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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朝堂(五)高拱和張居正将内閣帶到了巅峰

上接前文:大明的朝堂(四)一個沒有勢力的外藩卻将文官們送入了痛苦的深淵

在嘉靖長達四十多年的操縱、玩弄下,文官們雖然苦不堪言,但也不是全然沒有好處,至少為部分人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好處。準确地說這部分人就是 -- “内閣”。

雖然嘉靖将内閣布置為戰場,讓各派系的文官們在内閣中鬥個你死我活。但同時嘉靖為了便于控制整個朝廷,也将内閣事實上拔高為“丞相”。内閣在處理朝政上更多的限制來源于皇帝而不是文官集團。

也正是這個時期開始朝廷的文官們分成了兩類,閣臣和廷臣。内閣成員開始從文官集團中脫離出來,成為超越其它文官集團的存在,也造成了文官集團的徹底分化或者說是分裂。

具體是什麼意思,用萬曆年間顧憲成和内閣首輔王錫爵的一段暗語對話,來做注解:

王錫爵對顧憲成說:近有怪事,知之乎?顧憲成問是什麼怪事,王錫爵說:内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内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

顧憲成說:外間亦有怪事。王錫爵問是什麼怪事,顧憲成說:外論所是,内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内閣必以為是。

以前是文官集團和皇帝的鬥争,從此文官集團又多了一個對手 -- 内閣。大明的朝堂也就變得越發地混亂。

嘉靖四十五年,嘉靖一死,擺脫了提繩的内閣就展現了自己全新的能力。徐階在沒有與朝廷大員、閣臣、太子等商議的情況下就私拟了遺诏,并且在遺诏中将自己迎合嘉靖的責任推得幹幹淨淨,把那些被罷黜的官員召回,輕松地為自己拉了一群鐵杆。

大明的朝堂(五)高拱和張居正将内閣帶到了巅峰

隆慶皇帝 朱載垕

雖然之前明朝皇帝們的遺诏基本也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思,但起碼是文官集團、後妃(太子)、太監等互相妥協的結果。徐階的政治投機雖然為自己為自己賺取了聲譽,卻讓朝廷高層對他極其厭惡。例如閣臣郭樸說他:“徐公謗先帝,可斬也”。這也導緻徐階無法繼續在朝堂立足。

隆慶初年,徐階被給事中張齊彈劾後,例行的上表請辭以示清白。隆慶根本就不想給他表演的機會,直接就準許,将他趕出了朝堂。其後被高拱趁機打擊報複,而且他把柄太多(比方說貪腐、侵田),如果不是張居正搞垮了高拱,隻怕他的下場不會比嚴嵩好到哪裡去。

趕走徐階後,對于如何控制朝堂,隆慶皇帝可能沒有其父那麼厚黑,是以做出的選擇也不太一樣,他的方法是讓内閣首輔做“丞相”。

前面的圖文已經提到過,明朝的内閣是沒有奏事權,理論上隻有建議權的秘書機構。雖然之前的皇帝們也讓内閣大學士們“兼職”,但主要目的是為了友善内閣大學士們處理朝政。而隆慶讓内閣大學士們“兼職”的目的,是為了擴大他們的權力。

隆慶讓高拱入閣的同時,授予其吏部尚書的職務。這樣高拱就直接掌握了朝廷官員的任免權,進而控制住整個朝廷。

大權在握後,高拱開始推行他的改革也就 --隆慶革新。革新的具體内容這裡就不展開了(以後再出圖文細說),隻聊聊他在朝堂格局上的兩個小革新。

大明的朝堂(五)高拱和張居正将内閣帶到了巅峰

高拱 畫像

首先是高拱大力推行進士與舉人并用的用人方針。原因并不是科舉的進士數量太少,不夠使用。是因為進士的圈子太小,很容易在朝廷拉幫結派(主要是約定門生的原因)。是以他想重新開源,稀釋朝廷。

之前朝廷選拔重要官員的會推制度都是不記名推舉,高拱将其改為了公開推選。其目的非常明确,他不希望朝廷官員們背着他私下拉幫結派。但是此舉實際是讓日後的黨争更加激烈,因為态度公開化,意味着你必須站隊,因為不管你願意與否,别人都會給你貼上标簽。

不論高拱在政治方面的改革是否成功,他事實上讓内閣開始淩駕于朝廷之上。有人開了頭,後繼者自然就會再接再厲。

隆慶六年,穆皇帝駕崩。年僅十歲的朱翊鈞登基,是為萬曆皇帝。駕崩前的隆慶皇帝托孤于高拱-- “以天下累先生”,讓高拱一時以瑜亮自居,而渾然不知自己已身臨險境。

蟄伏已久的張居正抓住時機,通過私拟遺诏将馮保發展為鐵且有實力的盟友(這點非常重要,馮保通過遺诏成了司禮監掌印太監)。然後抓住高拱得意忘形的一句話“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向兩位皇太後告了一記黑狀,高拱謀擁立藩王。

說明:高拱前後兩次栽在遺诏上,并不是他不夠聰明意識不到遺诏的重要性。是高拱有個先天性缺點,他看不起女人和宦官。是以他和後宮勢力建立不了有效合作。而後宮勢力在遺诏的生成中有着重要作用。再說簡單點,高拱他就算拟定了遺诏,找誰蓋章呢?

