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在上世纪50年代曾说过：“我们不当军火商。”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对外军事援助一直都是无偿的，也没有所谓军售的概念。
中国的对外无偿援助始于1958年，曾先后向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孟加拉、柬埔寨等16个国家提供了1000余架各型飞机。
不过，中国的这种乐善好施，并不总是能得到好的回报。在这其中，号称“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就是最大的一只“白眼狼”。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阿两国先后与苏联决裂。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两国越走越近，关系也越来越铁。
从1962年至1970年的9年里，中国向阿尔巴尼亚陆续援助了167架飞机，具体型号包括歼 6、歼7、初教6、歼教5、直5、轰5和运5等，还协助阿尔巴尼亚修建了飞机综合修理厂。
然而， 随着中国对外援助的减少，中阿关系也开始逐渐疏远，并最终分道扬镳。
改革开放后，一些接受过中国援助的国家继续要求我们提供军工产品，而此时中国的军工行业自己也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表示：“看来不当军火商不行了。”
1979年1月2日，中央批准将原来的全部无偿援助，改为收费、以货易货和无偿援助三种方式。从此，中国生产的武器装备也和其它商品一样，逐步走向国际市场。
冷战期间，动荡不安的中东局势为中国军工企业提供了一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的武器出口份额甚至一度占到全球的8%左右。
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不久，遭受重大损失的埃及空军急需补充新型装备。由于中埃两国的关系一直不错，埃及政府就想让我国提供一些飞机与航空备件。
不久之后，中埃两国很快就达成了包括44架歼-6、6架歼教-6，以及220台涡喷6发动机在内的出口合同。这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次对外出售战机，拥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由于此次合同履行的非常顺利，1980年，中埃两国又再次签订了60架歼-7战机，以及各种备件与相关设备的出口协议，总金额高达2亿多美元。
中方还通过实物交换的方式获得了一架米格-23MS战机，为后来强-6可变后掠翼战机的研发提供参考借鉴。
中国与埃及的军贸合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此后，伊朗、伊拉克、赞比亚、索马利亚、苏丹、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先后购买了不少中国产的战机，歼-6、歼-7一时间成了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热捧的抢手货。
上世纪末，作为歼-7最强改进型之一的歼-7G曾一度挑起了中国军机外贸的重担。然而不久之后，歼-7G的风头就被另一款与歼-7也有着血缘关系的战机所取代，它就是FC-1“枭龙”。
“枭龙”项目最早源于1988年的“超-7”计划。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基斯坦空军深感其主力战机无法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急需用一款新战机替代其老旧的幻影3、幻影5等战机。
当时，巴基斯坦一方面谋求引进美制F-16战机，另一方面则积极与中国合作，尝试研制一款性价比较高的轻型战机。
“枭龙”项目由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和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牵头，巴基斯坦空军与俄罗斯米格设计局共同参与完成。“枭龙”的市场定位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替换米格-21、F-5等国际轻型战机市场上的“老兵”。
2006年年底，中巴双方签订了“枭龙”小批量生产合同。三年后，双方再次签订了总金额达10亿美元的一揽子合同，成为了中国航空工业史上单笔军贸数额最大的出口订单。
相比专供出口的“枭龙”，成飞的另一款明星战机歼-10也曾有过出海的念头，甚至还早早就起好了外贸版本的型号——FC-20。
按理说歼-10的性能要强出“枭龙”不少，而且还有中国空军的背书，出口应该不成问题。然后自该机批量生产以来，外销情况却一直“雷声大，雨点小”，至今颗粒无收。
歼-10外销情况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固然有政治层面的因素，但歼-10推出的时机，以及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忽略的。
