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一位在中国老幼皆知的大文学家，他泼辣犀利、如匕首般锋利的杂文、铭刻在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然而，在他的背后、同样屹立着一位伟大的女性——他的夫人许广平。
如果说鲁迅是一棵抗风雨而不倒的大树、那许广平就是在大树的庇护下茁壮成长的小树、又与大树一起迎击那来自八方的电闪雷鸣。
鲁迅逝世后，她以战斗的姿态重返社会，以笔为枪、在日军的文化封锁线上撑起片蓝天；她独自完成鲁迅未完成的事业，为保存鲁迅遗物而不惜被日军逮捕。她的事迹感人肺腑，她的人生无私而坚强。
广州，一个四季都是绿树繁花，风景秀丽的城市，每到了三月份的时候，似火的木棉花便会开遍城市内每一个角落。
1898年2月12日，在这座城市高第街的一户人家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她就是许广平，有着亦如木棉花般火红，热烈的性格。
她一来到人世上就遇到不幸，刚出生时，她曾在母亲腹部遗尿，这本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却被迷信者认为是克生母的不祥之兆。
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她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在她和周围的人们中间筑起一堵高墙。然而，这亦成为许广平成长中的一种小暗示，年幼的许广平从小便懂得了察颜观色，却又有热烈、开明的性格，她和哥哥们在一起进学堂读书，并且在辛亥革命后，接受了革命暴风雨的洗礼。
1917年，许广平的双亲去世，她来到天津投靠姑母。在自己不懈的努力下，许广平考入了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开启了她人生道路新的起点。在此期间、她不仅勤奋学习文化知识，还积极参加各种校园活动。
亦因出色的写作才能被推举为校友会文艺部的委员。1922年，许广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在这里遇见她一生崇敬的爱人鲁迅。
1925年3月到7月之间，鲁迅与许广平之间有书信来往四十余封。他们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渐渐升腾为爱情的火焰，他们心信中没有流露出悱恻和缠绵的柔情，尽是对社会和人生问题的严肃探讨。
许广平写道：“没有灿烂的鲜花，没有热恋的情，我们的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然而，他们的爱情遇到了众多人的讥讽和反对，但是在压力面前许广平却表现出了超凡脱俗的远见和坚韧不屈的精神。
许广平和鲁迅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他们在日寇侵略上海的战火中一起逃难。一起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通辑和迫害。
许广平成为鲁迅可靠的战友与出色的助手，为鲁迅的写作，她千方百计地查资料，找参考书籍。
她为鲁迅抄稿，和鲁迅共同校对译著，她记录与整理鲁迅的谈话，她精心保管鲁迅的存稿。在生活中，许广平又是一个出色的主妇，她无微不至地照顾鲁迅的起居，使他不受日常琐事干扰。
1927年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有了结晶，他们的儿子海婴诞生了。在许广平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鲁迅在婚后十年间完成了大量的作品，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
1936年10月19日，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说道：“忘记我，管好自己的生活！”这是鲁迅留给自己夫人的遗言。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扛起了鲁迅写作的大旗，继续奋战在抗日的后方。
1937年上海沦陷，四面都是日军沦陷区，历史上称这一段时间为“孤岛”时期。由于日寇的文化专制，凡属与抗日有关的书籍、杂志和报纸均被查禁，甚至连包东西的报纸有抗日的记载也会遭到搜捕。由日本人“钦定”的书刊中，只能登载吹捧“大东亚共荣圈”的汉奸文字了。
为了打破文化界的灰暗局面，上海文艺界地下党通过《每日译报》、《导报》、《文汇报》等报纸的副刊，团结了一批尚未撤离上海的进步作家和文化人，开展了“孤岛”时期的文学运动。
许广平就是这一名运动的勇敢战士。根据统计，“孤岛”时期，许广平共在20多个报刊上发表过90多篇文章，她在《星洲日报》上发表的《孤寡之声》，无情揭露和斥责国民党顽固派分子在日寇入侵后揺身变为汉奸，在上海鱼肉人民，迫害爱国志士的丑行。
她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撰文号召：“纪念母亲节，家庭妇女一致起来参加抗战工作，争取最后胜利，这是今年最需要的任务。”
有一次，许广平听到一个消息，即《奔流文艺丛刊》将改名为《奔流新集》，这消息使她惊讶和迷惑。《奔流文艺丛刊》原是上海文化界地下党创办的，许广平经常投稿，这本是抗日的刊物，已经在读者中产生一定的影响，怎么随便改名？带着疑问，许广平匆匆跑去编辑部询问。
面对许广平的疑问，丛刊负责人面露难色。后来许广平了解到，原来杂志社因为经费问题而遇到了些困难、不能按期刊发，“别着急？”许广平说：你们缺少钱，可以从我这里拿去，要多少，开个口就好了。”
许广平自己生活节俭，但是在支援祖国抗日活动上，她毫不吝啬。在她的支持下，《奔流文艺丛刊》才得以继续出版。而后，许广平又将鲁迅的文章《势所必至，理所固然》以及鲁迅和冯雪峰的合影，交给该刊发表。
并亲自为该刊撰写了《鲁迅先生在北平的反帝斗争》等文章，鼓舞了当地人民的反抗斗志。许广平的一支笔撑开了“孤岛”文化界的蓝天。
