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犬养毅政友会内阁接替若槻礼次郎民政党内阁，这自是一个对军部听话多了的内阁，这是法西斯化“开局之年”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法西斯化进程加速的起点。新内阁在法西斯化进程中大约有如下“贡献”：
一是在以一夕会为代表的军部法西斯分子的策动下，在以下层军官为代表的民间法西斯分子的鼓噪下，各派法西斯势力的共同代表人物荒木贞夫出任陆军大臣。政友会内的一批亲军部的分子也纷纷入阁。犬养内阁一改前任之“消极政策”，对军部侵略行动给予积极支持。在这一个内阁期间，军部顺利完成了对东三省的占领，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并在这一事变的掩护下，完成了伪满洲国的炮制。
二是犬养内阁一改前任的紧缩政策，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大张旗鼓地扩张财政。当然，扩张出来的财政不是用于改善人民生活，使国家的发展步入正轨，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军部的扩军备战，支持它的侵略扩张。在这种“军需通货膨胀”政策的支持下，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突飞猛进，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上升，而轻纺工业则持续下降，日本经济结构急剧发生变化。
日本向来是一个农业依然保留残酷封建剥削、轻工业比重极高的落后帝国主义国家，尽管多年来不断对外发动战争，但是那些与战争相关的产业在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这是专制封建帝国主义的必然结果，越是反动的，就越是落后的。不过此时此刻情况不同了，这是一个工业化战争的新时代，是一个反动邪恶的新势力登台亮相的时代，两者一结合就出现了强力推动下的前所未有的可怕发展局面。
于是，当其他帝国主义还深陷危机中时，德日这两个帝国主义却逆势而动地“兴旺”起来。而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实力迅速增强还伴随着工业化水平急剧提升的结构变化。于是，尽管它依然处于帝国主义末流水平，但表现出更加气势汹汹的扩张之势。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的二战直接准备期内，重工业特别是战略原料和军事工业这些战争相关的产业成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增长，一些产业从无到有也被强力发展起来了，到1937年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重工业特别是那些战争产业开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产业。
这是一个战争刺激出来的、迅猛的、畸形的发展过程。和德国帝国主义一样，伴随着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财政紧张、外汇紧张、原材料紧张等一系列紧张局面也在日本帝国主义那里出现了，确切一点说，对一向资源贫乏的日本帝国主义来说，紧张程度要远高于它的德国同伙，而伴随着经济的畸形发展，一直以来作为财政和外汇根基的轻纺工业相对衰落，进一步加重了这一局面。战争刺激起来的东西只能通过战争途径获得发展，膨胀起来的战争经济只能通过新的掠夺获得扩张渠道。
残酷的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准备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朝鲜、台湾以及新到手的满洲，还有接下来要侵略的华北，日本帝国主义都是将其纳入战争经济范围，通盘考虑予以掠夺的。尤其是对满洲这块最大的殖民地，它到手之前，各种掠夺计划就纷纷出炉出笼了，其核心就是如何实现“日满一体化”，让满洲“尽其所能”为其战争准备服务。
当然光靠竭泽而渔地掠夺贫弱到了极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是根本无法满足其战争经济欲壑，必须有新的来源为其战争准备服务，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提供了这一来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和战争准备无疑又是一大“商机”，以美国垄断资本为首的力量无疑又找到了“贡献”其力量的良机，大量的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经济，日本帝国主义缺什么，它就提供什么，它的“服务”是相当到位。它继续以中立之名拒绝承担国际义务，“中立”这个东西真是个“好东西”呀，在它之下，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肆意妄为，什么伤天害理，在这里都是稀松平常，对战争帮凶的角色，美帝国主义是“当之无愧”的。