首批歼-10于 2003年正式装备部队。这一时期，中国空军由于作战与练兵的需要，对三代机的需求量非常大，这就导致了成飞并没有多余的产能去满足外贸需求。
歼-10早期型号的战斗力仅相当于F-16A/B Block20，在当时已经不算先进。尤其是该机的动力系统为俄罗斯生产的AL-31FN涡扇发动机。
这款源自AL-31的发动机在寿命、可维护性、燃油消耗率和推重比等方面均逊色于西方同类产品。而且该发动机还需要从俄罗斯进口，在未获得俄方许可的情况下，歼-10很难获得合法的出口权限。
歼-10的后期改进型歼-10C使用了有源相控阵雷达，发动机也换成了国产型号，在性能有了质的飞跃。不过该机无论怎么改，依然还是一款极端强调空战的制空型战斗机，外挂能力十分有限，难以满足客户多用途的需求。
虽然中国生产的战斗机一向以性价比著称，但一些潜在客户在货比三家后依然会倾向于美、俄或欧洲生产的战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战机缺乏信任。
要知道，美、俄以及部分欧洲国家都是老牌的军火大国，其生产的武器不少都经历过实战的检验。那些用惯了美、俄以及欧洲国家武器的老客户，久而久之就产生了路径依赖。
如果它们转而购买中国的战机，就必须要改变部分或整个保障与训练体系，这对一个国家的装备建设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事。
此外，美、俄等国向来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很多国家明着是在买它们的武器，其实都是在变相交“保护费”。而对于后起之秀的中国来说，要想从美、俄的蛋糕上切下一块来谈何容易。
就拿中航工业的出口明星“枭龙”举例。自从该机量产之后，阿尔巴尼亚、苏丹、坦桑尼亚、厄利特里亚、乌干达、刚果等国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但一阵喧嚣过后往往都没了下文。
当时中航集团曾与孟加拉国方面展开接触。不料，半道上杀出来个俄罗斯。最终俄国人以每架米格-29 1300万美元的低廉价格抢走了订单，还给每架战机提供200万美元的升级服务。
此后，缅甸和马来西亚也都改投到俄罗斯军机的门下。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军机的老客户埃及身上，但这次横刀夺爱的是美国。2009年前后，埃及曾打算订购65架“枭龙”，结果却购买了一批与“枭龙”同价的二手F-16C/D。
近些年中国战机出口颇为不顺，产品性能、产品定位与推出的时机应该是最主要的几个原因。
事实上，在中国航空工业史上曾经出现过一款定位清晰，生逢其时的飞机，它就是一度畅销第三世界国家的K-8中级教练机。
由南昌洪都航空工业集团设计制造的K-8教练机是一款双座中级喷气教练/攻击机，迄今为止已销往14个国家和地区，客户涵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总体来看，K-8是一款既能充当教练机，又能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飞机，实用性与性价比都很高，这也是该机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
而与K-8的例子正相反的则是歼-8Ⅱ的出口型歼-8ⅡM。
从性能上说，歼-8ⅡM的飞行品质、机载雷达与导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直到2000年，该机仍然无法形成有效战斗力。此时，世界各地已经是F-16、米格-29和幻影2000满天飞了。
歼-8ⅡM的价格虽说不是太贵，但比起米格-29来说并没有便宜多少，甚至比某些二手米格-29还要贵。而米格29哪怕在三代机中再不起眼，对歼-8ⅡM也是有压倒性优势的。
此外，哪怕是歼-8ⅡM原先想替代的二代机，如米格21、幻影3、F4等，也都有各自的升级方案。升级以后，这些飞机的综合性能与歼-8ⅡM已相差无几。
最终，生不逢时的歼-8ⅡM成了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战机，一架都没卖出去。
相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如今的国际战斗机市场竞争更为激烈。除了传统的美、俄、欧三极外，韩国、土耳其等国也都纷纷加入了进来，像FA-50这种性价比较高的轻型战机就很受广大第三世界用户的欢迎。
自从中国进入国际军贸市场以来，受国际政治局势和外交策略的影响，武器出口长期依赖巴基斯坦、伊朗、泰国等少数几个国家，产品也总是徘徊在中低端。
随着美国F22、F35的相继服役，全球的战斗机已经开始进入隐身时代，然而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能拿出一款能用于外贸的，成熟的隐身战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今后，中国战机要想在出口上取得建树，必须要紧跟时代步伐，努力改变原有低端廉价的形象，尽量多的参与跨国演习，以获得更多的曝光度与认同感。
近些年国产无人机出口异军突起，以卓越的实战表现收获了良好的口碑，给其它旨在出口的军品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希望中国制造的有人战机也能像国产无人机那样更多的走向世界，以优异的性能赢得世人的尊重与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