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良高：史学原理初认识

一、作为广义历史学一部分的考古学

近代兴起的考古学，在研究资料和方法上与依赖文献记载的传统历史学有很大不同，因此有学者主张将考古学与历史学区别开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我们认为，虽然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在研究资料和方法上有所差异，但本质上考古学仍属于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都是以人类的过去为研究对象，目标都是重建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夏鼐说：“作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的实物，即物质的遗存，应该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1］“在传统考古学家杰凯特·霍克斯（JacquettaHawkes）看来，考古学本质上仍是人文学科的，而不是科学的，考古学遵循的是‘无论使用的方法如何科学，其最终目标仍旧是史学的。’”［2］“皮柯特指出，除了研究资料不是有意识地保存或记录的之外，考古学就是历史学。”［3］朱凤瀚说：“如果从理论上讨论学科的界定，那么从可操作性角度看，决定学科性质与分类归属的不应该是其手段与方式，也不是研究过程中兼及的其他已有各自明确学术界域的相关学科，而应该取决于其本身终极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标。鉴此，笔者认为，现代考古学本质上仍当归入人文科学，亦即广义历史学中。”［4］

那么，什么是广义的历史学？什么又是传统历史学或曰狭义历史学？朱凤瀚定义为：“一是广义的历史学，或称历史科学，即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另一是狭义的历史学，指依靠文献资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5］

当代广义历史学的史料无疑包括了传统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两个部分，历史学研究也包括了主要基于传统文献研究的狭义历史学和基于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研究的考古学两部分。两者虽然在史料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差异，但研究对象和目标一致，且彼此之间相辅相成，越来越交融在一起。两者虽然使用不同的史料，传统文献史学主要依赖文献记载，考古学主要依赖考古发现的物质形态的古代文化遗存，但两者史料本质上也有相通之处，文献史料都是“文本”，考古资料也是“文本”，虽然这类“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上与流传下来的文献“文本”有所不同，但在文本属性上并无本质差异，都是人类观念与行为的产物，在其作为史料的选择、阐释与使用过程中，都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史家思想观念的左右。

基于以上理由，考古学理论，尤其是本体理论与一般史学本体论密切相关，两者在原理、内涵上是一致的，史学本体理论包含了考古学本体理论。这也正是本文将考古学本体理论纳入史学本体论一起讨论的原因，虽然考古学也有一些自身特有的理论内容需要我们予以专门探讨。

作为一个以广义历史学为职业的人，我们首先应该对以下问题有所认识。历史学是如何展开的？历史学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与讲述是真实历史的再现，还是我们的解读、建构和对古人世界的想象？我们真的能与古人沟通，对他们的世界一清二楚吗？我们真能再现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的行为、观念和思想吗？我们如何以及能否判断我们关于历史的解释与讲述是真实历史的再现，或只是我们的解读与建构呢？只有对历史学原理展开讨论，即对史学本体理论进行研究，才能解答这些疑问。也唯有对历史学本体论进行研究，才能使我们的历史学研究不仅做到知其然，而且做到知其所以然。

二、史学理论：本体理论与对象理论

什么是史学理论？广义的史学理论包括历史学的本体理论和对象理论。

本体理论是将历史学科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的各种理论。对象理论是将人类过去的历史作为对象，予以阐释和叙述的各种理论、观点。正如赵吉惠在《史学概论》中所提出的，历史学可分为史学理论、历史过程与规律的叙述、史料三个层次。史学理论包括历史哲学、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历史过程中概括的理论和方法三个方面［6］。

本体理论探讨的是历史学的本质，大约相当于“历史哲学”的研究范畴，正如克罗齐所主张的，历史哲学所涉及的历史不是本来意义的历史，而是历史学。他主张把历史哲学作为历史认识论，也就是不以客观的历史为研究对象，而以历史学（历史编纂学）为研究对象。

狭义的史学原理的主要关注对象就是历史学本体理论，即历史学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首先应该关注的问题。

布莱德雷说：“历史哲学，亦即对历史进行一番哲学的反思，是古已有之的，但是要到1951年沃尔什（W.Walsh）的《历史哲学导论》一书才正式提出所谓‘思辨的历史哲学’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之分，并且为不少的学者所接受。”［7］对本体论的关注不仅来自史学家对本学科相关具体研究的思考与体悟，也来自科学方法论研究者们的影响。

