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将军出生于湖南浏阳
北盛仓乡马归桥村
的一个贫农家庭，1922年，14岁的王震离开家乡，到长沙参加湘军，后成为铁路工人，在工人运动中迅速成长起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期间，他毅然加入共产党，辗转长沙、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直至1929年参与湘赣根据地创建，成为红军指挥员。
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智勇双全的王震立下了赫赫军功，成为开国上将。
王震个性刚强而内心单纯，一生秉承为国为民谋福利的信念，为人很真实坦荡，既能够行军打仗，也擅长屯垦建设，虽然他早年读书不多、文化程度不高，却喜欢与文人学者交往，丁玲、李四光、华罗庚等人都是他好友，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一首《南泥湾》，令王震率359旅在陕甘边区北大门南泥湾垦荒驻扎的往事传遍大江南北、至今历历如昨。
多年在外征伐，王震思念自己的家乡与亲人，对生他养他的老家浏阳，他十分关心，多次返回故里，与乡人们促膝谈心，请专家、建学校、耕良田，支持本无丝织业的浏阳办起了第一家缫丝厂，让乡亲们逐渐变得富足起来。
而对自己的手足至亲，王震却显得有些苛刻，他多次回老家整顿家风，绝不准自己的弟弟妹妹、侄儿侄女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尽显其执政为民、不慕富贵的革命初心与农家子弟本色。
1、不准三弟建“王家大院”，“绝情”王震要送三弟去“改造”
建国后，王震担任了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和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等要职，消息传回老家后，一直在家务农的三弟王余美深感兴奋，认为哥哥已经成为“封疆大吏”，他这个高官之弟也可以沾上光了。
当时，王震的母亲跟着王余美在老家生活，王震每个月从工资中取出一部分当作母亲的生活费，定期汇到三弟那里。但王震的月工资不过几百元，在三弟眼里，大哥按月寄的生活费，显然远远不够多，无法让他过上风光的生活。
为了在乡里替已经“发达”的王震“光宗耀祖”，王余美请人绘了一张建房图，要推倒原来的土房子，改成有天井、走廊、门楼的高大宅院，但他并没有足够的盖房资金，就写了一封信给大哥，要王震寄一笔钱回乡修建“王家大院”。
王震故居
他在信里理直气壮地说道：“你是老大，不靠你靠谁?再说，我们为了你这个大哥在外干革命，当了几十年的‘匪属’，一家人受了很多的苦呢！……照常理是该寄些钱来修房屋，一是尽孝，二是抚慰亲人。”
王震当初闹革命时，不少亲友受到牵连，他的父亲、叔叔都牺牲了，在王余美看来，如今王震已位高权重，寄点钱回乡，算是给亲人的补偿，也是人之常情。
哪料以身许国的王震将军偏偏没有这种人之常情，在新疆收到这样一封家书后，王震大为震怒，告诉妻子王季青，三弟竟打算在老家盖“王家大院”，在乡里作威作福，实在太张狂了，遂断然决定：“他要把我的孝敬之情，变成伤风败俗之情，我要绝情了！”
“绝情”的王震回信责备弟弟，说如果母亲回家住，他负责砌两间房子是可以的，但只能从工资里支取，不可能盖成什么豪宅，作为新疆人民的勤务员，他如果拿钱回家砌“王家大院”，新疆人民会斗争他。如果王余美一定要王震拿钱，他会写信给农会，发动大家斗争王余美。
回过信后，王震怒犹未止，他认为弟弟有这种思想是危险的，很容易走向腐化堕落，因此又特地嘱咐弟弟去参加当地政府的改造学习课。
王震与母亲
此时的王余美还不理解大哥为何如此绝情、还要发动农会斗争他，收信后，王余美心生闷气，就瞒着王震砌了几间土木结构的新房，在当地也很显眼了，王震听说后，从此把生活费直接寄给浏阳县北盛区委，每月再由区委工作人员按计划转给他母亲，明确交代说：“余钱归公，不给亲属。”再不让三弟沾钱。
王余美感到很委屈，觉得大哥对他过于苛刻。
秋收期间，王震特地回乡探亲，一到家乡，他就走到田里挥起了镰刀，一边熟练地割稻，一边用家乡话和邻居们拉着家常，打听三弟的生活情况，一个邻居随口说道：“美先生日子过得好着呢，家里还养着十几只鸭子。”
听到“美先生”三个字，王震觉得很不对劲，他了解当地风俗，旧社会里，当地只有两种人会被老百姓尊称为“先生”，一种是学校里教书的老师，另一种则是乡里的土豪劣绅。
收割过庄稼，王震没有进家门，而是去了北盛区委大院，要区委书记周名胜召集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开了个会，直截了当地说道：“你们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不到位啊，我听说你们这里还有一个叫‘美先生’的人，我看他就没有受到教育。”他狠狠地往桌子上擂了一拳，大喊一声：“打倒美先生！”并当场做出一个规定：”以后谁喊美先生，罚谷一斗，由王余美缴纳！”
对王余美的那批鸭子，王震也很警惕，在听说王余美的鸭子常偷吃队里的稻谷后，他在会上表态要弟弟去赔偿，说道：“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损坏群众的利益要赔偿。”
有人打圆场道：“余美不是解放军，还是别赔了，以后注意就是了。”
可王震坚决不同意，最终，由北盛区委书记提了一个方案，把王余美的鸭子全都收归马战大队集体放养，折价给王余美后，再扣除部分钱款当赔偿。
