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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先汉民族史》系列
120文王归周
上节说到，商王帝辛为了筹划后续三次征伐夷方，防止周国在背后添乱，便在一征东夷之后、二征东夷之前，大约帝辛13年，在关中举行大蒐礼，趁机把周侯姬昌带到商王都软禁起来。
这是一次漫长的软禁，长达七年。后世有两位著名的一方军阀，遭遇过与姬昌类似的经历，他们就是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和明末清初东南海商首领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韩信丢失楚国王位后，被软禁在长安长达5年，郑芝龙丢掉福建军权后，被软禁在北京长达16年。而且两人的最终结局，都是被朝廷弄死。
所以姬昌被带到商王都，并软禁在羑里之后，惶惶不可终日。在长期的软禁岁月中，姬昌无所事事，却因此学会了商族人的占卜之术，并且小有成就，传说卦卜经典之作《易经》，就是由姬昌写成的。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就说到，「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本来姬昌学习占卜之术，只是为了打发无聊而又担惊受怕的软禁时光，把精力投入到其乐无穷的精神世界中，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尽量不去想被软禁的最终结局。
因为姬昌知道，东夷被征服的那一天，就是自己的死难之日。
但是造化弄人，被软禁的第七个年头，商王帝辛却把姬昌释放了，允许他回到周国。
除此以外，帝辛还赐给周侯姬昌弓矢斧钺，这意味着姬昌获得了商王授予的征伐大权，可以合法征讨周边的方国。
这个事情转变的也太突然，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姬昌被释放的时间，才会觉得更匪夷所思。
姬昌被释放的年份，是在帝辛20年（文王41年，约公元前1058年）。这一年，正是帝辛第三次征伐夷方的那一年。
前面说过，帝辛之所以软禁姬昌，就是为了防止商国东征时，周国在背后放冷箭、捅刀子。而现在，他不仅释放了姬昌，还授予姬昌征伐大权，给周国在背后搞事情予以合法权，难道商王帝辛疯了不成？
《史记》给出的解释是，商王帝辛就是荒淫昏庸的典型。所以周人在主君被囚期间，拼命献上珍财异宝，比如有莘氏的美女、骊戎的宝马、有熊氏的驷马等等，收买帝辛身边的佞臣费仲献给帝辛，于是文王得以释放。
这个说法太过荒诞，有辱常人智商，我们最好呵呵置之。
西晋《帝王世纪》给出的解释是，姬昌的长子「伯邑考」主动前往商王都当人质，结果被帝辛杀死并做成肉羹，赐给姬昌。结果姬昌不知道这是自己儿子的肉，吃了肉羹，帝辛认为姬昌不具备圣人的资格，威胁不了商人的天下，所以把姬昌释放。
「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於殷，为纣御，纣烹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这个说法也被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采用，并随着电视剧《封神榜》的播出而变得家喻户晓。
从常理来看，这个说法一样很荒诞。作为一匹横空出世的黑马，周国的威胁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不可能杀死姬昌的长子，姬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长子的肉，就代表周国的威胁不存在了。因为这个释放周侯姬昌，实在也是有辱读者智商。
因此，有学者在这个说法的基础上，「还原」出另一种说法。
这种说法认为，商族人是一个信奉鬼神的民族，通俗来说，就是非常迷信。在殷墟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海量活人祭祀的遗迹。这些外族的俘虏被商族人活埋、砍头、截肢、剖胸、烹煮，以祭祀他们的祖先神和「上帝」。
除了这些残忍的活人祭祀外，他们甚至把人牲的头颅烹煮。在殷墟遗址中发现的一个青铜甗里，就有一个被烹煮过的人头。
也就是说，商族人除了有残忍的活人祭祀外，还有可能有食人的恐怖习俗。而这种恐怖的食人习俗，对于商族人来说，却有可能是一种神圣的祭祀礼仪。
因此，伯邑考被烹杀这件事，完全有可能存在。只不过，姬昌并不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儿子伯邑考的肉，而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吃了伯邑考的肉。
这一吃，就代表姬昌完全认同了商族人的礼仪和信仰，通过这个吃人肉的仪式，正式融入殷商大家庭，成为商王国的忠实臣子。
迷信的商族人，因为这个，才释放姬昌。
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个说法还真有靠谱的地方。但是冷静下来看看，这个说法只是推测，并没有实证。
首先，帝辛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并没有献祭周人首领之子的记录。当然，也许有人会说，甲骨文在被发现之前，有大量的甲骨被当做中药熬成渣渣了，也许这个记录就这样被熬了。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无证不立。等找到了实证，才能确认伯邑考被献祭。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记录，而又在晚清时期被熬成药渣，那么我们只能说，存疑吧。
