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当性横亘在阶级隔阂之中

引用的文本版本是该版本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书名已经提示文本的两位主人公，查泰莱的夫人康妮以及她的第二个情人麦乐斯。次要人物是康妮的丈夫查泰莱，康妮的第一个情人迈克勒斯。

“一战”导致查泰莱下半身瘫痪，丧失性能力。之后，查泰莱继承了准男爵爵位，康妮的父亲也是爵士。“查泰莱比康妮更属于上流社会。康妮是富裕的知识分子，而他属于贵族阶层”。

他们同属上层社会。迈克拉斯是爱尔兰年轻富有的剧作家，也是上层社会的一员。但文本叙述他的性太快，康妮出于同情爱上了他。迈克勒斯和康妮的性行为，与麦乐斯和前妻贝莎古茨的性行为，有着一样的失望。前者是由于迈克勒斯的“高潮很快到来”，而贝莎古茨“从不跟我一块儿达到高潮”。在康妮与麦乐斯相遇之前，他们的情人都达不到作者想要的性的一致性。因而被作者的叙事淘汰。

这也似乎是劳伦斯所追求的灵肉同一的某种叙事前提。康妮从迈克勒斯得到的性满足的成果是“迈克勒斯在她体内的男性被动坚挺使她获得的”。而被动，是劳伦斯一直拒绝的东西，也是弗洛伊德强调的女性的特质。“她们要做主动的一方”这是麦乐斯认为性交往中最糟糕的经验。起初，年轻的麦乐斯是性弱势的一方。正如他在与贝莎古茨性行为中的被动状态一样。这种被动正是米利特和波伏娃一直指责和批评劳伦斯的地方。

在重点考察麦乐斯—康妮的关系之前，康妮的母亲是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康妮母亲的叙事被劳伦斯以神经病患者为由迅速终结，像《钢琴教师》中埃里卡父亲叙事一样。但劳伦斯用只言片语叙述出康妮父母的断裂。康妮的母亲“是个有自己的收入和自己的行事方式的女人。她责备她的丈夫”。

显然，这是自我主体性极强的母亲，而这正是劳伦斯给出的她母亲“从未完全成就过自我”的原因。康妮的父亲让自己的妻子自行其是，而他则走自己的道路。婚姻生活导致康妮的父母各行其是的平行线的生活，这像是《儿子与情人》中父母叙事的某种痕迹的延续。母亲希望康妮塑造强大的自我主体性，独立在性与男人之外，而康妮起初也是这样做的。

追溯康妮与麦乐斯之前的性关系。麦乐斯的第一个女友“没有性欲”，第二女友不喜欢性行为，麦乐斯这前两任女友像是《儿子与情人》中米丽安的再次书写。而劳伦斯判决查泰莱和迈克勒斯“在性欲上，他们是冷漠的，毫无感觉”，而赋予康妮第一次见到麦乐斯时“他奇异地充满着活力”。

要注意到文本中查泰莱在战争摧毁他身心之前，他就已经对待性是冷漠的态度了。这样的细节可以避免将查泰莱的性冷漠完全赋予战争致使他残疾的因素。

战后的生活中，查泰莱、康妮的父亲与姐姐都建议或者认可康妮去找一个贵族的情人而非是下层阶级的麦乐斯。查泰莱也允许康妮去寻找情人来满足她的性困乏，但这偶尔的性事比不上长久的共同生活。因为查泰莱自己的性能力被一战摧毁，他便沉浸在了精神生活中。

这样的精神生活曾被年轻的康妮所赞赏，十八岁的康妮认为性“只不过是一种原始的逆转和令人扫兴的事情”，是“古老而污秽的两性关系”。年轻的康妮被劳伦斯赋予“女人可以拥有他而不受他的支配，她可以用性去支配他……把他仅作为工具来达到亢奋和高潮”的性强势一方的观念。对于男子渴求的性，康妮认为是用自己的身体来恩赐他们，爱情在年轻康妮来看只是陪衬而已。而与查泰莱结婚后的性行为，康妮依然坚持是偶然、附带和陈旧的感官过程。

但康妮的性意识的转变是这个文本叙事的核心。分析这种转变的原因是研究这个文本的重点。从“她下定决心不再要任何东西了。她唯一想做的，是维护好她已经得到的一切：克利福德、小说、拉格比、查泰莱男爵夫人的地位、金钱和名誉，等等……她想把这儿一切都好好维持住”到“她宁愿放弃那冷酷而显赫的妇人权威”，最终也放弃了自己的“有闲阶级”。