随着历史学家对自己史学研究实践过程的总结与反思，许多问题自然不可避免地被提出：历史学是否等同于历史？各自的本质是什么?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史料是如何形成和发现的？即历史是如何被记录和表述的？有什么特性？谁在说（写、研究或记录）？怎么说（写、研究或记录）？即历史学家是如何进行研究和陈述的？历史学研究对象是如何被选择、解释和建构的？为什么这样说（写、研究或记录）而不那样说（写、研究或记录）？如何看待历史学家之间不同的观点与陈述？为什么史学中充斥着争论、无穷无尽的阐释与各种版本的叙述？能否对史学研究成果作真假对错的判断，或我们所做出的仅仅只是有关阐释与叙述合理性的判断？判断标准是什么？面对各种史学观点和有关历史的阐释与叙述，我们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的工作有价值吗？即历史学的意义何在？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是实证还是建构？是基于当代需要还是为了再现过去，寻找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否存在？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着那些探根究底的史学家们，他们希望找到答案，历史学本体论成为一种需要。

当代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者们提出“元理论”概念，将研究一门科学的元理论的学问称之为“元科学”，如“元数学”“元逻辑学”“元历史学”“元物理学”等等，以区别于对象理论。“逻辑经验主义者的许多人从20世纪50年代起，把他们对自然科学的元理论研究的兴趣，转移到历史科学，于是形成了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它研究历史知识的基础和理论结构、研究历史的理解与解释、一般规律和因果关系在历史中的作用、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等等，而不涉及历史事实本身。”［8］

概而言之，本体理论将历史学本身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现象来考察，追问历史学的本质是客观再现历史，还是主观建构历史？是神意的表达，还是忠实的记录？有无规律？史家的作用是什么？历史事件是具体的、独一无二的，还是规律的表象，受规律的支配？我们如何记录历史？如何选择、判断、表达？什么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问题、理论与史料的关系如何？等等。如果所有的史学研究和历史过程的叙述都是基于当代的阐释与建构，那么，史学本体论就是要研究历史因何被阐释与建构？如何被阐释与建构？为何不断被解构与建构？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讲，本体理论与具体研究的关系，大约相当于过去所说的“道”与“术”的关系。关于对象理论，有学者将科学研究中的对象理论定义为：“科学家基于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即大量的现象或事实——的观察，建立了由一套描述性的陈述和判断性的陈述所构成的逻辑系统；这些陈述由概念、范畴、定义、原理、定律等所组成。这就是科学理论的结构，它的作用就在于：认识各种变量（如数学变量、时间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因果关系、发生学的关系等等），以达到解释某种（或某些）已知现象为什么发生，并预测将要发生的现象。”［9］

如果以此为标准，历史学的对象理论就是那些用于描述史料，阐释历史现象，解释现象之间关系，构建历史叙述的概念、史观、理论与模式等，以及历史学家利用这些概念、史观、理论或模式对史料所作的解读，对历史现象所作的阐释，对历史过程所作的叙述与解释。如关于人类文明社会的特征、起源及其产生动力的各种解释，如生态影响论、人口增长论、灌溉论、贸易发展论、战争论、宗教论、社会分层论、系统论、古国—方国—王国论等都属于对象理论［10］。历史学的对象理论包括人类文化的所有方面，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对象理论解决的是两个基本问题：首先，历史是什么？其次，历史现象背后的为什么？实证主义史观所追问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属于“为什么”的范畴。托波尔斯基说：“在历史研究中，一个历史学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的总和可以归纳为如下的三个基本类型：①（曾经）是什么——即叙事学的问题；②为什么（曾经）是那样——即解释性的问题；③从关于过去的研究中得出什么科学的规律——即理论性的问题。”“历史的对象理论是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行为的一种尝试性的解释，是历史家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中的主要组成部分。”［11］