好了，侵略扩张是日本法西斯化的一翼，而以重工业和军工业为主的战争经济大发展则是另一翼，光有侵略扩张这个法西斯化的“龙头”不行，还得有经济基础，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战争经济的大发展开启了军部法西斯与垄断资本的结合过程。
好了，说了犬养内阁的“好”，我们还要说说它的“不好”。这个内阁显然为日本法西斯化立下了不少“功劳”，不过仍然不是一个令军部满意的内阁。首先它依然是一个政党内阁，其次尽管它倾向了军部，但依然不愿意乖乖服从军部，还不时制造一些小掣肘。因此，搞垮它，建立更听话的内阁已经在军部的谋划中。恰在此时，左翼民间法西斯制造的政治恐怖事件帮了它的忙。
之前我们说了，左翼民间法西斯早就想采取行动了。面对“江河日下”、民不聊生的日本，他们是焦虑不安，特别是来自危机最重的农村地区的井上日召的日本主义派、桔孝三郎的农本主义派更是如此，他们属于左翼中的左翼，对日本侵略扩张不感兴趣，而对实现他们心目中的“改造日本”充满期待。不知出路何在的他们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一些海军下层军官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暗杀这条政治恐怖道路，先后制造了“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暗杀直指政党和财阀，恐怖制造者们宣称要“清君侧”，去除隔在天皇和国民之间的“障碍”，实现天皇亲政。
事件的直接结果是，除了包括首相犬养毅在内的几位政界财界要人命丧黄泉外，对日本现有政治经济体系并未造成太大冲击，但是对事件的处理就截然不同了。军部法西斯立刻抓住机会，对事件进行前所未有的包装，力图把它打造成一场强有力的法西斯宣传狂潮。对恐怖制造者的审判变成了他们对包括政党政治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控诉，他们的愚昧无知被当作“献身精神”加以颂扬，他们对天皇的迷信被美化成“忧国忧民”、“爱国赤诚”的效忠天皇的典范加以仰慕。这是事件的必然结果，恐怖制造者从来没有跳出统治阶级为之规划好的路线，因而只能为统治阶级服务。这样的“献身精神”、这样的典范，正可被法西斯用来驱使人民充当战争的炮灰。
依仗这场法西斯狂潮，军部一举终结了政党内阁，不过军部还无法一口吞下内阁。新的内阁虽然不再是选举产生的议会多数党内阁，但又回到了天皇身边的元老重臣推荐内阁的时代。帝国主义体系内的稳健派政治力量，包括以西园寺公望为代表一批元老重臣，还不愿把政权交给冒险急进的军部法西斯，而法西斯本身羽翼还不够丰满。于是在各派力量的妥协下，带有中间派色彩的斋藤实内阁于1932年5月26日诞生了。新内阁是由军部、官僚、政党三方组成的号称“举国一致”的内阁，实际上是各派势力不稳定结合的大杂烩内阁，因而是一个带有过渡性质的内阁。
军部在这一内阁中的发言权无疑是主导性的。1932年9月，内阁正式认可了军部一手扶持的伪满洲国。在这一内阁期间，军部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再立新功”：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之后越过长城，不断在华北地区挑起事端，开始了蚕食华北的侵略行动。与此同时，在军部的主导下，日本帝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一样正式退出国联，这样一个懦弱的机构也成了它侵略道路上的绊脚石。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侵略道路上越走越远，建立更强有力的独裁体制也就势所必然了。
在内阁中，法西斯势力代表者荒木贞夫留任陆军大臣。有强大军部的支持，荒木无疑是内阁中的活跃人物。他一方面整顿其管辖下的陆军，大搞任人唯亲，那些曾经支持他的法西斯分子包括一夕会分子纷纷荣登高位，军部这个法西斯机构的法西斯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了。另一方面，为了更彻底消除政党对国策的影响，同时提高军部的影响，在荒木的主导下，内阁确立了新的决策机制，即有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参加的五相会议。新决策机制的意义在于决策的独裁性提高了；五相中有两相是军部大臣，同时军部不但可以参与与之有关的军政大事的决策，更可以参与到一般国事的决策，军部的地位提升了，日本的法西斯化又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在最初的五相会议中，军部并未取得主导地位，主张在国际国内都走协调路线、反对一切为了“国防”的稳健派占了上风。这也表明新内阁依然不是一个乖乖听话的内阁，它还不时与政党勾勾搭搭，掣肘军部。而政党还想“死灰复燃”，重新夺回内阁大位。