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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大理:当嬉皮士举着爱与和平的旗帜走向享乐主义,大麻不背锅

作者:Demo戴梦

每当大城市或小地方的人来到大理,在古城或集市上,看到那些留着长发打着赤脚的男孩,编着脏辫不穿内衣的女孩,身上混搭着稀奇古怪五颜六色的异域服饰,眉骨唇下甚至舌头上,点缀着几颗看着就疼的钻钉,三五成群的席地而坐,不分你我地互相依偎,大白天就毫无负罪感地喝起酒来,一根加料的卷烟传一圈,丝毫不在乎疾病传染。游客们要么觉得自己是个土老帽,要么像是闯入失乐园的不速之客,浑身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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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网络图所示,就不配大理的实景图,以免得罪人招骂

这批人的鼻祖,来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帝。他们出生于二战后的婴儿潮,成长于衣食无忧的白人中产家庭。在科技进步,物质丰富,人际疏离,越南战争,以及马尔库塞极左思想的多重因素影响下,这些又闲又有钱,甚至有颜值和才华的年轻人,以消极生活积极反战的方式,跟主流社会,精英份子,资本主义决裂,主动选择过上流浪的生活,成为“垮掉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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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嬉皮士形象和历史背景不了解的读者,可以参考电影《阿甘正传》,以及把单纯痴情的阿甘,绿得体无完肤的女主角——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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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最后安排珍妮死于艾滋病,很有深意

随着主流社会支持越战的军火商,集权的政党,传统宗教人士,联合起来,对嬉皮士群体打压与抹黑,再加上嬉皮士群体内部的逐渐腐化,从吸食大麻和致幻剂,演变到注射海洛因(推介电影梦之安魂曲),无业游民没有收入来源导致的杀人抢劫(推介电影好莱坞往事),性解放群体滥交导致的性病传播和堕胎(推介电影猜火车),滋生一系列社会问题,让“嬉皮士”这个词逐渐有了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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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那个年代,真正领悟到嬉皮士精神内核,并在这种精神下成为嬉皮士的有:因父亲是侵华日军而断绝关系并拒绝生育的村上春树,一直在路上但绝不向平庸低头的作家杰克•凯鲁亚克,拒绝诺贝尔奖的民谣歌手鲍勃•迪伦,死于歌迷之手的约翰•列侬,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免费开放各项专利,说造火箭就送火箭上天的马斯克,富可敌国不怕死在太空的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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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乔布斯所说:“如果必须二选一的话,我肯定是嬉皮士,我所有的同事都属于嬉皮士。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些活动在我家后院举行,启发了我有些东西,是超越日常忙碌琐碎的生活的,就像硬币还有另一面,在生活的间隙,我们都能感受到某种冲动,想要找回生活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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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互联网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而对于当时大部分跟风的嬉皮士而言,那只是“很酷”的事情。他们既没搞清生活,也没认清社会,从小家境优渥,受过良好教育,因而具有善良的心地和高尚的理想。

但是又因没有身处底层,受过社会毒打,无法在实践中认清残酷真相;又不像天赋异禀的大哲人们,能足不出户就格物致知,总结出天道规律,仅仅凭借满腔的爱与热枕,以为在枪杆子里插上一朵鲜花,就可以改变他人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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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

背后有家庭兜底,在血气方刚的叛逆年龄,找不到心灵的出口,无处安放的下半身,只能用行为的叛逆,来逃避那一代人面对的复杂国际形势和社会责任。

这种用情绪代替理性,用主观美好的愿望,对抗真实的社会运行规律;无视文明的自然推进不可逆转,反科技反商业反物质;通过部落群居性自由和无偿分享食物,这些不可能大规模实现和持久的事,试图瓦解现代文明的存在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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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违反“规律”的事物,注定长久不了,嬉皮士在67年最高峰的“爱之夏”运动后,于70年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批人因失望转而离开欧美,向着神秘的东方进军。

印度果阿,泰国拜县,尼泊尔深山,以及东南亚各个阳光灿烂,盛产大麻的地方,都是他们新的乌托邦。而连接着东南亚多国的云南,成为嬉皮士们进入中国的大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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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在千禧年前后来到大理,感慨着这是什么神仙地方!宜居的环境,低廉的物价,良好的治安,友善的当地人,尤其是漫山遍野的纯正大麻,让他们决定扎根于此。昔日的友人以及国内的嬉皮士,都不断闻风而来。

就这样,中国西南边陲地区的这座十八线小城,在奥运会还没举办时,人民路,洋人街就已经显得非常国际化。这些人的聚集,让大理有了两个别称“大理福尼亚”和“南诏斯特丹”,分别代表着大麻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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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内的社会环境和法律制度,性自由和毒品的空间本身就很小,再加上大理警方对大麻的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苍山随处可见的草本叶子,白族大妈精心卷好,能在古城公开兜售的高价卷烟,逐渐转变为绝不允许流通的常规毒品。并且通过基因改造技术,让苍山上的大麻失去“药性”。这都使得来自世界各地,生活在大理的“老飞行员”,只能陆续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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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再加上这几年来大理的九零后,零零后越来越多。村口的大麻树,还没结出带劲的果实,就被全村隐居于此的嬉皮士惦记上,深夜提前收割了;没有固定工作,导致口袋里的钱,又不够去买化学合成的。没有大麻的大理,对于已经把“嬉皮士”的格调,降成瘾君子的人来说没有灵魂,所以因物价低廉而坚守在大理的“新飞行员”们,只能自称是末法时代里“最后的嬉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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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美国那批老嬉皮士,确实走上街头,干了实事

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理想主义,是开不出改造物质世界的花,只会结出自暴自弃的果。大部分空想主义者,最终不可避免在最美好的年纪,滑向享乐主义的深渊,沉迷于感官刺激的无法自拔,赶往每场派对狂欢,喝着廉价啤酒,混沌不可终日。当青春的潮水像遮羞布一样褪去,裸泳的人,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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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嬉皮士,有能力实现物质自由,转而追求精神自由和致力于他人自由;伪嬉皮士用流浪和颓废,这些外在的形式,来表达对自由的追求,不创造社会价值,看不起螺丝钉,最后还是得依靠全社会纳税人建立的福利体系,为他们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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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来大理那会,常跟这些自称嬉皮士的人交流,以为他们至少看过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或者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结果他们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些书,而是告诉我,他们初高中时读了《乖某某头》《阿弥陀佛萌萌哒》就对大理丽江充满向往,所以去工厂没打几天螺丝没端几天盘子,就立刻辞职浪迹天涯。他们问我,看过这本书没,我说看过。他们又问我,你也是嬉皮士吗?其实我内心还确实是个嬉皮士,但是我怕他们找我借钱,只能摇头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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