驚慌失措的兩宮太後,在張居正和馮保的協助下,立即共同下诏,将高拱趕回了老家。

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皇帝主專。不知他要何為?我母子三人驚懼不甯。高拱著回籍閑住,不許停留!

高拱為什麼速亡,原因并不複雜。他控制朝廷不是因為他擷取了文官集團的支援,而是他擷取了皇帝的支援。然而脫離了文官集團的内閣自然就是文官集團的敵人,是以一旦失去皇帝的支援,必然迅速完蛋(其後張居正勢力也是一樣)。

高拱被逐,除了内閣的張居正、高儀(他們同時被隆慶指定為顧命大臣)象征性地上表請留外,朝臣們都是在冷眼旁觀。

大明的朝堂(五)高拱和張居正将内閣帶到了巅峰

終于走上前台的張居正此時的條件比高拱還要好,首先因擁立之功(幹翻了企圖擁立藩王的高拱)擷取了皇太後的信任,控制了内閣。其次自己的鐵杆盟友馮保掌控着司禮監,而此時皇帝隻有十歲無法獨立行使權力,換句話說馮保實際掌控着披紅權。

還有不能忽視的一點就是馮保在政治上并沒有什麼追求或者說野心,政務上面基本都是對張居正言聽計從。是以張居正擷取了從未有人獲得的權力,同時掌握票拟、披紅權。

大權在握的張居正不再認為内閣是皇帝的秘書機構,他想把内閣變成一個真正的執政機構。對上他着重對萬曆進行思想教育,希望萬曆樹立一種隻存在于傳說中的價值觀。

明君就應該垂衣拱手、無為而治,放權于賢臣;明君應該時時限制自身欲望作為天下表率;明君不應該通過佞臣禦下……可以說張居正的教育是成功的,萬曆終其一生也未能擺脫這種價值觀。這是他最終敗于文官集團的原因之一。

對下張居正決定打擊文官集團的核心,言官。

大明的朝堂(五)高拱和張居正将内閣帶到了巅峰

言官的偶像 海瑞

明代言官(禦史和給事中)的權勢實際遠超我們大多數人的想象。首先這個群體自身擁有的權力就非常大。控制地方和軍隊的巡撫們全部是禦史,而給事中擁有“封駁權”,他們是隻靠嘴皮子的小官麼?

其次言官們擁有任意彈劾官員的風聞言事權。這種不需要任何罪證的彈劾,産生了皇朝政治的一個特有現象 --辭職自證。

因為面對彈劾,很難用證據自證清白。在“誅心之論”的加持下,污蔑你心裡犯有大逆的想法,請問你如何自證?學比幹剖心示于衆人麼?千年來士大夫們都痛恨“某須有”,但是他們恨的隻是加于自己的“某須有”,他們在别人身上使用“某須有”時是覺得非常公正的。

說明:舉個兩個例子,天啟初年廣甯慘敗,朝廷對王化貞和熊廷弼議罪。最終論下來是兩人都有罪,主要責任人王化貞的罪是心思是好的,但能力不足,導緻其犯下大錯。熊廷弼是有能力,但心思有問題故意不出力,其心可誅。

袁崇煥殺毛文龍後上報朝廷的自訴的一大理由就是,懷疑毛私通後金。就是沒有任何直接證據的懷疑,實際上就是“莫須有”。

是以官員們面對彈劾時,往往就會以退為進。立即自我停職并上表請辭。目的有兩個,其一是未被認定無罪前絕不屍位素餐;其二是通過同派系或者支援者的聯名上表為其辯護,展示自己被廣泛地支援,以此來證明指控隻是子虛烏有的謊言。(如果沒人支援不管罪名是否成立,都得辭職了)

是以言官們刻意攻擊某個官員時,這個官員如果沒有很深的背景或者不是像海瑞一樣幾乎沒有辮子,基本就無法抵抗。因為他們的彈劾可以一波接着一波,各種造謠,遲早弄得官員辯無可辯。

當言官們拉幫結派之後,就會成為威懾朝堂的力量。對于希望大權在握的張居正來說,這不是敵人是什麼?

張居正的辦法和高拱一樣暴力,直接控制言官的任免權,不聽話的直接趕回老家。高拱是通過吏部的京察(對朝廷官員是否合格的考核)來實作目的。張居正不是吏部尚書,他就通過“考成法”給言官們系上繩子。

掌握票拟權,宮中還有鐵杆馮保替他披紅、加玺。再加上兇猛的言官們成了他麾下的鷹犬。張太師說出“日月并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嶽,四方頌太嶽相公”,也就不稀奇了。

大明的朝堂(五)高拱和張居正将内閣帶到了巅峰

這個時候的張居正才有些像之前的丞相了。說有些像,是因為内閣還缺一項權力就是奏事權。不過這對張大人來說也不是啥大問題,無非就是多給自己的黨羽寫些信,除了暗示他們該上奏啥啥了,還可以聯絡下感情。

但是這些并沒有成為制度,隻是在恰當的時間和恰當的環境下,靠張居正一人之力來維系。是以張居正去世後,朝堂如同失去束縛的高壓鍋,沸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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