这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整体走向法西斯的同时，还不时出现一些“游移不定”，稳健派的主张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斋藤实内阁因帝国人造丝公司事件总辞职，在西园寺公望为首的元老重臣的推荐下，冈田启介于1934年7月8日接掌内阁大位。冈田内阁实际上是斋藤内阁的继续，继续反映元老重臣稳定政局的期待。在冈田这个新的大杂烩内阁中，官僚的成分上升明显，政党的成分继续下跌。当然，不管如何，军部在内阁中的发言权继续稳步上升。元老重臣推荐这届内阁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让它处理好《伦敦海军条约》续约问题，确保日本继续留在裁军条约内。然而在海军的强大压力下，软弱的冈田内阁显然无法承担这一重任，最终满足了海军的一切要求，彻底退出了裁军条约，这是日本在战争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又一严重步骤。
陆军向冈田内阁提出的要求是统一在伪满的机构，伪满将由陆军独家掌控，内阁其他部门不得介入，这显然是军部独裁的雏形。尽管遭到内阁其他部门的反对，陆军的要求还是在冈田内阁中得到实现。
当然，我们的军部不会就此罢休，它不断把新的要求送到冈田内阁面前。在1936年度的预算中，陆海二省提出了高达十亿元的军费要求，这一要求接近总预算的一半，而之前一直实行的30%左右的占比已经使日本帝国主义在列强中独占鳌头。这一预算无疑又是一个加重人民负担、让财阀大得其利、让军国主义将日本推向战争深渊的预算。在帝国主义、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民的要求不可能出现在预算中，冈田内阁更不是代表人民的内阁，除了屈从军部的要求外，它不会做出别的选择。
1934年10月，陆军省发表题为《国防的意义及其强化》的小册子，公然宣称：“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国防是国家发展壮大的基本动力”，主张建设“国防”国家，扩军备战，建立“总体战”体制。这本带有纲领性质的小册子既是军部野心的公开表达，更表明它离建立独裁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这一内阁的帮助下，在中国反动派的不断妥协退让下，军部继续以政治经济手段蚕食华北政权，侵略行动是顺风顺水。继东北之后，华北也正在成为军部的囊中之物。新的侵略“功业”让军部是“光辉耀眼”得很。
冈田内阁依然不是一个真正服从军部的内阁，这可以从元老重臣创立这个内阁的目的看出来。尽管它满足了军部的一切要求，但不是痛痛快快满足的，军部总是要施加很大压力。其实，回顾“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各届内阁，它们一个比一个更加听命于军部，但是又与军部保持一定距离。它们不断向军部妥协退让，表面上的原因是它们生怕军部这个不择手段的“冒险家”惹是生非，搅得政局不宁，于是为了稳定，它们就不断向军部妥协，满足它的要求。但是，我想，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它们作为一般帝国主义，缺乏军部敢走极端的“勇气”、敢于冒险的“魄力”，它们既期望军部“再立新功”，又害怕它冒险过猛，极端过度。它们不断地游移于遏制和纵容之间，但是总的趋势是遏制的成分越来越小，纵容的成分越来越大，直至它们本身也变成“军部”。
进入1932年，在内阁不断向军部靠拢这个首要法西斯化进程外，日本法西斯化在更广领域内展开了，已经不只是民间法西斯和军部法西斯了，财阀开始与法西斯结合了，法西斯官僚开始出现了，工农运动开始“转向”了，法西斯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开进攻、实施掌控，一场真正的、彻底的法西斯运动开始了。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财阀与法西斯的结合。按理说，财阀与法西斯的结合是必然的。财阀从诞生之初就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就与战争结下“不解之缘”。新的历史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再次选择战争，无非是它的经济基础财阀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的必然结果。不过，双方的结合依然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磨合期”。“军需通货膨胀”刺激下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突飞猛进无疑让在这一领域占优的财阀再次大得其利，经过多年的游离后，财阀与战争再次建立直接联系。不过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猛烈调整，一些轻纺工业比重高的旧财阀并没有马上赶上这一步伐，它们的经济体系与战争经济体系出现了差距，尽管它们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错误”，不过调整依然需要一个过程。