那位同志一看，便断定这是一些年代非常久远的文物，立即将此事报告了省文物考古队。过了几天，省文物考古队便派人下来实地勘察。得到了情况属实的报告后，省文物考古队便报省文化厅批准，正式组织人力前来玉门发掘。于是，甘肃6大古文化遗址之一的火烧沟遗址发现了，这是建国后甘肃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那个把文物带到兰州的青年据说姓杨，后来多少也对火烧沟文化有一些研究。我们一直想要找到这个人，听他说说当时的一些情况，但因为年代久远，很遗憾，一直没有找到。通过这些文字记述，人们不难看到，当年的考古工作是在学校中学周围的白土梁、骟马城、惠回堡一带开展的，而学校并没有因为文物的事情停下来，所以，有人说遗址的中心，也许就在已经建成的清泉中学下面。
这种推断能不能成立，已经没有人说清了，只能是一种也许，学校掩盖了火烧沟文化的秘密。我们想要说的是，上述现实至少可以表明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当时那个年代里，人们对文物和考古工作还不足够重视，与之相伴的是，2017年8月31日，新华网、光明网等刊发报道《火烧沟遗址缘何41年等不来发掘报告》，主要原因是，当时主持发掘的甘肃考古元老张学正以及另外一位重要参与者周广济在多年前去世，持续进行的报告整理工作不得已只好停止。“再加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几经人事变动，项目进展多少会受影响。当然，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紧缺也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说，火烧沟的历史不过是人们根据出土的文物以及当时的报道，做出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是缺乏权威的考古报告的。火烧沟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最为突出的当推大量的陶器，它们大多制作精细，造型别致，其中不少属于珍品。例如人型彩陶罐、人足彩陶罐、鱼形陶埙、鹰嘴壶、三狗方鼎等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但是有报道也说，火烧沟人除了懂得如何冶炼青铜，而且能冶炼其他合金，这说明火烧沟的金属制造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和火烧沟文化发现的铜器最多，冶铸青铜的技术最高。”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也说：“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可判断四坝文化火烧沟墓地居民的铜器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在夏代诸文化中，仅次于二里头文化。火烧沟墓葬中的石范证明居民已掌握制铜技术。”甚至称，玉门火烧沟遗址是湮没千年的夏商冶炼中心。（兰州晨报，2011-03-03）
青铜器象征奴隶主的权威，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火烧沟遗址出土过一件四羊首青铜权杖头，高8.5厘米，顶径2.4厘米，底径2.2厘米，宽7.2厘米。权杖头饰呈长圆形，状如橄榄。它的外形极似一细颈的小壶，中空。在下端位置饰四道凹弦纹，下端小銎孔内尚存木柄残质，故人们都以“四羊首权杖”称之。在腹中部偏下对称地镶铸四个盘角的羊头，羊首微下俯，双角大曲度内弯，形象逼真，制作精巧。
权杖4只羊首是用复合模具分铸后，再镶嵌于器身的。如手触罐形体的内壁，在与4只羊首对应的部位，可摸到4处凸起，那正是羊首预制后嵌接于器体所造成的。其造型和结构均比较复杂，使用了比较复杂的复合范、分铸技术，是一件显示四坝文化铸铜工艺技术的代表作，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青铜镶嵌铸品，这也说明当时已具备了制造铜容器的技术。
但是，问题就在这儿来了，因为权杖最早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土耳其安那托利亚、黑海及里海周围地区，它是昭示身份、象征权威的特殊器具。我国境内的权杖头主要分布于甘肃、陕西西部、新疆等地，有石、陶、青铜等质地，形状有扁圆形、长圆形、长圆形四周加附装饰等，形状与西亚和中亚发现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所以，今天，有些专家不认为权杖属于华夏文明。
我们不能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能说四羊首青铜权杖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但需要强调的是，权杖不属于华夏文明，但四羊首青铜权杖头一定是华夏文明。因为，文明在于吸纳和包容，不能因为我们的文化中出现了权杖，就认为那是外来的东西，否定我们的文化的吸纳和包容性，甚至将它向外推，进而延伸至文明创造者的身份问题。就像今天很多人都信佛教，而佛教来自印度，就不能说那些信佛教的人都是印度人一样，他们还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而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有了很大变化，人们可以将它称为中国佛教的。
与四羊首青铜权杖头有着直接文化关联的是四羊方尊。其属于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从中，人们不难看出羊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极深，也有力地说了远古的火烧沟人确是受到过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还是那句话，即使有影响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身份，人还是那个人，但文化却需要不断融合才能保证其先进性。四羊首青铜权杖头的出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根据兰州晚报的报道，2019年10月，玉门市博物馆的《华夏初光玉露河西——玉门4000年历史文物展》刚刚结束在泉州的展览便风尘仆仆赶往江西省九江市。从9月份开始至今为期3个月的这次展出，以火烧沟为代表的玉门文物是主角，该展览也是在年初就被江西省文物部门、九江市文化部门列为庆祝国庆的重要展览之一。玉门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璞认为，距今4000年左右，玉门火烧沟人与九江的先民可能同宗同源，火烧沟人的来源之一有可能是三苗先民。而他们将火烧沟文物带进九江，意在“寻亲”，希望能有新的发现。
根据史籍记载，九江地处江西省北部，长江中游南岸。上古时期这里是“三苗”族聚居之所，后来三苗迁于三危（三危之地泛指甘青地区，今敦煌附近还有三危山）。《汉书·西羌传》中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所以，火烧沟人应是我国南方迁到三危一带的三苗和土著的西戎融合而成。多年来，经专家对火烧沟人骨鉴定，发现这些人骨恰好具有东亚类型和南亚类型的特征，这个结论与文献记载得以相互印证。
王璞告诉记者，玉门和九江两地遥遥相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穿越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据《史记》记载，夏后氏罢了周族后稷的后代不窋的农官后，不窋率族人背井离乡逃到西戎待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中，周族与羌族长期通婚，结成姬姜军事联盟，而周族从不窋入西戎的这几百年，也正是火烧沟文化存在并发展的时期。因此，火烧沟人与三苗是有渊源的。火烧沟人上承三苗，下启周族，不但创造了先进的文化，而且是我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部族。
王璞认为，迁徙来的三苗族受这一带固有少数民族的文化影响而“以变西戎”。火烧沟文化可能是江淮一带的三苗文化居民来到河西走廊西部以后，受当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西北固有戎羌部落影响而独立发展起来的一支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史料文献有三苗迁于三危的说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火烧沟人群来源于东南的新资料。火烧沟人与三苗族有渊源，甚至火烧沟人的故里可能在三苗居住的江淮一带。（高慧霞《火烧沟人与九江先民同宗同源？玉门文物去九江“寻亲”》，兰州晚报，2019年10月21日）
这也许就是火烧沟遗址要告诉人们的有关民族及民族融合的文化秘密，不过，它还需要今天太多的考古资料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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