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承袭元代以来，以职业划分户籍的职业户计制度，即以职业为依据划分全国户籍。明初，将全国人口分为民、军、匠三大类，相应地户籍承担相应的差役，并规定军户、匠户世代相袭，役皆永充。
从社会流动的加速与职业户计制度的松弛来看，两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明朝前期，职业户计制度将军匠牢牢束缚在户籍的管控之下，但这种等级身份的限制，并不能阻挡社会阶层的流动。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阶层流动的不断加速，军匠身份管控较明前期有所松弛。
明前期，在户籍身份的束缚下，出身低微的军匠，要除去军匠籍几乎不可能。但到了明朝中后期，朝廷对户籍的管理相对松弛，使得改籍成为可能，以马轼、马愈父子为例：马轼是正统、景泰年间的天文生，正统十四年，钦天监监正许惇，在反对马轼修改历法时，认为马轼起自军匠，不谙历数，这表明马轼出身于军匠家族。
马轼因善于绘画、星占而进入钦天监，成为天文生。关于马轼的身份是否为军匠，马明达认为，明朝对军匠改籍有严格限制，许惇攻击马轼起自军匠，说明马轼的祖上很可能是军匠籍，而马轼能够供职于钦天监和画院，则说明马轼本人已经脱离军匠籍。
马轼的儿子马愈是天顺八年的进士，马愈参加科举考试时，是以天文生的身份，而非军匠身份。这说明至少在马轼时期，他们家族就已经脱离了军匠籍。
既然明朝严格禁止军匠改籍，那么为什么军匠还能够改籍呢？这至少表明在当时军匠脱籍、改籍的现象并没有明初控制得那么严格，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朝廷对户籍的管控有所松弛。
军匠脱离原来世袭的职业步入仕途，既是他们实现身份转变的表现，也是社会阶层与人口流动的结果。从军匠的入仕情况来看，世袭的军户、匠户并没有因为身份的限制，而被禁止参加科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朝廷难以执行明初役皆永充的规定。
罗丽馨认为，匠户既然能够通过科举入仕，则表明明朝法规，对匠户的限制并没有那么严格。的确如此，军匠能够参加科举，并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则反映了朝廷对其限制的松弛，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对军匠科举入仕的一种默认。
同时，军匠步入仕途，也反映了军匠逐渐脱离原有户籍的束缚，从社会的下层向上层流动趋势的加强。对于人口的流动，何炳棣认为，统治者要维持政治与社会的稳定，需要一定的社会流通，因而会对这种流动持宽容态度。
科举入仕的军匠，从嘉靖四十四年以后，直到明末近八十年的时间里，仅王相说一人考中进士，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明中后期军匠户籍身份的变动，以及朝廷管理的松弛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正如何炳棣在分析，从万历三十五年至崇祯十六年，特殊身份举子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时认为，那些特殊劳役身份早已失去其身份的原意，而融入民籍类。
陈长文他认为这种变化是军户、匠户打破户籍身份束缚的反映。可以说，军匠也有极大的可能，融入到民籍或改入他籍中，而朝廷要维持身份的世袭，也越来越困难，社会阶层流动的加速，也迫使朝廷不得不放宽对户籍的限制。
以职业划分户籍的制度，将军匠牢牢束缚在朝廷的户籍管控之下。身份世袭下的军匠，在宫廷从事相关的官手工业生产活动，以满足统治者的需求。
然而，由于军匠从事相关生产活动，带有很大的强制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于宫廷的军匠，在手工业制造方面往往不思进取，生产产品质量低劣，无法满足统治者所需。
在这一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手工业生产水平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明朝中后期，军匠的逃亡现象愈演愈烈，针对军匠大量逃亡的现象，最初朝廷力行清勾，即于原籍勾补逃亡军匠，但所勾之人，大都不谙匠艺。
在这些情况下，朝廷不得不采取相关的措施，去保证产品的质量以及劳动效率的提高，以满足自身需求。于是，在成化二十一年，规定轮班匠可以纳银代役，弘治十八年又允许住坐匠纳银代役，但这些规定，只适用于地方到京师服役的军匠，并不适用于京师地区所有的军匠。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军匠变成一种身份象征，拥有军匠身份的人，不一定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匠役的顺利完成，朝廷准许军匠纳银代役。如万历十三年，由于内府监局军匠不谙技艺，朝廷雇民匠承担相应差役，令免役军匠每月令纳工卯银二钱五分五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银代役的推行，是朝廷应对工匠身份转变的一种措施，明朝中期的役户制度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条件下，朝廷与卫所军户、匠户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