与此同时，军部法西斯在其发迹之初和民间法西斯一样也有浓重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不但反对政党政治，也反对垄断财阀，他们甚至不允许财阀进入其新开辟的伪满殖民地，于是双方就有了隔阂。当然军部法西斯也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它认识到没有财阀这个最深厚、最强大的阶级基础，自己就是无根之草、无本之木，于是军部法西斯开始主动消除隔阂，加强与财阀联系。军部法西斯开始将财阀视为其独裁统治的真正阶级基础，财阀也开始改变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放弃政党这个日益无用的代理人，全力以赴支持军部法西斯掌权。
当然，军部法西斯与财阀结合不只体现在“理念”上，更体现在实践中。军部建立“总体战”体制，核心的一环是统制经济，即建立战争计划经济体制。那么建立这样一个体制，最可依靠的力量就是最渴望战争的财阀。在统制经济上，双方又找到了共同点：法西斯全力维护财阀利益，财阀则全力支持统制经济。
进入1932年，在民间法西斯和军部法西斯之外，一支新的法西斯势力——法西斯官僚也开始在日本政坛活跃起来，我们之前说了，进入二十年代，专制官僚集团在日本帝国主义体系内的地位开始下降，一部分官僚转向政党集团，成为政党化官僚，但更有一部分转向更加反动的法西斯。危机到来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内阁各部、贵族院和宫廷集团等官僚组织内出现许多“革新派”人物，有近卫文麿、广田弘毅、木户幸一这些后来在日本法西斯化道路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通过金鸡学院、国维会等组织进行集会，加强与军部法西斯和财阀的联系，共同商讨“改造日本”的种种计划，这标志着法西斯官僚作为一个整体开始出现于日本帝国主义体系内。法西斯官僚也和其他法西斯一样以“反资本主义”的面貌出现，当然它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而不是它的独裁专政。它支持军部独裁，支持“国家统制”，支持“总体战”体制，同时也支持在这种体制下加强财阀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掌控，总之一点，它支持的是各派法西斯势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强大的独裁体制。与“实干家”军部不同，法西斯官僚更具有理论色彩，它不但鼓吹“总体战”体制，更为其制造出一个深厚的理论和哲学基础，使之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
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全面介绍军部法西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之前虽有军部法西斯利用民间法西斯，但并不全面代表这一关系。有了财阀作阶级基础，有了官僚法西斯作左膀右臂，并将广大人民群众俘虏至麾下，才算军部法西斯化的完整版本。法西斯将人民群众纳至麾下，首先依靠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强大的专制主义、军国主义传统，其次依靠由战争和民间法西斯掀起的一次又一次法西斯狂潮，再次依靠“军需通货膨胀”带来的短暂繁荣对人民群众反抗情绪的消弭。
当然依靠这些仍不足以敉平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军部法西斯给出的根本出路是把这种不满情绪引向战争，但在这之前要消灭领导人民群众走向反抗的左翼革命力量。1932年，以共产党为首的左翼革命力量逐渐纠正了自己的“左”倾错误，革命运动又开始出现兴旺之势，然而新一轮的镇压迅速而至。法西斯主导下的镇压是前所未有的，革命力量遭遇灭顶之灾，组织机构基本被摧毁。共产党无法承受住这样的打击，变节者大量出现，纷纷宣布脱党，拥护天皇制，向法西斯投降。
左翼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工农群众的右翼政党则全面“转向”，开始由帝国主义在群众中的台柱转化为法西斯在群众中的台柱。右翼政党部分领导人完全退化为法西斯分子，给法西斯运动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以更具蛊惑性的方式宣传法西斯，公开向军部法西斯献媚。革命进步力量被严重打击，反动倒退的东西就会迅速高涨起来，人民群众就会被更大规模地驱入法西斯的罪恶洪流。