鲁迅去逝不久，许广平携海婴迁居上海霞飞坊64号。抗战全面爆发后，党组织考虑到许广平的安全，曾经建议她转移到苏北新四军开辟的根据地，也有人劝她以教书作为掩护，暂时避居南洋。
但是许广平都未同意，她选择继续留在上海，她说道：
“我这一个家，丝毫没有贵重的物品，在有些人的眼里是看不起的。 但我把这里的一桌一椅，一书一物，凡是鲁迅先生留下来的，都好好地保存起来。这不是我的遗产，这是革命的财富，是全中国人民的财富，是要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化，要了解鲁迅生平和事迹的人的财富。 当然，请别人看守了是不可能的，但是倘使连我也不能看守而要求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看守这些遗物，是没有理由的，由此，我不敢在任何危难的时候交托任何人。”
烽火连天的岁月中，鲁迅的很多手稿、遗物，有可能毁于一旦，为此许广平忧心如焚，焦急万分。经过不懈努力，在党领导下的出版机关——复社的帮助下，许广平终于出版了丈夫的作品《鲁迅全集》。
复社成立于1937年12月。它的倡议者是胡愈之、胡仲持、张宗麟、黄幼雄等20人。许广平亲自参与了出版《鲁迅全集》的部分工作，于1938年4月开始和王任叔在艰难的环境中展开编校工作。
许广平当时的生活是十分艰辛的。她要照顾年幼的海婴，物质生活也极为清苦。然而，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她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在各方面人士的大力协助下，很快搜集到许多已刊、未刊的鲁迅著作。
并完成了分类、整理、抄写、编辑、校对等一系列工作。1938年9月15日，一套收集完备，售价低廉的20册《鲁迅全集》，在敌伪的百般阻挠下终于奇迹般地全部出齐了，成为诸多读者的精神食粮。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重要基地珍珠港，同时又进攻马尼拉、上海、逻罗、香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了。8日，日军开进上海，上海全部沦陷。
上海地下党组织考虑许广平的安全，再一次派人和她联系，劝她离开上海，到解放区去躲避。然而，许广平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这一邀请。
果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1941年12月15日清晨，来自日本宪兵队司令部的十多个便衣警察和原属旧法租界巡捕房的若干工作人员，突然破门而入，涌进了许广平的住所。许广平走下楼来，二十多个凶神恶煞的日本士兵已经站在客厅里。
一个叫佐佐木德正的戴眼镜的宪兵打量了一下许广平：“你姓什么？”他用中国话发问。“姓许。”许广平冷静地回答，没有一丝恐惧。
敌人又问：“叫什么名字？”“广平。”“还有没有别的名字？”“没有了。”“哼哼”佐佐木德正冷笑了一声，长满横肉的脸上尽是轻蔑的表情。
接着，他下命令道：“给我搜！”在场的日本兵毫不客气，开始了搜查，他们第一个搜查的目标是书房里一米多高的书橱。这里放着许广平随手翻看的新书以及朋友赠送的译著，另有一部分《鲁迅三十年集》和一本《鲁迅日记》手稿。
他们搜完书橱，又开始搜抽屉，前后长达两个小时之久。他们把鲁迅的日记，各种图书以及十多个图章，打成两大包，全部抄走了。
接着，他们又要上三楼继续搜查，正打开房门的紧急时刻，却被聪明的许广平拦住，她说：“这是租给了别人家的了。”当时日寇刚侵入上海租界，还没有来得及登记户口，日本兵听说借给了人，也就算了，因而挽救了专门存放在鲁迅遗物的三楼，使它免除了一场灾难。但是，许广平被捕了。
被捕后，每天上午9时，是提审许广平的时间。
四天过去了，敌人轮番对她施展威逼利诱的各种手法，但毫无结果。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日本兵终于开始动武了，他们先用拳头猛击许广平的头部，接着用黄皮马靴踢她的肚子，最后强迫许广平脱去厚重的外套。
用皮鞭使劲地抽打。受刑之后，许广平两眼肿得像紫葡萄，被皮靴踢过的大腿结成硬块瘀血，全身上下留下道道鞭痕。
敌人的疯狂，使许广平知道了她被捕的真实原因：原来由于她与进步文化界的广泛联系，敌人把她当成理想的突破口，来追查抗日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线索。
敌人说：“只要你提供上海文化人的情况，我就把你放了。”可笑敌人打错了算盘，尽管刑讯逼供，但许广平始终没有吐露出敌人想知道的一个字。她做到了，她是对祖国竟尽忠贞的义士！
敌人见刑讯无效，便吼道：“你再不讲，就把你拖到街上去游行。”许广平默不作声，反而想道：如果有血性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女儿，姐妹被敌人凌辱示众，这将是暴露敌人，唤醒民众的宣传资料，真有这种机会，倒也是好事。
而后，敌人甚至使用电刑，痛苦之下，许广平几次昏厥，但她仍然坚守秘密。此后，敌人将她换了好几个囚室，又进行了好几次刑讯逼供，但依旧一无所获，不得不将她具保释放。
1942年3月1日下午，被关押、折磨了76天的许广平终于恢复了自由。
许广平的一生好像一本小说，书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夸张的情节，但朴素的言语和真实的叙述，却使这本书十分耐读，一笔一画地将许广平坚贞的政治节操，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栩栩如生地勾画出来，一串串对偶句，是她真心、真情的流露，一句句铿锵有力的排比，奏出了一个革命者人生中壮美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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