简而言之，本体理论探讨历史学是怎么回事，对象理论回答历史是怎么回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象理论与本体理论的关系，犹如游戏的参与者和游戏规则制定者的关系。前者强调规则的神圣性和遵守的必要性、正确性。后者则要思考规则的本质、目的，及其相对性、局限性和人为性，以及如何使之更加完善。两者之间密切相关，互相影响。一方面，通过具体的历史学实践，我们认识史学的本质，由自在的历史研究者到自觉的历史研究者，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本体理论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理论，你如何看待史学学科影响你如何开展史学研究，如何看待研究成果。只有通过史学本体理论的思考，才能使我们认识到历史学的本质特性和原理，打破旧观念禁锢，并由此带来对象理论的创新，即历史现象新解读与历史叙述新构建的出现。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新考古学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出现都与对史学本体论的新思考、新认识密切相关。

三、为什么要重视史学理论

1926年，爱因斯坦在与海森伯关于科学观察的本质和意义的讨论中提出“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够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12］。

年鉴学派史学的口号是“没有理论就没有史学”［13］。于沛说：“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史学理论的发展，是历史学永葆青春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因。”［14］对于考古学来说，同样如此。“为了研究过去，考古学家先确定要研究的问题，再运用一系列考古学方法来发现、复原、保护、描述和分析考古学遗存，以解答这些问题。为了探索这些遗存的意义，考古学家有一套理论体系作为指导，这些理论为解释考古证据提供了手段而且有助于对过去进行描述和说明。”［15］“理论是所有考古学方法和实践的中心。理论确立了研究的领域和考古学者的工作方法。它形成而且影响了考古学所使用语言的逻辑。”［16］“广义上讲，所有考古都是理论的。后过程主义者认为技术和资料背后都隐藏着理论。任何貌似中性的陈述、分析都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17］那种认为可以不管理论，只进行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也没有摆脱理论的影响，只不过研究者凭借的是自己的经验、常识和自己受教育过程中所接受的各种理论为基础进行的潜意识的、直觉性的研究，是一种自发自然的研究方式。

所以，英国历史哲学家布莱德雷说：“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任何预先判决的历史这样一种东西；真正的区别只在于有的作者有着他的各种预先判断而并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并且他们的预先判断可能是错误的；而有的作者则是有意识地根据自己所认为是真理的已知基础而在有意识地发号施令并且在创造。”“唯有当历史学警觉到了它的前提假设的时候，它才开始成其为批判性的，并且尽可能地保护它自己远离种种虚构的异想天开。”［18］“学术讨论中最偏颇的观点往往源自那些公然声称自己的立场是中性的、不含偏见的和无价值倾向的人。”［19］理论引导研究，史学理论既帮助我们提出问题，开拓视野，也帮助我们对史料进行选择、阐释与再阐释，指导我们建构历史叙述，还帮助我们对各种观点进行审视与评判。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学术史首先是理论发展史，是思想观念变迁史，对于历史学来说，富有启示的新理论、新思想甚至比新史料更关键，更能推动史学的发展。

四、本体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每一个史学研究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元理论，只不过有些学者经过自己的主动反思和选择，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有些学者则是潜意识的，其关于历史学的观念、认知或来自所受的教育，前人的研究成果，或来自个人的经验感悟。

何兆武说：“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知识和理解的性质是什么？倘若不首先认真考虑并确切回答这些问题，就径直着手研究历史，那种历史知识就必然是盲目的而又混乱的，有如盲人摸象。……当代我国史学界有人喜欢侈谈中国历史的特点以及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之类，而对于作为其先决条件的，即什么是历史的和历史学的本性和特点，却毫不措意，这又怎么能够把历史学和历史认识建立在一种健全的基础之上呢？历史理性批判这项工作乃是历史学研究的一项前导或先行，不首先进行这项工作，历史学就等于没有受洗礼，就没有资格侧身学术的殿堂。”［20］是啊，我们孜孜以求希望获得历史的真相，但我们却往往忽略探求历史真相的历史学的真相！

本来，学术的目的是探究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忽略对学术自身本质特性的探究呢？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没有学理的深入讨论，也就不会有具体研究的真正突破。没有理论的自觉和反思，也就不可能做到对学科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进而全面审视学科的理论基础、方法、思路、价值与意义，客观地评价已有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真正创新与发展不是人云亦云或为创新而创新，为反对而反对。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科研创新的前提首先是要全面审视和深刻反思已有的研究成果，将我们潜意识中的定式思维和偏见呈现出来，分析其形成背景和优缺点，只有这样才能在传承中创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体理论首先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史学看史学，通过历史学本体的反思与研究，高屋建瓴，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待当前的历史学研究，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使我们认清自身研究的时代性与局限性，开展真正的学术批评与讨论，培养真正的科学精神，破除学术迷信和垄断，培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我们才能走向研究的自觉，审视我们的研究成果，进而超越现有的史学研究概念、范式、体系与成果。

