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承襲元代以來，以職業劃分戶籍的職業戶計制度，即以職業為依據劃分全國戶籍。明初，将全國人口分為民、軍、匠三大類，相應地戶籍承擔相應的差役，并規定軍戶、匠戶世代相襲，役皆永充。
從社會流動的加速與職業戶計制度的松弛來看，兩者是互相作用的關系。在明朝前期，職業戶計制度将軍匠牢牢束縛在戶籍的管控之下，但這種等級身份的限制，并不能阻擋社會階層的流動。明朝中後期，随着社會階層流動的不斷加速，軍匠身份管控較明前期有所松弛。
明前期，在戶籍身份的束縛下，出身低微的軍匠，要除去軍匠籍幾乎不可能。但到了明朝中後期，朝廷對戶籍的管理相對松弛，使得改籍成為可能，以馬轼、馬愈父子為例：馬轼是正統、景泰年間的天文生，正統十四年，欽天監監正許惇，在反對馬轼修改曆法時，認為馬轼起自軍匠，不谙曆數，這表明馬轼出身于軍匠家族。
馬轼因善于繪畫、星占而進入欽天監，成為天文生。關于馬轼的身份是否為軍匠，馬明達認為，明朝對軍匠改籍有嚴格限制，許惇攻擊馬轼起自軍匠，說明馬轼的祖上很可能是軍匠籍，而馬轼能夠供職于欽天監和畫院，則說明馬轼本人已經脫離軍匠籍。
馬轼的兒子馬愈是天順八年的進士，馬愈參加科舉考試時，是以天文生的身份，而非軍匠身份。這說明至少在馬轼時期，他們家族就已經脫離了軍匠籍。
既然明朝嚴格禁止軍匠改籍，那麼為什麼軍匠還能夠改籍呢？這至少表明在當時軍匠脫籍、改籍的現象并沒有明初控制得那麼嚴格，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朝廷對戶籍的管控有所松弛。
軍匠脫離原來世襲的職業步入仕途，既是他們實作身份轉變的表現，也是社會階層與人口流動的結果。從軍匠的入仕情況來看，世襲的軍戶、匠戶并沒有因為身份的限制，而被禁止參加科舉，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朝廷難以執行明初役皆永充的規定。
羅麗馨認為，匠戶既然能夠通過科舉入仕，則表明明朝法規，對匠戶的限制并沒有那麼嚴格。的确如此，軍匠能夠參加科舉，并通過科舉步入仕途，則反映了朝廷對其限制的松弛，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對軍匠科舉入仕的一種預設。
同時，軍匠步入仕途，也反映了軍匠逐漸脫離原有戶籍的束縛，從社會的下層向上層流動趨勢的加強。對于人口的流動，何炳棣認為，統治者要維持政治與社會的穩定，需要一定的社會流通，因而會對這種流動持寬容态度。
科舉入仕的軍匠，從嘉靖四十四年以後，直到明末近八十年的時間裡，僅王相說一人考中進士，這種情況的出現，與明中後期軍匠戶籍身份的變動，以及朝廷管理的松弛有不可分割的聯系。
正如何炳棣在分析，從萬曆三十五年至崇祯十六年，特殊身份舉子大量減少的主要原因時認為，那些特殊勞役身份早已失去其身份的原意，而融入民籍類。
陳長文他認為這種變化是軍戶、匠戶打破戶籍身份束縛的反映。可以說，軍匠也有極大的可能，融入到民籍或改入他籍中，而朝廷要維持身份的世襲，也越來越困難，社會階層流動的加速，也迫使朝廷不得不放寬對戶籍的限制。
以職業劃分戶籍的制度，将軍匠牢牢束縛在朝廷的戶籍管控之下。身份世襲下的軍匠，在宮廷從事相關的官手工業生産活動，以滿足統治者的需求。
然而，由于軍匠從事相關生産活動，帶有很大的強制性，随着時間的推移，服務于宮廷的軍匠，在手工業制造方面往往不思進取，生産産品品質低劣，無法滿足統治者所需。
在這一時期，随着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民間手工業生産水準逐漸提高。與此同時，明朝中後期，軍匠的逃亡現象愈演愈烈，針對軍匠大量逃亡的現象，最初朝廷力行清勾，即于原籍勾補逃亡軍匠，但所勾之人，大都不谙匠藝。
在這些情況下，朝廷不得不采取相關的措施，去保證産品的品質以及勞動效率的提高，以滿足自身需求。于是，在成化二十一年，規定輪班匠可以納銀代役，弘治十八年又允許住坐匠納銀代役，但這些規定，隻适用于地方到京師服役的軍匠，并不适用于京師地區所有的軍匠。
随着社會的不斷變化發展，軍匠變成一種身份象征，擁有軍匠身份的人，不一定具備相應的專業技能，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證匠役的順利完成，朝廷準許軍匠納銀代役。如萬曆十三年，由于内府監局軍匠不谙技藝，朝廷雇民匠承擔相應差役，令免役軍匠每月令納工卯銀二錢五分五厘。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以銀代役的推行，是朝廷應對工匠身份轉變的一種措施，明朝中期的役戶制度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變化條件下，朝廷與衛所軍戶、匠戶博弈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