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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朝堂(五)高拱和张居正将内阁带到了巅峰

上接前文:大明的朝堂(四)一个没有势力的外藩却将文官们送入了痛苦的深渊

在嘉靖长达四十多年的操纵、玩弄下,文官们虽然苦不堪言,但也不是全然没有好处,至少为部分人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准确地说这部分人就是 -- “内阁”。

虽然嘉靖将内阁布置为战场,让各派系的文官们在内阁中斗个你死我活。但同时嘉靖为了便于控制整个朝廷,也将内阁事实上拔高为“丞相”。内阁在处理朝政上更多的限制来源于皇帝而不是文官集团。

也正是这个时期开始朝廷的文官们分成了两类,阁臣和廷臣。内阁成员开始从文官集团中脱离出来,成为超越其它文官集团的存在,也造成了文官集团的彻底分化或者说是分裂。

具体是什么意思,用万历年间顾宪成和内阁首辅王锡爵的一段暗语对话,来做注解:

王锡爵对顾宪成说:近有怪事,知之乎?顾宪成问是什么怪事,王锡爵说: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

顾宪成说:外间亦有怪事。王锡爵问是什么怪事,顾宪成说: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

以前是文官集团和皇帝的斗争,从此文官集团又多了一个对手 -- 内阁。大明的朝堂也就变得越发地混乱。

嘉靖四十五年,嘉靖一死,摆脱了提绳的内阁就展现了自己全新的能力。徐阶在没有与朝廷大员、阁臣、太子等商议的情况下就私拟了遗诏,并且在遗诏中将自己迎合嘉靖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把那些被罢黜的官员召回,轻松地为自己拉了一群铁杆。

大明的朝堂(五)高拱和张居正将内阁带到了巅峰

隆庆皇帝 朱载垕

虽然之前明朝皇帝们的遗诏基本也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思,但起码是文官集团、后妃(太子)、太监等互相妥协的结果。徐阶的政治投机虽然为自己为自己赚取了声誉,却让朝廷高层对他极其厌恶。例如阁臣郭朴说他:“徐公谤先帝,可斩也”。这也导致徐阶无法继续在朝堂立足。

隆庆初年,徐阶被给事中张齐弹劾后,例行的上表请辞以示清白。隆庆根本就不想给他表演的机会,直接就批准,将他赶出了朝堂。其后被高拱趁机打击报复,而且他把柄太多(比方说贪腐、侵田),如果不是张居正搞垮了高拱,只怕他的下场不会比严嵩好到哪里去。

赶走徐阶后,对于如何控制朝堂,隆庆皇帝可能没有其父那么厚黑,所以做出的选择也不太一样,他的方法是让内阁首辅做“丞相”。

前面的图文已经提到过,明朝的内阁是没有奏事权,理论上只有建议权的秘书机构。虽然之前的皇帝们也让内阁大学士们“兼职”,但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内阁大学士们处理朝政。而隆庆让内阁大学士们“兼职”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他们的权力。

隆庆让高拱入阁的同时,授予其吏部尚书的职务。这样高拱就直接掌握了朝廷官员的任免权,从而控制住整个朝廷。

大权在握后,高拱开始推行他的改革也就 --隆庆革新。革新的具体内容这里就不展开了(以后再出图文细说),只聊聊他在朝堂格局上的两个小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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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 画像

首先是高拱大力推行进士与举人并用的用人方针。原因并不是科举的进士数量太少,不够使用。是因为进士的圈子太小,很容易在朝廷拉帮结派(主要是约定门生的原因)。所以他想重新开源,稀释朝廷。

之前朝廷选拔重要官员的会推制度都是不记名推举,高拱将其改为了公开推选。其目的非常明确,他不希望朝廷官员们背着他私下拉帮结派。但是此举实际是让日后的党争更加激烈,因为态度公开化,意味着你必须站队,因为不管你愿意与否,别人都会给你贴上标签。

不论高拱在政治方面的改革是否成功,他事实上让内阁开始凌驾于朝廷之上。有人开了头,后继者自然就会再接再厉。

隆庆六年,穆皇帝驾崩。年仅十岁的朱翊钧登基,是为万历皇帝。驾崩前的隆庆皇帝托孤于高拱-- “以天下累先生”,让高拱一时以瑜亮自居,而浑然不知自己已身临险境。

蛰伏已久的张居正抓住时机,通过私拟遗诏将冯保发展为铁且有实力的盟友(这点非常重要,冯保通过遗诏成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然后抓住高拱得意忘形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向两位皇太后告了一记黑状,高拱谋拥立藩王。

说明:高拱前后两次栽在遗诏上,并不是他不够聪明意识不到遗诏的重要性。是高拱有个先天性缺点,他看不起女人和宦官。所以他和后宫势力建立不了有效合作。而后宫势力在遗诏的生成中有着重要作用。再说简单点,高拱他就算拟定了遗诏,找谁盖章呢?