缺乏理论的自觉和反思，往往导致以我之标准要求他人，衡量他人研究，轻率评判他人成果，固执地自认为代表科学、正确等现象，忽略了自己的研究和观点也是有理论前提的，也是相对的。而本体理论思考可以帮我们树立“兼容并蓄”、客观评价多元学术观点的学术意识与胸怀。

宋代大儒张载说“为学要在不疑处有疑”，一个缺乏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批判来努力排除各种或明或暗思想观念禁锢的学科如何才能跳出窠臼，实现真正的创新呢？中国史学传统和当代史学研究与教育实践，缺乏对理论的关注和理论的思辨、反思与批判，大多数史学家是由所受教育和学术传统培训出来的陷于既有范式而不自知的研究者。如果我们继续这种囿于现有思维定式和学术范式而不自省，真正的学术自由与创新就无从谈起！

具体到考古学来说，本体理论同样重要。可是中国考古学界流行的某些观点却认为考古学以材料说话，理论无所谓，更无所谓本体理论，或认为我们的指导理论是不言自明，无须讨论。

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不然，我们的一切研究都是在特定的理论框架内和假说前提基础上的。张光直说：“考古学理论指的是我们考古学家坚信考古材料——包括其性质、分类、相互关系、稳定或变化的机制可以被处理和解释的这样一个概念体系。”“简单地说，理论赋予我们运作我们的方法论体系，选择我们收集、整理和解释我们所用的资料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的框架。”［21］“我们可以说，考古学上的理论是在考古作业的每个步骤上指导我们作何选择，如何作此选择的，关于文化现实、社会现实的有系统的一套看法和想法。换句话说，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应当先知其所以然才能决定其然。使我们能知其然的便是考古学理论。口口声声说他不相信考古学理论，或者说他没有考古学理论的人，并不是真没有考古学理论，而是只有未经检讨的、不成系统的或者甚至是迷惑混乱的理论。”“如果有的考古工作者认为考古学理论不值得重视的话，我们不妨问一问，是盲目地使用主观的、未经检讨的理论好，还是先对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一番检讨好呢？”［22］马修·约翰逊说：“大多数的考古学家都同意从广义上来讲我们解释过去的方式具有‘理论’特征。例如，我们可以引用诸如社会和生物进化的普遍原理。”“如果任何人告诉你，他们是‘没有理论’的考古学家，也就是说他们‘对理论不感兴趣’，或者同那些‘时髦的理论家’相反，他们从事的是‘真正的考古’，都没有讲出全部的真相。虽然他们为自己贴上‘实用主义’或者‘常识’的标签来掩饰理论成见，其实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理论家。我认为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逃避了阐明其工作的学术基础的责任，并且为了避免批评性的分析而试图隐藏他们实际使用的理论假设和方法。”［23］

比如夏鼐先生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定义，“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迹、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断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便是指导研究这种规律的理论基础。”［24］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其中的时代主流思想——进化论、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实证主义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迄今，在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的主流定义仍是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目的是寻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用以指导未来发展。同样，在考古学界，夏鼐先生几十年前的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定义仍被奉为圭臬，尚无人予以质疑。现在看来，这些定义无疑是将历史学、考古学简单化了，同时禁锢了我们的视野、思路，影响了我们的学术创新。我们是继续闭眼跟着前人走，还是自己也睁开眼睛看看脚下的路？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同样，未经反思、批判和质疑的任何理论、思想和学术观点是不是也是不值得相信的？我们是否应该经常自问：我们的许多观念是别人灌输给我们而被我们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还是经过我们自己独立思考后而作的判断与选择？

中国史学（包括考古学）的创新当从改变观念和思维方式起，而改变观念和思维方式当从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自觉意识和自我批判起，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自觉意识和自我批判则应从本体理论讨论始！