这中间发生了某种令康妮彻底逆转之前性意识的东西？两个决定，前者是康妮与迈克勒斯性行为之后，后者是与麦乐斯发生性行为之后。但值得注意的是，麦乐斯与康妮第一次的性行为也结束得很快，甚至第二次、第三次结束的依然很快。而康妮从迈克勒斯那里主动的要求性满足到被动等待麦乐斯赐予她性满足的转变似乎显得很突兀？考虑到劳伦斯在叙述迈克勒斯和麦乐斯的性能力是相当的，但却像上帝一样判决那个上层阶级的情人输。这源自劳伦斯对阶级的某种反抗意识。

劳伦斯似乎只将“生殖器的神秘而漂亮”赋予了麦乐斯一个人，将其他男性人物判决成性无能。这种判决的标准就是米利特批判的“劳伦斯对弗洛伊德的了解是零星的、第二手的，但他似乎十分熟悉女性被动、男性主动的理论”。

在迈克勒斯—康妮的关系中，前者是被动的；在康妮—麦乐斯的关系中，康妮是被动的。迈克勒斯指责着康妮的主动，这种指责导致他离开了康妮。波伏娃给出的解释是“康妮和迈克勒斯都封闭在自己的主体性中”。康妮成为不了迈克拉斯的他者，但面对麦乐斯，她成为了他者，“关于爱情体验的一个建构性条件是一个人在他者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

麦乐斯的性的确激活了康妮的另一个自我，这自我是身体的愉悦，是对性的欲望，这种欲望之前被康妮禁锢在令人荣耀的阶级权力中。在康妮逐渐从女性古老的羞耻中自我解禁的过程中，查泰莱试图用话语宣誓自己的存在，他试图用“古典的约束”将康妮拽回曾经性冷漠的时候，到最后恼羞成怒斥责康妮是堕落的女人。“他变得极其推崇仁义道德。他把自己看成善的化身”。但必须强调的是，他是这个文本中真正的悲剧人物，也是劳伦斯可能会同情的人，他也有劳伦斯晚年因疾病而性虚弱的影子。

在麦乐斯—康妮的性关系，阶级权力是麦乐斯最恐惧的部分。麦乐斯以前在海外的士兵生涯中，成为了中尉军官。军官生涯中他逐渐厌恶中产阶级和上层阶层，鄙视自己向上的愿望。因为肺炎，麦乐斯逃回英国重新做了工人，他远离上层阶级成为了卑微的猎场守护人。

在与康妮完成第一次性行为后他便思考起“复杂的问题”。他开始批评工业文明的罪恶、邪恶的机械世界、拜金主义等。然后他后悔并恐惧与康妮发生性关系，恐惧的是社会赋予自己底层阶级的身份。他思考的一切凝结在了对阶级问题的担忧上：“你会觉得这是屈辱的，我不过是你丈夫的一个仆人”，“你是查泰莱夫人，你在跟一个猎场守护人发生暧昧关系。如果我是一位绅士，事情就另当别论了”。麦乐斯始终担忧的都是阶级的障碍与分歧。

这在劳伦斯写作这个文本第一稿的“这是一部主要写阶级分歧碰到了性欲的小说”的强调到第三稿重新写作后，跨越阶级的私通关系的叙事被淡化，但阶级差异的问题依然存在，只不过叙事重点从“性欲和阶级隔阂的长篇小说改造成了其中的猎场看守可以成为查泰莱夫人的未来伴侣的作品”。

性欲隔阂显然是康妮与查泰莱的关系，文本中将这种性驱力的被压抑赋予了日渐消瘦的康妮的身体上，从而被医生诊断为抑郁。康妮在镜子面前凝视自己赤裸的身体日渐黯淡的叙述与《钢琴教师》中埃里卡深夜凝视自己衰老的身体都生发出某种恨意。这符合弗洛伊德的性压抑导致了神经症的模式，这极度抑郁正是康妮主动走进麦乐斯隐匿在树林的猎场小屋的前提。埃里卡走进了虐恋，在受虐者一方坚守着自己主动的权力，而康妮走进了被动，成为了麦乐斯的他者。

他们起初的相遇便是阶级隔阂的体现，麦乐斯看到了一个“冷酷的、上层阶级女性的轻率的自行其是”，而康妮起初的感觉是“对男性的固执感到愤怒。还是一个佣人！”必须考虑到康妮起初接近情人的某种阴谋式目的，是与丈夫查泰莱讨论通过怀上他人的孩子，来继承查泰莱家族的事业。也就是说，康妮正在凭借自己上层贵妇人的身份去猎艳，猎艳的目的是生下一个阶级继承者。当麦乐斯质问康妮是否在利用他时，康妮也不置可否。