见大哥回乡后，自己竟是这么个待遇，不但没沾上光，还格外被苛求，王余美怎么也想不通，憋了一肚子气。
当天晚上，王震找到弟弟炉边谈心，他谈起自己闹革命的初衷，拉着弟弟回忆家中过去的苦难生活，他告诉弟弟，自己舍生忘死拼杀多年，是想为百姓、为大众谋福利，要推翻土豪劣绅，建造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世界，如果王余美打算仗势在乡里搞特殊化，那就违背了他的奋斗初衷，父亲和四叔也就白白牺牲了。
一席话说得王余美泪水纵横，他终于明白了大哥的赤子情怀和良苦用心，此后再未提出过特殊要求。
2、鼓励二弟、二妹全家入疆，扎根戈壁十几年
王震任农垦部部长多年，对农业生产很有经验，常与弟弟们通信了解家乡农耕情况。
1967年10月28日，刚刚从被揪斗处境中恢复过来的他就在家书对老家来年春耕提出了很多建议，还特地指导了堆肥的事：“我提议你们在田头挖一人深的肥氹，冬天沤满牛粪和潮砂泥。春耕出土杂肥。再将草子和潮泥沤起来作晚禾肥。这样就可以把田土逐年加厚增加肥力。”力图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
王震家书
王震对家乡建设倾情相助，可对自己家的亲戚们却十分严苛，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人民，应当回报给人民，而不能用公权力来谋私利。
他在新疆建设当指挥时，曾鼓动自己的二弟王余民来新疆工作，王余民当即带着全家五口人一起坐火车入疆，一路上，王余民9岁的儿子王井满脑子都是“天山雪花、吐鲁番葡萄、丝绸之路”的诗情画意，来到接收地方一看，却是满目黄沙戈壁。
王余民被安排在军垦农场当一名普通园林工人，初来乍到、家徒四壁，一家人生活过得还不如湖南老家，而王震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露面，这让王井心生怨气，认为大伯动员他们全家来新疆，完全是哄他们上当受骗。
终于有一天，王震来农场探望他们，却没有半点要照顾他们的打算，而是鼓励他们接着在边疆吃苦搞建设，并写来一封封充满激励之情的家书。
9年后，满18岁的王井在王震鼓励下报名参军，可因为赶上文革初期王震被撤职揪斗，王井也遭受了很多打击，此时，王震的母亲、王井奶奶又已病重，王井只得提前复员了。复员后，他写信希望王震帮自己安排职务，王震却要他“回老家老老实实当一个农民”，24岁的王井此后重返浏阳老家，当了一辈子农民。
王震的二妹有一儿两女，也曾专程到北京找大舅帮忙安排工作，王震同样把他们送到了新疆，还对他们说：“你们要工作可以，不过得到新疆。我相信你们能为开发、建设新疆出力。左宗棠曾吟作‘湖湘子弟满天山’的诗句，你们去了，在建设和保卫新疆的行列里，又会增加几个湖南人。”
姐弟三人听了舅舅的话，便前往天山脚下安家生活，而当时的新疆，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生活条件都让他们感到非常不适应，几年后，他们向舅舅提出了调动工作的要求，王震坚决反对，说：“离家远？那是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把新疆当成自己的家！新疆很好，没你们说得那么骇人听闻，我是新疆通，我还不知道？将来我还会要求把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呢。再说，你们进疆时，已经讲好了将来不许反悔的。”
就这样，王震将自己的二弟一家、妹妹的孩子们都送往新疆扎根建设。
3、亲侄女曲线入京，他发怒让人“遣送”她回原籍
看到这些表哥表姐们的遭遇，王震三弟王余美的女儿王辉算是领教了伯父的强硬作风，她不敢再找大伯帮忙，免得也给送到新疆的戈壁滩上。
王辉找了王震的部下帮忙，把户口迁到了北京，本以为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才告诉了大伯，可王震一听说此事，就大发雷霆，要人把侄女的户口再迁回去、“遣送原籍”，非要她回浏阳老家村里去建设家乡。
临行之前，王震还绷着脸对王辉说道：“我年事已高，记性不好。只认得同辈人，不认得下一辈人。”彻底断了王辉想找大伯帮忙的打算。
晚年王震
而王震在绝不以权谋私的同时，也并非对亲人漠不关心，只要不凭权力搞特殊化，以他个人的力量为亲友改善环境，他都是竭尽心力的，公务再繁忙、处境再困难，王震都常抽空给弟弟、侄子们写家书，积累下来竟有几百封信十几万字，在信中，他不遗余力地提建议、做指导，帮助他们搞家乡建设和个人发展。
1989年，王井的两个女儿同时考上大学和和中专，要同时供两个孩子读书，让他感到了莫大的经济压力，王震听说后，立刻汇了1千元给侄子，在信中说，这1千元是资助两个侄孙女读书的，并抱歉地说道，由于自己积蓄不多，目前只能资助1千元，请王井谅解。
在王震严格的家风管理下，家乡的亲人都走上了自强自立之路。
晚年，王震在广州病重入院，他认为自己已经老了，身体无法复原，怎么也不肯答应做手术，免得浪费医疗资源，直到他身边的人求助于邓小平，邓小平写来一封信劝说他，王震才含泪在病床上敬了一个礼，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听从邓主席的命令。”
1993年，85岁的王震因病去世，按他生前遗愿捐献了眼角膜，将骨灰撒放在天山山麓。这位来自浏阳的赤子，一颗忠魂永远安息在他坚定地守护并建设过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