法西斯运动开始向纵深发展，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开猛烈的冲击，一场由民间法西斯主导、由军部法西斯助推并充分利用其成果的思想统制运动展开了，不独共产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也要被彻底消灭。“罢黜百家、独尊天皇”的“明征国体”运动开始了，思想学术界的法西斯运动开始了，“司法官赤化”和“教员赤化”被严厉镇压，泷川幸辰的法律学说被禁止了，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被取缔了。依靠天皇这个至高无上的金字招牌，法西斯思想是压倒一切，一切不合意的东西都被扣上“赤化思想”“破坏国体”的帽子，逐出日本帝国主义世界。法西斯一统天下，将皇国史观，将极端民族主义，将一切适合侵略扩展的东西，统统灌输给人民，使之成为驯服的战争奴隶。
在介绍了法西斯的“节节胜利”之后，我们现在有必要回顾一下法西斯的内部矛盾，这一矛盾并不是法西斯的破坏因素，而是促使它更加法西斯化的因素。法西斯内部的矛盾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军部法西斯内部皇道派和统制派的矛盾，二是作为法西斯右翼的军部法西斯和民间法西斯左翼的矛盾。
皇道派和统制派作为军部法西斯都强调军部独裁，强调侵略扩张，不同之处是前者强调只需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所蕴藏的强大的、反动的精神力量就可以赢得军部独裁和侵略战争，“皇军”凭借着对天皇的愚忠就可以无往而不胜；后者则比前者更现实一点、辩证一点，强调指出，“皇军”的愚忠固然需要，更需要建立“总体战”体制，军部独裁，统制经济，与财阀和法西斯官僚合作，动员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力量才能赢得战争。显然，统制派全面继承了当年一夕会的东西，是军部法西斯的正宗和主流，军部法西斯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只因为出现了皇道派这个支流和阻碍，军部法西斯才需要统制派这个主流与之对抗。
荒木贞夫担任陆军大臣期间，皇道派开始形成。荒木一贯鼓吹皇道论和国体论，也就是皇国史观那一套东西。荒木任职期间任人唯亲，排斥异己，于是很快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鼓吹狂热精神主义的新派阀。后来林铣十郎接替荒木贞夫担任陆军大臣，任用统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铁山为军务局长，大肆排挤皇道派，两派的矛盾由此产生。
军部法西斯和民间法西斯左翼的矛盾实际上与军部内部的矛盾密切相关的。在对待天皇问题上，民间法西斯左翼与皇道派实际上是有“共同语言”的，民间法西斯左翼相信天皇会拯救他们，而皇道派则大肆鼓吹皇国史观，因此它们之间表面上是没有矛盾的。如果我们对皇道派加以扩大，民间法西斯左翼可以视为皇道派的下层，而军部中的皇道派可以视为皇道派的上层。但是民间法西斯左翼与统制派之间就不同了：前者强调日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内部问题，因此首先内部改造，后者强调日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外部问题，因此对外侵略第一；前者强调“天皇亲政”，后者强调军部独裁；前者反对财阀，后者与财阀结合。因此，民间法西斯左翼与军部法西斯的矛盾，实际上就是与统制派的矛盾。
经过“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后，民间法西斯左翼实际上就剩下了受北一辉影响的那批下层军官。他们“信赖”的荒木贞夫上台了，于是就没有参与这些事件。后来，荒木贞夫下台了，于是伴随着军部法西斯内部矛盾的尖锐，他们对统制派的不满也急剧上升，事实上，他们与统制派的矛盾远比军部内部的矛盾尖锐。于是双方展开了斗争，统制派坚决要去除日本法西斯化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它的对手也与之展开了斗争。斗争的高潮就是“二·二六”事件。
让我们把时间再转到1936年，这一年无疑将以极其醒目的“二·二六”事件载入史册。受北一辉影响的下层军官发动的这场政变，较之前的“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规模更大，组织性更强。一支1400余人的队伍——他们是守卫京畿部队的一部分——在下层军官领导下，突然行动，刺杀多名政要，占领国家要害部门，并通过“同情”他们的政界军界上层人士将诉求反映至天皇。事件基本够得上政变级别，对统治集团的震动无疑是巨大的，算得上是民间法西斯左翼的“巅峰之作”。
不过政变者依然没有跳出民间法西斯左翼所具有的劣根性：愚昧、无知、反动。他们在政变中提出的东西就是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那一套东西，他们依然幻想着统治阶级中会有“圣人”出来拯救万民于水火。他们怀着极其真诚的愿望发动了政变，只想“上达天听”“请求圣断”，然而“天听”和“圣断”就没有这么真诚了。“天听”和“圣断”的嗅觉是灵敏的，它迅速意识到这次政变不同以往，尽管方式上是愚昧无知的，但政变者所代表的下层民众已经出现了威胁统治阶级的迹象。因此，镇压成了统治集团对待此次政变的主调。
