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溝文化遺址是甘肅六大古文化遺址之一，出土于1976年。這是一處新石器時代後期的人類文化遺址，距今約3700年。該遺址位于玉門市清泉鄉境内312國道邊，範圍約20平方公裡，中心面積0.2平方公裡，距玉門市區20公裡。
1976年甘肅省文物考古隊對其進行了大規模發掘，在遺址中心邊緣發掘古墓葬312座，出土了大量珍貴的陶器、銅器、 玉器、骨器和部分金銀器。因其遺址内有紅土山溝，土色紅似火燒，被考古界稱為“火燒溝文化”。1981年，火燒溝文化遺址被甘肅省人民政府命名為“甘肅省文物保護機關”。2006年5月25日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
這個地方我們已經寫過很多了，卻沒有寫過它屬于中國古代史上哪一個民族的文化。關于這個問題，有人曾給過“定論”的：在中原地區的夏代末期，在西北地區的火燒溝生活的，一定是古代羌戎部落的一支。但是，這些年卻有不同的聲音。
讓我們先從火燒溝文的發現說起。1976年，玉門市清泉公社計劃修建公社中學，并将建校位址標明在了公社以東的一片古墓群上，該古墓群就在距公社駐地隻有幾百米的火燒溝。修建計劃付諸實施後，當破土動工、平整地基的指令一發，施工隊伍很快地便在距地表不深的地方挖出了一些石制器具、陶罐和銅制品。當時的施工隊伍和公社上司并不知道這是一個古文化遺址，是以工程照常進行。
為了争取時間，早日完成修建任務，施工隊還開來了推土機，把一些凸起的墓葬推平。在推土機作業和人工開挖地基的過程中，大多數的出土文物被破壞，少量完好的文物，被人們因好奇而拿去争相傳看。
幸運的是當時有幾個蘭州下鄉知識青年正在清泉鄉插隊落戶，其中有名男知青無意中到了施工現場。當他看到那些支離破碎的陶罐後，馬上想到自己的一個親戚是搞考古的，曾給自己講過許多考古學方面的知識，自己也見過許多從其他地方發掘出來的文物。而眼前這些支離破碎的陶片，都應該是些珍貴的文物，可卻遭到了如此大的破壞，實在有些可惜。于是撿了一些，拿回到了知青點。
不久，這位家在蘭州的知識青年回家時，把這些陶罐帶回了蘭州，并把它們送到了在考古隊工作的親戚那兒鑒定。考古隊的那位同志一看，便斷定這是一些年代非常久遠的文物，立即将此事報告了省文物考古隊。過了幾天，省文物考古隊便派人下來實地勘察。得到了情況屬實的報告後，省文物考古隊便報省文化廳準許，正式組織人力前來玉門發掘。于是，甘肅6大古文化遺址之一的火燒溝遺址發現了，這是建國後甘肅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那個把文物帶到蘭州的青年據說姓楊，後來多少也對火燒溝文化有一些研究。我們一直想要找到這個人，聽他說說當時的一些情況，但因為年代久遠，很遺憾，一直沒有找到。通過這些文字記述，人們不難看到，當年的考古工作是在學校中學周圍的白土梁、骟馬城、惠回堡一帶開展的，而學校并沒有因為文物的事情停下來，是以，有人說遺址的中心，也許就在已經建成的清泉中學下面。
這種推斷能不能成立，已經沒有人說清了，隻能是一種也許，學校掩蓋了火燒溝文化的秘密。我們想要說的是，上述現實至少可以表明這樣一種情況，那就是在當時那個年代裡，人們對文物和考古工作還不足夠重視，與之相伴的是，2017年8月31日，新華網、光明網等刊發報道《火燒溝遺址緣何41年等不來發掘報告》，主要原因是，當時主持發掘的甘肅考古元老張學正以及另外一位重要參與者周廣濟在多年前去世，持續進行的報告整理工作不得已隻好停止。“再加上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幾經人事變動，項目進展多少會受影響。當然，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員緊缺也是不争的事實”。
