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华东战场，战云密布，形势紧张。
我军虽经过“七战七捷”，却未能遏制国民党军队的攻势。8月7日攻泗县，山东野战军第8师和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两支部队打国军第172师，虽歼敌3000，却未能攻克泗县；9月保两淮，激战5天后失守；12月，涟水又被敌人占领。敌军进攻的气焰十分嚣张，我华东部队处境艰难。
后来成为开国上将的陈士榘，在担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不久后，继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
受命于危难之秋，对华东艰难的局势，他作了中肯的分析和考虑。他指出：战役中的具体问题解决不好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战略指导思想问题。
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蒋介石企图打通津浦路，苏中、苏北、淮北等地必然是他要全力首先占领的地区。而我军采用西班牙保卫马德里和苏联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战法，死守链水是不妥当的。
陈士榘认为：涟水、两淮(淮阴、淮安)失守，究其原因在于战略思想不统一。
当时，华中野战军、华中军区的领导强调华中地区的重要性，要求陈老总将山东野战军的主力带到华中地区作战；山东野战军、山东军区的领导则强调山东地区的重要性，要求华中野战军北上会合，协同作战。
究竟哪个地区重要，哪个地区更有利于大量歼灭敌人，没有统一的认识。因而，组织上也缺乏统一的指挥。
当时，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是陈老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是粟裕，政委是谭震林，华中军区是邓子恢、张鼎丞负责。几个单位互不隶属，各有各的战役部署和作战计划，只能互相建议或通过党中央来协调两野两区的作战行动，很不方便。陈老总的工作也很困难。
但此时国军的攻势更加咄咄逼人。敌军集中了进攻全国解放区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共62个师进攻华东解放区，其中包括整编11师、74师和新5军，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总兵力达50万人，约4倍于我。在敌军气势汹汹的攻势下，津浦路以西的广大地区被占领，我军只能在鲁南，苏北狭小的地区与敌对峙。敌军继而由徐州、两淮、枣庄、峄县地区分路向东推进，其目的就是将我华东部队分割成四、五块而各个击破。
鉴于华东战场的严峻形势，陈老总意识到，如果山东和华中两野两区的部队仍然各自为战，势必难于集中兵力粉碎敌军大兵团的进攻。于是，陈老总于1946年9月21日发电报向中央建议：将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为一个野战军。翌日，中央复电同意。但当时并没有明确“华东野战军”的称号，仅仅是确定沭阳为两野战军、两军区的指挥部，仍然保留了两野两区的指挥机关，并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
由于当时的战略思想仍不明确，在关于华东战场作战方针的关键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而华中局的几位领导又把战斗失利的责任归罪于陈老总，并开展了对他的批判，还撤销了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宋时轮的职务。
关键时刻，陈士榘以鲜明的态度支持陈老总，积极襄助陈老总工作。
为了统一全区的战略思想认识，1946年9月到12月，两野两区以及中央军委之间，就华东地区的作战方针问题进行了长达3个多月的磋商讨论，来往电报有上百分之多。磋商的重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是集中兵力作战，还是分兵各自为战？集中兵力于苏北，还是鲁南，或是西渡运河越过津浦路出击淮北地区？争论的焦点是集中兵力于何处与敌作战的问题。
说白了，就是山东的同志坚持集兵于鲁南歼敌，华中的同志则坚持集兵于华中作战这期间，部队南调北移作战数次，均未获大量歼敌的战果。
陈士榘始终坚持集中兵力于山东地区作战。
陈士榘提出这个意见时作了两点陈述：一，当时敌人的作战方针是打通津浦路，将华东、华北、东北联结起来，而苏中、苏北靠近沪宁，威胁南京，他必然倾其全力攻占。加上敌强我弱，应避其锐；二，山东地区群众基础好，地形条件也优于苏皖地区，应把山东地区作为华东战区的立足点，有条件时向苏皖等省发展。当时正逢雨季，集中兵力在山东作战更为有利。
陈士榘的意见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在战区最高领导集团中产生了影响。1946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在反复征询意见后，终于明确指示：“集中兵力于鲁南作战。”
正确统一的作战方针立即影响到战争结果和战局的发展，1946年12月和1947年1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华东野战军接连举行了宿北、鲁南两大战役，连战皆捷，歼敌8万余人。从此，全军指战员越战越勇，华东战局发生了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