为了缓解这样尴尬的场面，劳伦斯叙述了一场惊人的灵肉合一的详细的性行为叙事，在这里康妮“在她的怀中变得娇小，消失，她的抗拒也消失了”。康妮接受了麦乐斯“他者的馈赠”，即“爱着的人在被爱者身上忘却自己，而这种忘却能帮助自己找回自己，重新拥有自己”。

在这场性叙事的尾声，劳伦斯说道：“这是神的儿子和人类女儿在一起”。麦乐斯被劳伦斯赋予“阳物伊阿科斯（古希腊的神）”，它使得康妮放弃那份权力荣耀并抵抗它。因此，这样的叙事被波伏娃批判为是劳伦斯将“性和男性生殖器之间划等号”来宣告“男性至高无上”；被米利特批判成“劳伦斯将‘性的’和‘阴茎的’这两个词交替使用……赞美的是猎场守护人麦乐斯的阴茎”。

劳伦斯在这样的叙事里确实有“将男性的优势转化为一种神秘的宗教”的趋势。劳伦斯将麦乐斯塑造成阳物之神和将崇拜阳物宗教化，这确实可以解释下层阶级的麦乐斯对上层阶级贵妇人康妮轻而易举的性逆转叙事，“她得成为被动、迁就的东西，像一个肉欲的奴隶，一个肉欲的奴隶”、“是他给了我烈火般的生命”，波伏娃认为只有查泰莱夫人认识到“他对她而言体现了生命这个真理时，她才找到平静与欢乐”。

确实，麦乐斯带给了康妮一种生命感，这种将性象征着生命力的生命叙事文本的特点是“性几乎具备决定一切的重要性，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麦乐斯的性力使得康妮决定不顾一切，决定放弃她的社会地位以及相应的荣耀与金钱，与查泰莱离婚。

但文本中康妮在面对离婚时出现了犹豫，这种犹豫依然事关阶级。

康妮用一个叫邓肯的上层阶级的艺术家来替代麦乐斯，为了在与查泰莱的离婚案中隐匿麦乐斯的名字，她依然害怕着上流社会的闲话。康妮的父亲得知麦乐斯的存在后，也害怕着外界的非议。康妮的姐姐觉得这是奇耻大辱，但她遗憾“要是你跟她处在同一个阶级就好了”。康妮家族三人都同意这个离婚方案，但麦乐斯对此愤怒，开始站在性强势一方坚决赋予自己存在的价值。当康妮最终对查泰莱说出实情时，而查泰莱坚决拒绝离婚，他愤怒于这个下层阶级的仆人要将他的姓氏赋予他的妻子康妮，因为这个流言，查泰莱解雇了麦乐斯。

文本结束在麦乐斯给康妮的长信中。

麦乐斯斥责着工业社会使男女失去活力，他依然忌惮着阶级与金钱，即使麦乐斯找到了新的农场农工的工作，即使“康妮有资本帮他开始”。但他们都要面临各自的离婚官司问题。麦乐斯却充满着希望，而这希望的前提是苦涩的。

考虑到这个文本是劳伦斯晚年贫困、疾病与失落中三易其稿。米利特认为这是劳伦斯在利用这个文本抓住他仅剩的权力，即“所有其他可以使他辉煌的途径已向他关上大门。公共生活中的权力已成为泡影，唯有性的权力依存”。

而劳伦斯在信中有着相反的期待：“个人的性压抑无法与我作为社会的人所受的压抑相比”。这也是劳伦斯一直与弗洛伊德强调的生物性的性压抑理论相区别的地方。但在阳具崇拜的意识上，他又倾向了弗洛伊德。麦乐斯逆转成为性强势一方所付出的策略性努力似乎“仅仅是举着阳物的人，当他的服务完成之后，（康妮）便被撕得粉碎”。

但必须指出的是，他只是逆转了康妮最初对他的某种鄙视，他并没有逆转了阶级，他也无需逆转。而事实上，劳伦斯一直在拉大这种阶级差距，即“他对劳工阶层的忠诚……他对中产阶级的轻蔑”。这种对阶级轻蔑，是自《儿子与情人》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以贯之的，保罗曾经憧憬的性关系或许在麦乐斯身上得以最终实现，这个过程也凝结了作者劳伦斯在现实中一生的情感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