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说：“经历了大概四十年，英美的考古学者逐渐意识到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事实上，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思想的发展史。”［25］“经验证明，难度最大的进展是观念上的进步。要回答历史重建的问题，与其说依靠新的发现或发掘，还不如说来自分析上的进步和理性、观念上的发展。”［26］中国考古学要有突破性发展，首先必须对我们的考古学本体理论进行反思与批判，使我们由一位理论自然观的史学家变为一位理论自觉观的史学家。“真正的考古学家也应是理论家、思想家、哲学家，是一个关注理论和社会思潮的人文科学学者。”［27］

文化的创新来自观念的创新，社会的变化源自思想的变化。陈春声说：“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思想的发明要比知识的创造重要得多。思想的发明是人文学科的根本追求。人文学科不会给你很多实用性的知识，但是它提出的思想可能会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因为人们对世界看法的不同，他们面对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也就有所不同，结果，世界也随着改变了。”［28］我们希望，从考古学中，不仅能享受到发现的得失喜忧之乐，还能品味到思想的思辨醇厚之美！考古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也不只是有关人类过去的各种知识，还能给我们带来启迪、思想和人生大智慧！忽视理论和思想，历史学带给我们的只是知识，而不是智慧。

哈耶克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人类观念的变化带来文化的创新，只有通过理论反思，打破观念禁锢，跳出定式思维，才有百花齐放，学术繁荣。可以预见，“一旦我们的思想观念更新了，原来的史料就被转化为新史料并被给予新的诠释而获得新的意义”［29］。

五、历史与历史学，自在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

讨论史学理论，我们首先要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的本质特性是什么？历史学的本质特性又是什么？两者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任何史学理论都涉及这些问题，它们是史学本体理论的核心和关键之所在。我们对它们有怎样的认知决定我们有怎样的史观，怎样看待历史研究及其成果。

在现代汉语中，“历史”一词有多重含义，据《现代汉语词典》，“历史”一词有四个含义：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个人的经历；②过去的事实；③过去历史事实的记载；④指历史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历史”的定义是：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录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30］。这些解释已经指出历史包括“过去发生的事”和“对过去发生的事的记载与研究”两种含义，前者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后者指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它涉及两个范畴、两个概念——自在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据研究，在西方文化中，自荷马起的古希腊诗文中，historia一词就有三个意义：研究和研究报道、诗体纪事、事实的精确描述。被称作西方“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所撰写的古代希腊波斯战争史，以History为书名，意思就是“调查和探究”之意，是指对于过去事件的记述以及对这些事件相互关系的探索［31］。

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历史”一词逐渐具有明确的双重含义：既指“过去的事件”，又指“关于过去事件的陈述”［32］。这种对“历史”概念予以两分的观念被后来的历史哲学家们广为接受，黑格尔论述“历史”的双重内涵时说：“在我们的语言中，历史一词兼有客观的侧面与主观的侧面，因而既表示事件的记录，又表示事件的本身。历史是事实的描述，亦是事实本身。”［33］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提议用意大利语“storia”（即英语history，法语histories）一词指历史上发生过的事，用“storiografia（即英语historiography，法语historiographie等）指历史学家编写的历史或作为一门学科（知识）的历史。法国历史学家科尔班（HenryCorbin）建议用大写的法语Histories指客观的事件，用小写的histories来指撰写出的历史［34］。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CarlBecker）说：“在所有过去的时间里，确实发生过的一系列的事件；不论我们是否知道它们是怎么一回事，这些事件从某种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构成了历史，然而关于这些事件的绝大部分，我们是毫无所知的，甚至不知道它们曾经发生过。”“由于这些事件已不复存在，所以，史学家也就不可能直接与事件本身打交道。他所能接触的仅仅是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简单说来，他接触的不是事件，而是证明曾经发生过这一事实的有关记载。……如果确实如此，历史事实就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可以使人们想象地再现这一事件的一个符号（symbol）。”［35］

以上这些学者都强调了历史学与历史之间的不同与差异。在中国的历史学传统中，人们又是如何认识这一问题的呢？

“史”字最早出现在中国古代的甲骨文中，据王国维《释史》考证，“中”字在甲骨文、金文中的原始意义为盛放简策之器，后引申为簿书之意，史的字形为手持簿书之人，即“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汉书·艺文志》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关于“历”字，《说文解字》说：“历，过也，传也。”“过”是指空间上的移动，“传”是指时间上的变化。

