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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羅新安供稿
這是羅炳輝像。新華社發
我父親羅炳輝的婚姻和子女
文/羅新安
（2020、6、7）
2014年1月14日晚8點，我正在看書，突然接到老友趙金川從北京打來的電話。
原來，他聽說我父親還有一個女兒留在延安務農。由于她生活有困難，有人準備援助，先找我核實一下情況。
我告訴他：“在延安務農的劉鳳英不是我父親的女兒，是我父親的前妻楊厚珍與傷殘（沒有右臂）老紅軍劉正明的女兒。”
金川聽後焦急地說：“你要把這些情況寫出來，否則以後就沒有人知道了。”
放下電話，我馬上打開電腦在網上搜尋，發現延安市寶塔區政府在2012年就認定劉鳳英是羅炳輝的女兒。面對與我父親婚姻和子女有關的事，揭開“塵封曆史”的責任感油然而生。
一
要說清楚這些事，必須從我父親的一生經曆說起。
我父親羅炳輝（1897-1946）是雲南省彜良縣人，漢族。為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進階将領，中央軍委認定的36位軍事家之一。電影《從奴隸到将軍》就是以他為原型的。
我父親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他從一位窮苦農民成長為一位無産階級革命家和軍事家。他1929年7月加入中國共産黨，10月上司吉安起義，參加工農紅軍。在中央蘇區建立時期，他參加過一至五次反圍剿戰争，榮獲二等“紅星獎章”。長征時期，他擔任紅九軍團軍團長，該軍團是唯一先後隸屬于一、四、二這三個方面軍的軍團。父親參與上司建立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據地，一直延伸到日僞“首都”南京附近，在日僞的“卧榻之側”英勇戰鬥了六年。他發明了專門對付日軍的“梅花樁戰術”；他是著名的神槍手，拔槍打飛鳥，百發百中；他愛民如親人，群衆稱他為“羅青天”；他練兵極其嚴格，使部隊攻必克、守必堅，使淮南根據地成為華中敵後最穩固的抗日根據地。直到今天，他的傳奇故事仍然在他戰鬥過的地方廣為流傳。
我父親的感情和婚姻經曆也有傳奇色彩，隻是礙于隐私等問題，很少為人所知而已。
二
我父親雖然在舊軍隊中當兵、做官十多年，而且一度身居要職，但是，他“吃喝嫖賭”一樣不沾，特别在對待男女問題上極為嚴謹，這一條在滇軍中非常有名。這裡不妨引用我父親親筆撰寫的自傳裡寫的兩件事，來作說明。
第一件、1921年初，滇軍顧品珍起兵反唐（繼堯），我父親跟随唐繼堯逃往香港，任副官。“有一師長的小老婆在香港同唐繼堯住在一起，她很喜歡我，但我一切銀錢物件堅決不收，她要我和她到上海去過日子，當時有參謀副官也勸我，要與她弄好關系，主要是能騙到錢，他也享受一部分。我不同意，他便責罵我蠢，他又遇不到這樣的好事。”
第二件、1922年初，我父親夥同三人，到廣西桂林投奔孫中山。 在路過貴陽時，同行的三人找一老婦聯系妓女。“老婦就把女子帶來，這女子羞得面紅耳赤，不說話，坐立不安，因痛哭雙眼紅腫，愁容滿面，一看就知道迫不得已。在老婦的誘勸下漸有笑容，說了自己的遭遇。當時同行的三人都神魂颠倒了，多方買好這一女子，但這女子對他們很冷淡，隻是願意親近我，他們三人見此就要離開，說讓羅為好。我不肯，但女子不肯放我。他們離開後，我又和這女子談了一二小時，女子要和我吻抱，我當時也确實有些動心，但道德良心告訴我不能這樣做，而是應該幫助這個女人逃出虎口，讓他們夫妻團圓，就給她五十大洋，叫她離開這裡去找丈夫。和我同行的三人都說我是傻瓜，但旅店中的客人都說我是一個有為的正直青年。”
以上這兩件事，在滇軍故舊中影響很大，父親的正直、善良和坐懷不亂，被袍澤們傳為美談。不難看出，羅炳輝不僅不是那種花心的男人，而且是少有的正派男人。
三
我父親先後有過三段婚姻。第一任妻子李桂秀是雲南彜良人，與我父親育有一子羅代勳（1913-1950）。父親自從參加滇軍後，再也沒有回去。羅代勳于建國初冤逝。
父親的第二任妻子楊厚珍（1908-1977），江西瑞金人，與我父親育有一女羅鎮濤（1929-1983）。1937年4月經毛主席準許與楊厚珍離婚。
父親的第三任妻子張明秀（1918-2011),四川廣元人，在延安經何長工介紹認識，1937年9月經毛主席準許結婚。與我父親育有一子一女。一子就是我。
我父親的第二任妻子楊厚珍是瑞金縣城一位米商的女兒。在1929年我父親上司吉安起義之後，她參加了革命。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楊厚珍作為親屬參加了長征。長征中，我父親在紅九軍團，楊厚珍在中央縱隊，他們始終沒有見過面。紅九軍團（後改名紅三十二軍）先後隸屬于一、四、二這三個方面軍，到達陝北已經是1936年10月了。在長征的兩年多時間裡，他們沒有見過面。
1935年10月，楊厚珍随着中央縱隊，早我父親一年抵達陝北。為解決傷殘紅軍的治療問題，中央衛生部建立了紅軍榮譽軍人殘廢醫院。因為楊厚珍長征中負傷（三等殘疾），被安排在醫院醫治休養。在醫院裡，楊厚珍與醫院的指導員劉正明産生戀情。1936年12月他們的女兒劉鳳英出生。
當我父親到達陝北，得知楊厚珍正在醫院裡生孩子，馬上火冒三丈，拔出槍要到醫院找楊厚珍算賬。後經周恩來、朱德做工作，我父親才作罷。1937年4月經毛主席準許離婚。他們離婚的事，在中共雲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羅炳輝年譜》（雲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中有記載。
後來，老戰友何長工（原紅九軍團政委）介紹我父親認識了延安抗大第三期的紅軍學員張明秀。他們于9月在延安結婚。
四
2010年4月的一天，有一位莫娴女士來訪，她說是楊厚珍的孫媳婦。她說，她的公公劉鋼夫是楊厚珍與羅炳輝的孩子。我問她劉鋼夫的生日，她回答：1938年3月。我當即翻開《羅炳輝年譜》，告訴她：羅炳輝與楊厚珍于1937年4月離婚，是以，劉鋼夫不可能是羅炳輝的孩子。
其實，事情本身并不複雜，是人為搞複雜了。在雲南，早在1991年，原中共彜良縣委宣傳部部長楊升華就在《昭通文史資料》第6輯發表的文章中寫道：“長征開始後，羅炳輝夫人楊厚珍随中央縱隊行動，二人未能見面。長征途中楊厚珍負傷，軍醫劉正明為之治療護理，二人便有了戀情。到延安的羅炳輝挽回無效，隻好離婚分手。”楊升華1979年參加了彜良縣組織的到各地的通路與調查。
我認為，劉鳳英雖然不是羅炳輝的女兒，她也是兩位老紅軍的女兒，應該得到照顧。
我父親羅炳輝在他的一生中，始終把名譽看得如同生命一樣的重要。他的潔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在舊軍隊時期就已經極為罕見。參加革命并且成為紅軍進階将領以後，他更加嚴于律己，這一點是有口皆碑的。在父親逝世多年後，竟然出現了“孩子問題”。我作為他的兒子，有責任出面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