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川军虎将，曾和我方七个元帅打成平手，建国后任副厅长
土城战役，是1935年1月下旬红军长征途中所发生的一场恶仗，在这场惨烈的斗争中，十大元帅中的7位，200多位将军参与其中，但是丝毫没有占到便宜，因为敌军中有一个让人头疼的人物，他就是川军虎将郭勋祺。
郭勋祺，字翼之，1899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一个贫苦家庭，1912年他在成都被招募入藏新兵，投入川军潘文华部，随军西征。因为他作战勇敢，又能和战士同甘共苦，深得潘文华的器重，由文书一步步升职到团长。
1921年，潘文华率部投靠川军总司令刘湘，郭勋祺任第七旅旅长。
这个时期，郭勋祺在参加驱逐滇、黔军阀及四川军阀的大混战中，一方面充当了刘湘的得力战将，受到刘湘的信任与重用，对刘有知遇之感；另一方面，受大革命潮流的影响，开始与共产党人接触，并与陈老总结下很深的交情。
大革命失败后，郭勋祺因为受到刘湘的影响，转而开始“反共”，1935年1月升任为川军模范师师长。
土城战役是郭勋祺的成名之战。
1935年1月26日，红一方面军中央纵队与三、五军团到达黔北土城。
第二天，郭勋祺部三个团和潘佐的三个团，共六个团赶到了土城。
当日，朱老总命令“红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全部于明日拂晓包围迂回该敌而歼灭之"。
1月28日，红三、五军团及干部团与郭勋祺统率的川军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岗坡一带展开恶战。
经过反复较量，最后红军伤亡约5000人，鉴于战场态势对红军不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退出战斗，西渡赤水。
有句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土城战役让我军记住了这名川虎名将，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曾一起并肩作战，阻击日寇。
“七·七事变”后，烽火四起，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的紧急关头，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纷纷请缨抗日。
1937年9月，川军分东、北两路同时出川奔赴抗日前线。郭勋祺当时任第七战区21军第144师师长。
9月下旬，郭勋祺率师东出夔门，驰赴前线，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金村战役。
当时上海沦陷，国民党武装大批洪退，白崇禧、陈诚亲自在宜兴附近指挥，也无法收容整顿。
11月下旬，郭勋祺师由北战场南调到太湖西岸长兴县以北的金村，与日寇追击军久留米师团遭遇，郭勋祺身先土卒，与敌血战三昼夜，终于把日寇闪电式的追击暂时阻止住，稳住了阵脚。
27日下午，郭勋祺上前线指挥战斗，他随身带着几个卫士冲上山，刚进公路正爬山时，被敌人在太湖里气艇上的机枪击中左腿，伤势严重，由卫士掩护，才将他背回师部。
金村之战，由于郭勋祺师阻击敌人，给以重创，致使敌人企图截断上海至芜湖间通道的打算，不能如期实现，使我方由上海溃退下来的庞大军队得以到达芜湖整训。
1938年2月，郭勋祺伤愈出院，被晋升为23集团军第50军军长，重返皖南青阳县作战。
当时，郭勋祺的军部和新四军的军部只相隔50多里，陈老总曾徒步去看望他，并在那里呆了三四天的时间。
期间，陈老总和他大谈统一战线的意义，还说新四军要东进敌后作战，要通过他的防区，请求他的协助，郭勋祺马上就答应下来。
在一个深夜，第三支队司令员的张云逸到郭勋祺驻地家里，请郭的江防守备区送他们去江北处理第四支队发生的事件，受到郭勋祺夫妇的热情接待，安排住宿，拂晓送他们顺利渡江，妥善地解决了问题。
郭勋祺从张云逸口里，知道新四军的枪弹很缺乏，补充也困难，便主动给予支援，先后赠送新四军几批枪弹。
因为郭勋祺和陈老总的关系，50军与新四军接触频繁，后来被50军政治部主任告密，1939年秋末，郭勋祺被以“作战不力”的罪名，实则以“通共”的原因，裁掉50军军长的职务。
他在前线得知消息后，喟然长叹：“我一片抗日救国之心，就这样被断送掉了！”
郭勋祺撤职后被“护送”回重庆，国民党顽固派得以着手布置阴谋，在1941年1月初，调动50军的144师和新7师的兵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次事变，促使郭勋祺对蒋介石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为了摆脱软禁，他回到重庆后，被迫入驻陆军大学特别班第5期进修军事，后来隐居成都。
1948年，在中原军区，郭勋祺由刘帅、陈老总两人介绍，成为特别党员，奉命回川找地下党组织，做军界上层人物的策反工作。
解放后，郭勋祺曾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交通厅副厅长、水利厅副厅长等职务，1959年病逝于成都。
生前他曾对自己的好友说，自己终身引为遗憾的有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他撤职后，为照顾全国共团结抗日的大局，未能把部队带到江北去与陈老总一起抗日。
第二件，是他被剥夺军权后，发生了“皖南事变”，使新四军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郭勋祺将军为国为民的一片忠心，和他追求真理的热忱，至今仍让后辈们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