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随笔｜从“开无轨电车”看上海人的“不搭界”“拎得清”

五方杂处、万商云集组成的“陌生人社会”，造就了海派文化的包容性和规则意识。

别的不论，仅以上海话的多个来源就可以说明这一特征。“阿拉上海人”中的“阿拉”两字就是从宁波话引进的；随着苏北人到上海谋生日益增多，苏北话形容极好、很好的“呱呱叫”，逐渐成为上海话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上海话中还有不少从英语中转来的词，如“水门汀”“巴士”“咖啡”等。

马克思曾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类似语言现象，正是包容性的典型体现。海派文化的包容性，还为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的集聚活动创造了较为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

当时的上海有来自苏、浙、皖、豫、冀、鲁等地的外地人，还有来自英、美、法、俄、意等国的外国人。海派文化的包容性，使这些外地人、外国人可以“随意流动”，在咖啡厅、小食店、茶馆、饭店自由活动。这就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左翼人士的联络和集聚等创造了有利的时空条件。

除了包容性以外，规则意识也是海派文化的鲜明特征。包容性与规则意识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规则制约的包容，谈不上“包”和“容”，而只能称之为无法无天、无边无际。

海派文化中的规则意识，也可以在上海话中得到体现。“不搭界”与“拎得清”“拎不清”是上海话中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词。“不搭界”中的“界”就是边界、界限之意，“搭”表示重合、共同、有关联之意。所谓“不搭界”，就是不相干，言下之意就是与你（我）无关。

这种无关的状态，还有一种表达方式，即“浑身不搭界”。说这句话时，如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那就是形容词的最高级别了。如果某人对这类“不搭界”的事想不明白，而总想去沾亲带故，那就属于“拎不清”。

“拎”这一动词是与竖连在一起的。只有竖着“提”才称之为“拎”，拎起来的东西就会一根根条理分明、清清楚楚。上海人常用“拎得清”来形容思维敏捷、理解力强、逻辑性好、“知好歹”。

通过“拎得清”的用法，可以看出上海人是重“分界”的，分清彼此的界限，以明确此事该做不该做、该讲不该讲。凡该做、该讲而当机立断，做了、讲了的，就是“拎得清”。这种思维方式，有利于新思想在上海的存在与传播。

近代以来，海派文化还具有领先于全国的工业文明特质。这一特质，既表现为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领先于全国，也表现为社会心理与工业化的趋同。

据1919年的《新青年》调查，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共计50万工人。当时上海城市人口才200万，工人占了四分之一，而当时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比例还不到5%。

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使海派文化率先融入了工业文明。例如，海派文化中流行的是“凭本事吃饭”，而非传统社会宣扬的“学而优则仕”。

许多反映工业文明的技术用语，也早已进入上海人的日常口语之中。比如，说话无边际、乱说一通被戏称为“开无轨电车”，通宵工作叫“开夜车”，双脚步行被称作“开11路电车”。这些看似平常的词语变化，实际上折射了工业文明对海派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此，1919年6月上海工人大罢工之后，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绝非所谓的历史偶然。以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诚如恩格斯所言，“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可以说，这一转移正是历史的必然表现。

（作者高惠珠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