惊慌失措的两宫太后,在张居正和冯保的协助下,立即共同下诏,将高拱赶回了老家。

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高拱为什么速亡,原因并不复杂。他控制朝廷不是因为他获取了文官集团的支持,而是他获取了皇帝的支持。然而脱离了文官集团的内阁自然就是文官集团的敌人,所以一旦失去皇帝的支持,必然迅速完蛋(其后张居正势力也是一样)。

高拱被逐,除了内阁的张居正、高仪(他们同时被隆庆指定为顾命大臣)象征性地上表请留外,朝臣们都是在冷眼旁观。

大明的朝堂(五)高拱和张居正将内阁带到了巅峰

终于走上前台的张居正此时的条件比高拱还要好,首先因拥立之功(干翻了企图拥立藩王的高拱)获取了皇太后的信任,控制了内阁。其次自己的铁杆盟友冯保掌控着司礼监,而此时皇帝只有十岁无法独立行使权力,换句话说冯保实际掌控着披红权。

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冯保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追求或者说野心,政务上面基本都是对张居正言听计从。所以张居正获取了从未有人获得的权力,同时掌握票拟、披红权。

大权在握的张居正不再认为内阁是皇帝的秘书机构,他想把内阁变成一个真正的执政机构。对上他着重对万历进行思想教育,希望万历树立一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价值观。

明君就应该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放权于贤臣;明君应该时时约束自身欲望作为天下表率;明君不应该通过佞臣御下……可以说张居正的教育是成功的,万历终其一生也未能摆脱这种价值观。这是他最终败于文官集团的原因之一。

对下张居正决定打击文官集团的核心,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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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官的偶像 海瑞

明代言官(御史和给事中)的权势实际远超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首先这个群体自身拥有的权力就非常大。控制地方和军队的巡抚们全部是御史,而给事中拥有“封驳权”,他们是只靠嘴皮子的小官么?

其次言官们拥有任意弹劾官员的风闻言事权。这种不需要任何罪证的弹劾,产生了皇朝政治的一个特有现象 --辞职自证。

因为面对弹劾,很难用证据自证清白。在“诛心之论”的加持下,污蔑你心里犯有大逆的想法,请问你如何自证?学比干剖心示于众人么?千年来士大夫们都痛恨“某须有”,但是他们恨的只是加于自己的“某须有”,他们在别人身上使用“某须有”时是觉得非常公正的。

说明:举个两个例子,天启初年广宁惨败,朝廷对王化贞和熊廷弼议罪。最终论下来是两人都有罪,主要责任人王化贞的罪是心思是好的,但能力不足,导致其犯下大错。熊廷弼是有能力,但心思有问题故意不出力,其心可诛。

袁崇焕杀毛文龙后上报朝廷的自诉的一大理由就是,怀疑毛私通后金。就是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怀疑,实际上就是“莫须有”。

所以官员们面对弹劾时,往往就会以退为进。立即自我停职并上表请辞。目的有两个,其一是未被认定无罪前绝不尸位素餐;其二是通过同派系或者支持者的联名上表为其辩护,展示自己被广泛地支持,以此来证明指控只是子虚乌有的谎言。(如果没人支持不管罪名是否成立,都得辞职了)

所以言官们刻意攻击某个官员时,这个官员如果没有很深的背景或者不是像海瑞一样几乎没有辫子,基本就无法抵抗。因为他们的弹劾可以一波接着一波,各种造谣,迟早弄得官员辩无可辩。

当言官们拉帮结派之后,就会成为威慑朝堂的力量。对于希望大权在握的张居正来说,这不是敌人是什么?

张居正的办法和高拱一样暴力,直接控制言官的任免权,不听话的直接赶回老家。高拱是通过吏部的京察(对朝廷官员是否合格的考核)来实现目的。张居正不是吏部尚书,他就通过“考成法”给言官们系上绳子。

掌握票拟权,宫中还有铁杆冯保替他披红、加玺。再加上凶猛的言官们成了他麾下的鹰犬。张太师说出“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也就不稀奇了。

大明的朝堂(五)高拱和张居正将内阁带到了巅峰

这个时候的张居正才有些像之前的丞相了。说有些像,是因为内阁还缺一项权力就是奏事权。不过这对张大人来说也不是啥大问题,无非就是多给自己的党羽写些信,除了暗示他们该上奏啥啥了,还可以联络下感情。

但是这些并没有成为制度,只是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环境下,靠张居正一人之力来维系。所以张居正去世后,朝堂如同失去束缚的高压锅,沸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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