是以說，火燒溝的曆史不過是人們根據出土的文物以及當時的報道，做出的一些分析和判斷，是缺乏權威的考古報告的。火燒溝文化遺址出土文物中最為突出的當推大量的陶器，它們大多制作精細，造型别緻，其中不少屬于珍品。例如人型彩陶罐、人足彩陶罐、魚形陶埙、鷹嘴壺、三狗方鼎等已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但是有報道也說，火燒溝人除了懂得如何冶煉青銅，而且能冶煉其他合金，這說明火燒溝的金屬制造業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了。考古學家李伯謙先生認為：“二裡頭文化和火燒溝文化發現的銅器最多，冶鑄青銅的技術最高。”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也說：“據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可判斷四壩文化火燒溝墓地居民的銅器制造業的發展水準，在夏代諸文化中，僅次于二裡頭文化。火燒溝墓葬中的石範證明居民已掌握制銅技術。”甚至稱，玉門火燒溝遺址是湮沒千年的夏商冶煉中心。（蘭州晨報，2011-03-03）
青銅器象征奴隸主的權威，代表着當時社會的文明程度。火燒溝遺址出土過一件四羊首青銅權杖頭，高8.5厘米，頂徑2.4厘米，底徑2.2厘米，寬7.2厘米。權杖頭飾呈長圓形，狀如橄榄。它的外形極似一細頸的小壺，中空。在下端位置飾四道凹弦紋，下端小銎孔内尚存木柄殘質，故人們都以“四羊首權杖”稱之。在腹中部偏下對稱地鑲鑄四個盤角的羊頭，羊首微下俯，雙角大曲度内彎，形象逼真，制作精巧。
權杖4隻羊首是用複合模具分鑄後，再鑲嵌于器身的。如手觸罐形體的内壁，在與4隻羊首對應的部位，可摸到4處凸起，那正是羊首預制後嵌接于器體所造成的。其造型和結構均比較複雜，使用了比較複雜的複合範、分鑄技術，是一件顯示四壩文化鑄銅工藝技術的代表作，是我國目前最早的青銅鑲嵌鑄品，這也說明當時已具備了制造銅容器的技術。
但是，問題就在這兒來了，因為權杖最早發現于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土耳其安那托利亞、黑海及裡海周圍地區，它是昭示身份、象征權威的特殊器具。我國境内的權杖頭主要分布于甘肅、陝西西部、新疆等地，有石、陶、青銅等質地，形狀有扁圓形、長圓形、長圓形四周加附裝飾等，形狀與西亞和中亞發現的同類器物非常相似。是以，今天，有些專家不認為權杖屬于華夏文明。
我們不能說這種說法是不對的，隻能說四羊首青銅權杖頭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見證，但需要強調的是，權杖不屬于華夏文明，但四羊首青銅權杖頭一定是華夏文明。因為，文明在于吸納和包容，不能因為我們的文化中出現了權杖，就認為那是外來的東西，否定我們的文化的吸納和包容性，甚至将它向外推，進而延伸至文明創造者的身份問題。就像今天很多人都信佛教，而佛教來自印度，就不能說那些信佛教的人都是印度人一樣，他們還是地道地道的中國人。而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有了很大變化，人們可以将它稱為中國佛教的。
與四羊首青銅權杖頭有着直接文化關聯的是四羊方尊。其屬于商朝晚期偏早青銅器。禮器，祭祀用品。是中國現存商代青銅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甯鄉縣黃村月山鋪轉耳侖的山腰上。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頸飾口沿外侈，每邊邊長為52.4厘米，其邊長幾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長頸，高圈足。頸部高聳，四邊上裝飾有蕉葉紋、三角夔紋和獸面紋。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個卷角羊頭，羊頭與羊頸伸出于器外，羊身與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為羊的前胸，羊腿則附于圈足上，承擔着尊體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頸背部飾鱗紋，兩側飾有美麗的長冠鳳紋，圈足上是夔紋。