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只有食物方能让生命延续下去，而只有生命能够得以延续，其他的事情才有了完成的可能性。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袁隆平老爷子发明的“杂交水稻”等的功劳，让如今的人们不再为了饱腹而烦恼，甚至于我们中国的美食品种成千上万，丰富程度难以置信，吃饱不再是人们的渴求，吃好才是人们日常的考虑。
然而，在古代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古时百姓日日为食不果腹而担忧，而拯救他们的人名为陈振龙。
陈振龙，他上世业儒，自幼吟读诗书，年未二十即中秀才，后厌倦科举，弃儒经商，移家于闽县南台达道铺，并随众商人赴吕宋岛(今菲律宾)经商。被后人称为“甘薯之父”。这个称号是如何而来的呢？
甘薯，由于当初是由“外番”引进的，所以又称“番薯”。因地下块如瓜，我国北方又称地瓜。甘薯有红、白、黄、紫等多种，可充饥，制淀粉，酿酒。酿出的酒，当地人称“番薯烧”。陈振龙能够被人称为“甘薯之父”是因为一个故事。
话说，古时的人民大多都靠农种为生，但是却收成甚少，并且古时的农作物对于天灾人祸等的抵抗能力极差，很容易便收成大减，再加上人力有效土地有限，在经历灾害的摧残，加上缴纳赋税之后，留给百姓们自己的，甚至连养活一家人的都不够，因此古时有很多人是因为挨饿而死的。
而远到菲律宾经商的陈振龙，意外的见发现当地种有一种农作物，不仅耐旱易活，并且生熟都可食，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一想到这种农作物如此好养活，又能够饱腹，如果带回家乡的话，那么父老乡亲们就不用天天挨饿了。于是他赶紧打听如何种植这种农作物。
然而，在打听的过程中，他却意外的发现，当时的那块地方正处于西班牙政府的控制之下，若是没有得到其同意的话，将甘薯带出去是会惹来杀身之祸的。但是，陈振龙联想到家乡“闽都隘山阨海，土瘠民贫，赐雨少愆，饥馑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于是他便不顾西班牙政府不许朱薯出口的禁令，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渡海带回福州培植。
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中援引《采录闽侯合志》：“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甘薯引入我国，改善了我国农作物的结构和食谱，成为我国旧时代度荒解饥的重要食物之一。据古籍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清乾隆年间，甘薯已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这都得益于陈振龙冒死带来的一根藤，他也因此而成为了无数百姓的救星，所以才被称之为“甘薯之父”。
甘薯有多好？除了充饥之外，甘薯也有很多好处。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明确记有“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海中之人多寿，而食甘薯故也”。
甚至于，乾隆皇帝为推广朱薯，每餐必吃朱薯并赞：“好个红薯！功胜人参！”并且在乾隆四十一年，皇帝下诏书：“推栽番薯，以为救荒之备”。
而得益于番薯的推广、亩产量的提高，以及水利工程的完善、赈灾政策的推行，清代的人口实现了爆炸式增长。当时西汉人口已达六千万，然而直到明末人口还只有一亿人，可是到了乾隆就猛增到两亿，清末就是四万万同胞了。
晚晴时期，中国陷入内忧外患，底层百姓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好在有番薯果腹，终不至饿死，熬过了屈辱的百年近代。
可以说，甘薯的引入，给古代的中国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更是大大的缓解了古代中国人民食物严重缺乏的问题，成为了亿万百姓的救命补给。
如今经过了千百年，甘薯依然还活跃于中国境内，并且是发展为诸多菜品的食材。而为了感激将甘薯带来中国的陈振龙，在清道光年间，福州人便在乌石山建“先薯亭”以纪念这一成功的引进。
对此，你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