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川阁、小东门、昙华林——125年前的武汉是什么样子呢？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韩晗在意大利旅行时意外收获了一本《扬子江纪行》，后耗费半年时间翻译成中文。作者英国人福斯特夫人通过白描的手法，对武汉民风民俗、商业情况、社会现象近距离观察，让125年前武汉的风土人情跃然纸上。
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院长涂文学教授表示，《扬子江纪行》是传教士对城市的一种直观感受，属于描述性，对武汉城市的研究有一定史料价值。韩晗近日接受长江日报采访时介绍了《扬子江纪行》的相关情况。
桃农硬塞桃子给医生表感激
韩晗展示《扬子江纪行》。长江日报记者詹松 摄
一位卖桃子的桃农，挑着一担桃子在汉口码头处叫卖，突然发现不远处人群中有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他当即放下挑子，用一双手捧起了十几个桃子飞快向人群奔去，将手中的桃子塞到医生手中。“大夫，我是你的病人，你一定要收下。”医生定眼看了看面前的桃农，并没有接送来的桃子。两人一番推搡后，医生只得留下几只桃子。
原来，这位桃农因为眼疾，双目看不清东西，半年前是这位医生给治好的。这位名叫马根济的外国医生来自汉口的一家医院，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这次刚好出诊就被桃农给认出来了。
福斯特夫人将自己在武汉街头看到的小故事给记录了下来，放在了《扬子江纪行》中。长江日报记者发现，在写作中，福斯特夫人采用白描手法，不加任何评论，用一串串小故事，讲述百年前的武汉。
除武汉市井见闻外，书中也有大事件的记叙。如一场大洪水，让很多武汉市民流离失所，汉口的老百姓纷纷拥挤在大智门的城楼顶上。
晴川阁老照片仍清晰可见
《扬子江纪行》里的昙华林。长江日报记者詹松 摄
《扬子江纪行》里的汉口同业工会。长江日报记者詹松 摄
《扬子江纪行》里的晴川阁。长江日报记者詹松 摄
“两千年前，当古不列颠人在我们的森林里狩猎、德鲁伊人靠献祭以平息众神的愤怒时，中国已然步入文明国家之列。身着绫罗绸缎的人中龙凤，居于琼楼玉宇之中；他们的孩子们能读善写，精通本国的经典奥义。中国皇帝则住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官员们的举止彬彬有礼。因此中国曾长期领先于英国，在欧洲人还没有发明之前，火药、航海指南针和印刷术就已经在中国问世了。”出版于1899年的《扬子江纪行》已经泛黄变色，封面上一名渔夫在长江边张网打鱼，福斯特夫人在开篇就写下了对中国文化的尊崇。
这部作品以13个章节翔实记录了晚清武汉的民俗、风物与城市布局，还包括64张珍贵的照片与钢版画。在这些照片中晴川阁、龟山、昙华林教堂屋顶清晰可见。尤其是晴川阁和昙华林，历史走过百年，风物依旧。
“从武汉的现在来看，远远超过了福斯特夫人的期待，回望历史，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进步。”韩晗欣慰地表示，了解武汉的过去，会更加热爱武汉以及她的未来。
张之洞桌上高脚杯装的啥？
书中湖广总督张之洞旁边桌面上的高脚杯颇为醒目。长江日报记者詹松 摄
韩晗介绍，当时照相机像素不高，在印刷上属于石版套色印刷，像素进一步衰减，但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先进的印刷水平。《扬子江纪行》封面不仅有红皮版，还有绿皮版、烫金版，说明再版过多次。
《扬子江纪行》中，有一张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照片相当醒目。张之洞身着便装正襟危坐，身后两名书童端着高脚酒杯，一旁的桌子上放置的也是盛满液体的高脚杯。“可以断定高脚杯里盛装的不是洋酒就是咖啡，也许他正在接待外宾，可见洋务运动首领张之洞的生活也是开化的。”韩晗分析，福斯特夫人应与张之洞有过交往，她对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很佩服，虽然没有照片，但是在文字表述中，对亚洲最大的铁厂极尽赞美，认为铁厂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天际线。可见作为世界上工业遗产最多的城市之一，武汉有着深厚的工业历史文脉。
1897年，跟随丈夫在武汉生活的福斯特夫人在武昌昙华林创建懿训书院。据记载，懿训书院几经变迁，即为后来的武汉二十一中。
书中武汉的笔墨占据一大半
《扬子江纪行》中武汉的风土人情。长江日报记者詹松 摄
韩晗获得《扬子江纪行》是一种偶然。韩晗告诉长江日报记者，2015年，他在意大利旅行时，在米兰一家旧书店偶然看到这本书，售价7欧元。扉页注明这本书是非卖品，系玛丽·艾米与乔治·米德霍克在1899年1月送给一所学校的新年赠礼，这两位捐赠者一共给这所学校捐了6册书，他收藏的为当中第5本，至于是否6册书都是《扬子江纪行》目前已不可考。
韩晗检索发现，目前该书只有大英图书馆有收藏，美国少数大学图书馆可以提供电子版文献，在英语、法语与意大利语学术界，这本书自问世以来被不同的学者7次提及过。2016年出版的《女性旅行者》英文书中，这样记载此书：“毫无疑问，由于年久之故，这部作品非常稀有；我们在英国遍寻不见其纸质版本，而且该书亦未被中文所记录，在worldcat（国际图书馆系统）中，目前只有两份纸本可查，分别在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虽然名为《扬子江纪行》，但关于武汉的笔墨占据一大半，上海、南京、无锡等长江流域城市只有一小部分内容。”共计210页、12万字的《扬子江纪行》以大量的笔墨介绍晚清武汉的风土人情以及近代社会的变迁，韩晗认为此书是研究武汉城市史的新史料，但有些措辞比较偏激、立场也有偏颇。