方尊肩飾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龍紋，尊四面正中即兩羊比鄰處，各一雙角龍首探出器表，從方尊每邊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間。全體飾有細雷紋。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線合範處均設計成長棱脊，其作用是以此來掩蓋合範時可能産生的對合不正的紋飾。
據考古學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兩次分鑄技術鑄造的，即先将羊角與龍頭單個鑄好，然後将其分别配置在外範内，再進行整體澆鑄。整個器物用塊範法澆鑄，一氣呵成，鬼斧神工，顯示了高超的鑄造水準。四羊方尊集線雕、浮雕、圓雕于一器，把平面紋飾與立體雕塑融會貫通、把器皿和動物形狀結合起來，恰到好處，以異常高超的鑄造工藝制成。在商代的青銅方尊中，此器形體的端莊典雅是無與倫比的。此尊造型簡潔、優美、雄奇，寓動于靜。被稱為“臻于極緻的青銅典範”。
從中，人們不難看出羊文化對中國人的影響極深，也有力地說了遠古的火燒溝人确是受到過西方文化的影響。我們還是那句話，即使有影響也不會影響到他們的身份，人還是那個人，但文化卻需要不斷融合才能保證其先進性。四羊首青銅權杖頭的出土恰恰說明了這一點。
根據蘭州晚報的報道，2019年10月，玉門市博物館的《華夏初光玉露河西——玉門4000年曆史文物展》剛剛結束在泉州的展覽便風塵仆仆趕往江西省九江市。從9月份開始至今為期3個月的這次展出，以火燒溝為代表的玉門文物是主角，該展覽也是在年初就被江西省文物部門、九江市文化部門列為慶祝國慶的重要展覽之一。玉門市博物館副館長王璞認為，距今4000年左右，玉門火燒溝人與九江的先民可能同宗同源，火燒溝人的來源之一有可能是三苗先民。而他們将火燒溝文物帶進九江，意在“尋親”，希望能有新的發現。
根據史籍記載，九江地處江西省北部，長江中遊南岸。上古時期這裡是“三苗”族聚居之所，後來三苗遷于三危（三危之地泛指甘青地區，今敦煌附近還有三危山）。《漢書·西羌傳》中說：“西羌之本，出自三苗”。是以，火燒溝人應是我國南方遷到三危一帶的三苗和土著的西戎融合而成。多年來，經專家對火燒溝人骨鑒定，發現這些人骨恰好具有東亞類型和南亞類型的特征，這個結論與文獻記載得以互相印證。
王璞告訴記者，玉門和九江兩地遙遙相望，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穿越曆史，我們可以看到文化之間的淵源關系。據《史記》記載，夏後氏罷了周族後稷的後代不窋的農官後，不窋率族人背井離鄉逃到西戎待了幾百年，在這幾百年中，周族與羌族長期通婚，結成姬姜軍事聯盟，而周族從不窋入西戎的這幾百年，也正是火燒溝文化存在并發展的時期。是以，火燒溝人與三苗是有淵源的。火燒溝人上承三苗，下啟周族，不但創造了先進的文化，而且是我國曆史上有重大影響的部族。
王璞認為，遷徙來的三苗族受這一帶固有少數民族的文化影響而“以變西戎”。火燒溝文化可能是江淮一帶的三苗文化居民來到河西走廊西部以後，受當地地理環境、氣候條件及西北固有戎羌部落影響而獨立發展起來的一支高度發達的地方文化。史料文獻有三苗遷于三危的說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火燒溝人群來源于東南的新資料。火燒溝人與三苗族有淵源，甚至火燒溝人的故裡可能在三苗居住的江淮一帶。（高慧霞《火燒溝人與九江先民同宗同源？玉門文物去九江“尋親”》，蘭州晚報，2019年10月21日）
這也許就是火燒溝遺址要告訴人們的有關民族及民族融合的文化秘密，不過，它還需要今天太多的考古資料來證明。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快來關注西部人文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