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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罗新安供稿
这是罗炳辉像。新华社发
我父亲罗炳辉的婚姻和子女
文/罗新安
（2020、6、7）
2014年1月14日晚8点，我正在看书，突然接到老友赵金川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原来，他听说我父亲还有一个女儿留在延安务农。由于她生活有困难，有人准备援助，先找我核实一下情况。
我告诉他：“在延安务农的刘凤英不是我父亲的女儿，是我父亲的前妻杨厚珍与伤残（没有右臂）老红军刘正明的女儿。”
金川听后焦急地说：“你要把这些情况写出来，否则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
放下电话，我马上打开电脑在网上搜索，发现延安市宝塔区政府在2012年就认定刘凤英是罗炳辉的女儿。面对与我父亲婚姻和子女有关的事，揭开“尘封历史”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一
要说清楚这些事，必须从我父亲的一生经历说起。
我父亲罗炳辉（1897-1946）是云南省彝良县人，汉族。为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高级将领，中央军委认定的36位军事家之一。电影《从奴隶到将军》就是以他为原型的。
我父亲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从一位穷苦农民成长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192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领导吉安起义，参加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创建时期，他参加过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荣获二等“红星奖章”。长征时期，他担任红九军团军团长，该军团是唯一先后隶属于一、四、二这三个方面军的军团。父亲参与领导创建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一直延伸到日伪“首都”南京附近，在日伪的“卧榻之侧”英勇战斗了六年。他发明了专门对付日军的“梅花桩战术”；他是著名的神枪手，拔枪打飞鸟，百发百中；他爱民如亲人，群众称他为“罗青天”；他练兵极其严格，使部队攻必克、守必坚，使淮南根据地成为华中敌后最稳固的抗日根据地。直到今天，他的传奇故事仍然在他战斗过的地方广为流传。
我父亲的感情和婚姻经历也有传奇色彩，只是碍于隐私等问题，很少为人所知而已。
二
我父亲虽然在旧军队中当兵、做官十多年，而且一度身居要职，但是，他“吃喝嫖赌”一样不沾，特别在对待男女问题上极为严谨，这一条在滇军中非常有名。这里不妨引用我父亲亲笔撰写的自传里写的两件事，来作说明。
第一件、1921年初，滇军顾品珍起兵反唐（继尧），我父亲跟随唐继尧逃往香港，任副官。“有一师长的小老婆在香港同唐继尧住在一起，她很喜欢我，但我一切银钱物件坚决不收，她要我和她到上海去过日子，当时有参谋副官也劝我，要与她弄好关系，主要是能骗到钱，他也享受一部分。我不同意，他便责骂我蠢，他又遇不到这样的好事。”
第二件、1922年初，我父亲伙同三人，到广西桂林投奔孙中山。 在路过贵阳时，同行的三人找一老妇联系妓女。“老妇就把女子带来，这女子羞得面红耳赤，不说话，坐立不安，因痛哭双眼红肿，愁容满面，一看就知道迫不得已。在老妇的诱劝下渐有笑容，说了自己的遭遇。当时同行的三人都神魂颠倒了，多方买好这一女子，但这女子对他们很冷淡，只是愿意亲近我，他们三人见此就要离开，说让罗为好。我不肯，但女子不肯放我。他们离开后，我又和这女子谈了一二小时，女子要和我吻抱，我当时也确实有些动心，但道德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而是应该帮助这个女人逃出虎口，让他们夫妻团圆，就给她五十大洋，叫她离开这里去找丈夫。和我同行的三人都说我是傻瓜，但旅店中的客人都说我是一个有为的正直青年。”
以上这两件事，在滇军故旧中影响很大，父亲的正直、善良和坐怀不乱，被袍泽们传为美谈。不难看出，罗炳辉不仅不是那种花心的男人，而且是少有的正派男人。
三
我父亲先后有过三段婚姻。第一任妻子李桂秀是云南彝良人，与我父亲育有一子罗代勋（1913-1950）。父亲自从参加滇军后，再也没有回去。罗代勋于建国初冤逝。
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杨厚珍（1908-1977），江西瑞金人，与我父亲育有一女罗镇涛（1929-1983）。1937年4月经毛主席批准与杨厚珍离婚。
父亲的第三任妻子张明秀（1918-2011),四川广元人，在延安经何长工介绍认识，1937年9月经毛主席批准结婚。与我父亲育有一子一女。一子就是我。
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杨厚珍是瑞金县城一位米商的女儿。在1929年我父亲领导吉安起义之后，她参加了革命。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杨厚珍作为亲属参加了长征。长征中，我父亲在红九军团，杨厚珍在中央纵队，他们始终没有见过面。红九军团（后改名红三十二军）先后隶属于一、四、二这三个方面军，到达陕北已经是1936年10月了。在长征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们没有见过面。
1935年10月，杨厚珍随着中央纵队，早我父亲一年抵达陕北。为解决伤残红军的治疗问题，中央卫生部创建了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因为杨厚珍长征中负伤（三等残疾），被安排在医院医治休养。在医院里，杨厚珍与医院的指导员刘正明产生恋情。1936年12月他们的女儿刘凤英出生。
当我父亲到达陕北，得知杨厚珍正在医院里生孩子，马上火冒三丈，拔出枪要到医院找杨厚珍算账。后经周恩来、朱德做工作，我父亲才作罢。1937年4月经毛主席批准离婚。他们离婚的事，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罗炳辉年谱》（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中有记载。
后来，老战友何长工（原红九军团政委）介绍我父亲认识了延安抗大第三期的红军学员张明秀。他们于9月在延安结婚。
四
2010年4月的一天，有一位莫娴女士来访，她说是杨厚珍的孙媳妇。她说，她的公公刘钢夫是杨厚珍与罗炳辉的孩子。我问她刘钢夫的生日，她回答：1938年3月。我当即翻开《罗炳辉年谱》，告诉她：罗炳辉与杨厚珍于1937年4月离婚，所以，刘钢夫不可能是罗炳辉的孩子。
其实，事情本身并不复杂，是人为搞复杂了。在云南，早在1991年，原中共彝良县委宣传部部长杨升华就在《昭通文史资料》第6辑发表的文章中写道：“长征开始后，罗炳辉夫人杨厚珍随中央纵队行动，二人未能见面。长征途中杨厚珍负伤，军医刘正明为之治疗护理，二人便有了恋情。到延安的罗炳辉挽回无效，只好离婚分手。”杨升华1979年参加了彝良县组织的到各地的访问与调查。
我认为，刘凤英虽然不是罗炳辉的女儿，她也是两位老红军的女儿，应该得到照顾。
我父亲罗炳辉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把名誉看得如同生命一样的重要。他的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在旧军队时期就已经极为罕见。参加革命并且成为红军高级将领以后，他更加严于律己，这一点是有口皆碑的。在父亲逝世多年后，竟然出现了“孩子问题”。我作为他的儿子，有责任出面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