当然，军部不但要代表统治集团镇压政变，清除已经对它构成威胁的民间法西斯左翼，将想利用政变浑水摸鱼的皇道派排挤出去，更要像对待“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那样，充分利用政变的“法西斯效应”，将日本的法西斯化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阶段。
“二·二六”政变的第一个“法西斯效应”就是法西斯分子对军部展开大规模的整肃运动，进一步提升军部的法西斯化程度。参与政变的下层军官被秘密地迅速判决，为首者处以极刑。另外，北一辉和西田税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政变，但无疑是政变者的思想灵魂，因此也遭到同样的对待。秘密判决决定了左翼民间法西斯分子无法利用审判讲台宣扬自己思想，“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的结局没有重演。大权在握的军部法西斯已经不需要这样的宣扬了。
大规模的人事调动开始了。不独与政变有瓜葛的皇道派分子，就是支持过统制派的那些人物也被法西斯分子看做是老朽人物，统统打入预备役这个“冷宫”。更加反动、更加极端的法西斯分子掌握了军部大位，以一夕会分子为代表的那批法西斯分子在军部法西斯体系中地位更高了，能量更大了，更能左右一切了。对他们来说，军部面貌可谓是“焕然一新”。巴登巴登密约中展示的“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的局面终于出现了，有更大作为的时刻到来了。
当然，“焕然一新”的不只是军部，而是整个日本帝国主义世界。新成立的广田弘毅内阁尽管依然是元老重臣推荐的，但此时的元老重臣对军部是唯命是从。新内阁一成立，军部就为它规定了行动方针：
加强国防——实质上是加强军备，为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做好准备。
明征国体——继续推进思想统制运动，确保法西斯掌控一切。
安定民生——这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实际上是“国防”加强了，民生就不可能“安定”。
革新外交——外交要百分之百服从侵略战争的需要，要按照军部的路线走。
军部要求内阁人选要按照上述方针决定，一切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物坚决摒弃不用，政党人物则要严格控制任用。军部力图把新内阁打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军部内阁”。
上台伊始，新内阁就发表了“全面革新政治”的政纲，它要革除的是帝国主义稳健统治方针，兴起的是极端冒险的法西斯统治路线。1936年8月7日召开的五相会议可以看作是一次全面贯彻“革新政治”方针的会议，也是一次开始用五相会议代替内阁全体会议决定军国大事的会议。军部在斋藤实内阁期间的五相会议中没有满足的要求，通过此次会议全部获得满足。会议通过了名为“国策基准”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就其内容来说并没有新意，无非军部法西斯多年来宣扬的那些东西：一方面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再次展现一番，它要“排斥列强对东亚的霸道政策”，要充当“东亚的安定势力”，并“向南洋发展”；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这样的野心，就必须建立“总体战”体制，“革新”政治、经济、文化，实施大规模扩军，发展实现这一野心所必需的“产业和贸易”，实现“国防和产业所必需的重要原料和燃料的自给自足”。
问题的关键不是文件的内容，而是文件来自哪里。它不是出自军部之手，而是出自内阁之手，它表明内阁也“法西斯化”了，表明军部独裁的大厦基本建成，下一步就是为这个大厦添砖加瓦，使之成为一个森严残酷的法西斯战争体系。
秉承军部意旨，广田内阁不遗余力地推动日本帝国主义向这个体系迈进。它宣称要“革新财政”，彻底打破前任“健全财政”的底线，无限制地扩张财政，全力满足军部扩军备战的要求；它宣称要实行“广义国防”，不但要发展军工产业，更要发展与之有关的重工业，向自给自足的战时经济体系迈进；它宣称要“改革税制”“合理负担”，于是把前所未有的军费负担更大规模地转到人民的头上；它宣称要“改革教育”“统一舆论”，继续推进法西斯思想统制；与军部独裁相适应，它全力推进官僚独裁，继续打压政党政治，彻底铲除资产阶级民主残余，意在建立“举国一致”的法西斯政治体制；它继续推进对华政治经济侵略，加大对伪满殖民地的掠夺力度，千方百计逼迫国民党政府走亲日路线，力图实现鲸吞中国的侵略“梦想”；它与德国法西斯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法西斯轴心同盟体系开始出现，日本法西斯在侵略扩张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经过这一番猛烈行动，一个准战时体制终于在日本帝国主义体系内形成了。对言听计从的广田内阁，军部法西斯是满意的，不过对整个日本帝国主义体系来说，这个内阁仍有“不足之处”：问题不在于它秉承军部意旨全力向纵深推进日本法西斯化，而在于推进得过猛，立刻导致日本帝国主义体系内各种矛盾的猛然激化。人民群众当中再次掀起反法西斯的波澜，而在统治集团内，排挤出权力中枢的政党力量也突然“正义”起来，在议会内对军部独裁展开猛烈攻击。刚登上独裁之位的军部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大有再失江山之虞。