《扬子江纪行》封面。
对话>>>
作者后人有机会来武汉
一定会很惊讶于今日武汉的壮美
记者：福斯特夫人的《扬子江纪行》中，用在武汉的笔墨为何超出其他城市很多？
韩晗：福斯特夫人有个中国名字，叫富翟氏。这本书里武汉的笔墨占了一大半，因为她主要在武汉生活，她先生富世德是英国基督教派“伦敦传道会”派往武汉的牧师，夫妻俩都在武汉生活。富世德曾向当时的英国议会提交了一份鸦片残害中国人的报告，劝告英国政府应该基于人道主义向中国禁绝销售鸦片，并列举了自己在武汉触目惊心的见闻。英国当局并没有理会这份报告。这份报告目前藏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有幸我看过全文。
记者：当时的武汉，在全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地位？
韩晗：当时武汉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应该在中国属于“一流二线”城市，“一流”在于武汉是沿江重镇，长江是近代以来中国重要经济带。张之洞兴办的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武汉跻身一流城市当无争议。富翟氏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书中她描述了张之洞以及其铁厂在当时的影响力。“二线”是因为武汉并不靠海，不是最早“五口通商”及首批开埠的城市之一，因此在对外交流、经贸往来上，与当时的上海、广州、香港等城市仍有较大差距。但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凭借长江汉江水道，形成了当时中国腹地城市与西方世界沟通的渠道。如书中记载，不少来华西方旅行者都是从武汉去长沙、衡州（即衡阳）与安康的。
记者：书中描写的武汉民风民俗、商业情况、社会现象与现在的武汉有哪些不一样？
韩晗：据我的了解，当时武汉民风民俗、商业情况、社会现象和现在当然有较大差异。如书中记载，当时武汉有横行于市的“丐帮”群体，而且每一次洪灾都会带来大量的灾民甚至流民，而且晚清武汉经济也并不发达，武昌、汉阳地区仍然大量以传统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手工业为主，总体较为落后。但武汉人民吃苦耐劳、敢于拼搏的精神一直传承到今天，书中记载当时一些生意人的辛劳努力、起早摸黑，很容易让人想到汉正街的“扁担”“盲侠”这样一些早期改革开放武汉市场经济的拓荒者。
记者：对晚清社会的腐败，作者是如何体现的？
韩晗：晚清中国陷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社会矛盾达到极点，武汉当然也不例外。作者用冷峻的笔墨来描述这种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一边是灾民流离失所，蜗居大智门城门上的破棚子里，一边是八仙桌流水席，海参鱼翅美酒佳酿的“朱门酒肉臭”。“伦敦传道会”是当时有影响力的在华外侨组织，作者夫妇是许多地方官员、土豪乡绅的座上宾，因此她的一些描述我想是基本可信的。
记者：福斯特夫人的后裔与武汉还有关联吗？
韩晗：很可惜，目前我和福斯特夫人的后人没有取得任何联系，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来武汉看看。如果他们的后人愿意来武汉旅行，一定会很惊讶于今日武汉的壮美。
记者：作为一名武汉人，如何评价这本100多年前的旧书？
韩晗：我们家扎根武汉也已经70余年了，我对武汉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情。这本《扬子江纪行》是我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翻译完毕的，于我而言有着非常不同的人生体验。因此我相信，从昔日的“沿江新城”到“东方芝加哥”再到“英雄城市”，新时代的武汉未来可期，而且如今武汉作为国际都会城市，接待了不计其数的国际旅行者，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对武汉盛赞有加，我想这是福斯特夫人当年万万预料不到的。
记者：《扬子江纪行》的翻译和出版，困难在哪里？
韩晗：因为我是学文学与历史出身的，之前也短暂做过宗教学研究，并且出版过英文学术专著，所以翻译整理工作还算比较顺利，当中一个困难就是涉及到大量民间书信、诗词我需要把它重新还原为文言文，另一个就是当时很多西方旅行家来华后都有中文名字，我需要逐个考证他们的中文名。翻译完之后，出版方武汉出版社邀请到了华中师范大学苏艳教授校译，目前已经定稿。在今天这个“畅销为王”的时代下，他们愿意出版这本关于武汉城市史的尘封之作，令我特别感动。
（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
【编辑：邓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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