其次，考古发现殷墟遗址中，活人祭祀最频繁而且规模最大的，属于商王武丁时期。而到商王帝辛时期，活人祭祀却变得非常罕见，而且祭祀的规模也急剧缩小。
这个发现，与周武王武王历数帝辛罪状中的不留心祭祀相吻合。原文记载于《尚书·泰誓》中，「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
也就是说，商王帝辛时期，商族人已经不再是武丁时期那样，大量杀死俘虏来祭祀，嗜血恐怖的氛围已经淡了很多。因而，伯邑考被商人献祭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了。
但是肯定也有人会说，可能性变小不代表没有，帝辛时期活人祭祀罕见，也不代表没有，伯邑考还是有被献祭的可能性的。
那么，如果笔者说，伯邑考根本不可能被商族人献祭，因为他在未成年的时候就早夭了呢？
这个说法的证据，来自于西周建立之后。西周早期，周文王的子嗣、周武王的子嗣都被分封到各地建立封国。其中，周文王儿子（也就是周武王兄弟）的封国一共十六个，被称作「文王之昭」。这十六国当中，并没有伯邑考或者伯邑考子嗣的封国，遍寻史书，也找不到伯邑考子嗣的封国。
也就是说，伯邑考死的时候，并没有留下子嗣。
也有人会说，伯邑考被商族人献祭的时候，还没有成婚，或者没有留下男性后代。
我们不妨来看看姬昌被囚禁时，伯邑考的年龄会有多大。
作为周文王的次子，周武王在灭商后两年便去世，留下的嫡长子也就是周成王还未成年，需要周公辅政七年才能亲政。所以武王去世时，周成王可能只有十三四岁。以此反推，周武王去世时，可能在四十多岁左右。
武王在位4年，文王回到周国后第二年便受命称王，在位9年，可以推算出文王被释放时，是在周武王去世之年的14年前，那时候还在当太子的周武王，大概在30岁左右。在7年前文王刚刚被囚禁时，周武王也超过20岁了。
作为周武王兄长的伯邑考，年龄只会更大。也就是说，姬昌刚刚被商王囚禁时，如果伯邑考还活着，就已经20多岁了，到姬昌被释放前，伯邑考就已经30多岁了。
对于十大几岁就结婚生子的古人来说，30多岁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人了。伯邑考活到中年才被商人献祭，居然在此前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完全说不通嘛。
所以只有一种情况才能解释得通，那就是，伯邑考在成年前就已经早夭了。
既然送美女送宝马就让帝辛释放姬昌，是侮辱群众智商，而伯邑考又早夭，商人无从献祭，亲儿子的肉姬昌也无从吃起，那么帝辛究竟是为什么要释放姬昌，并且还赐予他征伐大权的呢？
我们抛开一切荒诞不羁的史料，单纯从这个结果来反推的话，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商王国的西部边疆烽烟四起了。
用人话来说，就是商王国的西部出大事了，有可能是外族入侵，也有可能是方国叛乱。
面对这个局面，正准备继续打击东夷的商王国，无力分兵处理西方的麻烦。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周侯姬昌主动请缨也好，还是商王帝辛被迫任命也要，总而言之，只有周侯姬昌出场，才能帮商王国解决西方的边患。
这个局面，与2970年后的清末辛亥年有相似的地方。辛亥之年，十四省宣布独立，清廷无力「平叛」，又指挥不动北洋新军，只有重新启用被撤职的袁世凯。
此时无力西征的商王国，就如同彼时拿革命军没办法的清廷，而此时被软禁的周侯姬昌，就如同彼时在洹水上钓鱼的袁世凯。
那么，晚商版的革命军，又是哪些方国和部族呢？
战国楚简「上博简」中有一篇古文《容成氏》，记载了一段内容：
「九邦叛之，丰、镐、郍（舟）、鄨（bì）、于(邘)、鹿、耆（黎）、崇、密须氏。文王闻之，曰：‘虽君无道，臣敢勿事乎？虽父无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纣闻之，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曰：‘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曰：‘可。’文王于是乎素端简裳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乃降文王。」
用白话简单来说，就是丰、镐、郍（舟）、鄨（bì）、于(邘)、鹿、耆（黎）、崇、密须这九个方国反叛商国，周侯姬昌主动请缨前往平叛，帝辛允许，最终九个方国的叛乱都被平定。
这个时候，我们再联系《史记》中商王帝辛释放姬昌、并赐给姬昌征伐大权的记载，前后就能说得通了。
帝辛软禁姬昌后，可能有一系列施政和外交上的失误，导致西部方国反叛商国。此外，周侯姬昌被软禁，也让西部的一些部族觉得有机可乘，趁机入侵关中地区的商属方国。总而言之，西部有边患，帝辛没得办。
无奈之下，只能释放姬昌，让他回到周国，替商朝对付西部的敌对势力。
有人或许会问，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站在后人的视角，这的确的放虎归山，但在当时的商王帝辛看来，这虽然是无奈之举，但让姬昌率领周国与那些敌对势力周旋，既可以暂时拖延一下西部边境的危机，也可以消耗周国的实力，等商国蹂躏东夷结束，大军西征，就可以把包括周国在内的威胁，通通一锅炖。
这个想法，并非没有道理。
那么，获得征伐大权的周侯姬昌，回到周国后，能在帝辛征服东夷之前，解决掉这些反叛势力吗？
此外，《容成氏》一文毕竟是来自于战国楚简，距离商末已经有六七百年的时间了，其中记载的反叛商国的九个方国，是否符合真实情况呢？
这个问题，我们下节继续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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