面对突然来临的法西斯独裁，面对准战时体制对人民利益的掠夺，不但工农群众中的左翼力量，就是已经开始“转向”的右翼力量也表现出反抗情绪，工农运动似乎又要走向高潮。于是共产党被镇压后遗留下来的左翼组织响应共产国际“七大”的号召，效仿法国和西班牙，也想在日本展开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运动。他们已经做出好了同右翼组织合并的准备，共同展开斗争。然而，当真正的反法西斯运动来临时，右翼势力很快就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它绝不会偏离帝国主义群众台柱的角色。尽管稍有不满，但它很快就遵从帝国主义的意旨服从法西斯独裁，并最终彻底向它投降。共产党遭到镇压后遗留下来的左翼组织本来就是力量弱小，意志不够坚强，面对掌握群众大多数的右翼势力的反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运动只能走向流产。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未能形成，不过政友会、民政党两大资产阶级政党突然不依不饶起来，它们摆出绝不会向军部独裁低头的姿态，在议会内与其展开“殊死搏斗”。面对此种局面，广田内阁也支撑不下去了，只好辞职。1937年2月2日上台的林铣十郎内阁依然是一个军部独裁下的内阁。新内阁对前任政策作出一些调整，力图消除这一政策不利于财阀的成分，确保军部扩军备战的需要同财阀企业生产能力的提升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体系被更大规模地纳入统制经济轨道。但新内阁依然无法消除军部和政党的矛盾，这一矛盾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坚持了近四个月的林内阁也成了这一矛盾的牺牲品。
面对此种局面，我们显然不能把军部与政党的矛盾简单地理解为争权夺利的矛盾，因为之前政党对军部不断妥协退让，军部不断搞垮政党内阁，甚至政党都要走上追随军部的道路，而此时政党势力突然反弹，连续推翻两届军部独裁下的内阁。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大盘”中，军部的“股价”突然下挫，而政党的“股价”却要上扬了。政党与军部是在争权夺利，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导向法西斯战争体制所激化的各种矛盾也从中反映出来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虽然没有通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条正义途径表达出来，却通过政党这个反动途径曲折地反映出来了。
由此可见，军部虽然掌权了，但是还没有稳定地掌权，而且如果它找不到新的出路的话，这种不稳定性还会继续增大。军部的出路或者说此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出路，毫无疑问，只能是发动战争。它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夺取政权靠发动战争，此时巩固政权同样需要发动战争。随着全面侵华战争的到来，随着更反动的人物走上内阁舞台，军部法西斯最终会把自己的独裁统治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日本帝国主义也将彻底走上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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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道路就是灵魂。有各种各样的道路，有尊重客观规律、自觉选择的正义进步之路，有只顾眼前利益、盲目发展的邪恶反动之路。前者无疑是一条艰苦卓绝之路，但更是一条确保我们永远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正确的利益根基一旦铸就，创造的发展之魂必将大放光芒。后者往往具有捷径的迷惑性，我们总是会盲目地顺着它走下去，但是邪恶的利益格局一旦固化，强大的反动力量终将把我们推入罪恶的深渊。
历史早已翻过了那血腥罪恶的一页，完全迥异于过去的新的时代、新的未来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已经做出选择，我们坚信我们的选择是推动我们永不停息、勇往直前的伟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