虽然“历”和“史”两字关系密切，但直到19世纪末，在中国的学术分类中，并没有“历史”这么一说，今天所说的历史，古代一般只用一个“史”来表达。“历史”一词来自日语。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量引入西方的科学概念，首先用“历史”来译西方概念的history，然后被早期游历日本的中国人介绍回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介绍：“日本之女学，约分十三科，……，五历史……”。其后不久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也说：“（日本）有小学校，有学科曰读书，曰习字，曰算术，曰地理，曰历史。”此后，“历史”作为一个固定的词汇在中国被广泛使用［36］。

大致说来，在中国的传统史学观念中，认为有关过去的一切及其文字记录和研究都属于历史，“史”没有双重含义，历史和历史学往往不分。而且由于政治的影响，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把“史”看成是政治事件或君王的“言”与“事”的记载，而不是所有人类言行的记载。记载的目的在于为后代作政治的借鉴或道德的教化，而不是探究事理［37］。正是由于普遍缺乏对“历史”具有两种含义的意识，中国传统史学往往将历史记载与记忆当成了历史事实本身。

直到近代，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关注历史哲学的中国学者开始对此重新思考。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李大钊在强调史学科学化时，已注意到：①所谓“过去”，原有“实在的过去”和“历史的过去”之分，前者指过去本身，是一去不复返的死了的过去，后者指常存人间的活着的过去。②所谓史实，原有“实在的事实”和“历史的事实”之别，前者相当于实在发生过的事实，后者意为史籍所著录、所解喻，人群所记忆的事实。……④解喻是不断变动的，故去年的历史真实未必是今年的真实，昨日的真实未必是今日的真实［38］。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识到历史与历史学的差异，如叶舒宪说：“如果说当代历史人类学研究对我们有什么重要启示的话，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将以往人们对‘历史’的笼统认知剥离开来。它至少让人们在观念的层面了解到，过去发生的事情与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选择和记录绝不是一回事，后者带有‘制造’和‘想像’的性质。”［39］杜经国等著的《历史学概论》，庞卓恒主编的《史学概论》，都提出“历史”一词包含不同的含义。王学典将历史分为两种，即“实在的历史”和“描述的历史”。其中，所谓“实在的历史”就是历史本身，亦即那种已经离我们而去、消逝的无影无踪、但确实存在过且又不为后人的意图所左右的过去，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中的“人”与“事”［40］。描述的历史是“史学家依据一定的理论预设、一定的参照框架、一定的价值准则，为达到某种特定的意图，采用一定的方法，对零散、杂乱、众多的历史事实进行选择、取舍、整理、强调、归纳、组合而勾画出的一定区域、一定时间内的人类社会的变迁过程。”“后人对历史的描述与曾经客观地发生过的历史是不能等同的两回事。”［41］

所有这些中外先贤的真知灼见促使我们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史家们对历史描述、解释与评述到底是古人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为，还是史家们所认为的古人所思、所想、所为？

1. 什么是“自在的历史”？有何特征？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考古工地上经常想：如果现代科技能发明一种仪器使我们收集到古人在遗址中活动留下的所有信息，并将它们像录像回放那样全部播放出来，该多好呀。历史过程被我们再现了，任何研究成果都可以通过验证而判断出对错。

可惜历史已随时间而去，一去不复返了。自在的历史具有不可重复、不可验证的特性。虽然有大量的科幻作品讲述着我们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穿梭往来，时空变换，但那些都不过是人类的幻想而已。科学告诉我们，人类不可能回到过去，时空旅行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神话传说和科幻作家的作品中［42］。

按照前面对历史和历史学的区分，其中“历史”，我们可以称之为“自在的历史”，即已经发生的人类生存、发展过程和为生存、发展而创造的所有适应方式——人类文化现象。人类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持续发展、演变的过程，过去被视为今天的历史，今天将成为明天的历史。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也因自然和人为的因素而大部分消失，少部分化为残垣断壁的遗迹和零星、破碎的遗物成为历史的见证，供我们研究和凭吊。在人类创造文字以后，一些历史现象、事件、人物言行因为各种原因和目的而被记录、陈述和传播。

据说有这么一条詹姆斯历史定律——历史本身不会重复，重复只出现在历史学家之间。同样，“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根本就无法可验证地复原原原本本的过去。……过去具有独立于考古学家的重建和解释之外的自身存在的价值”［43］。

2. 什么是“表述的历史”？有何特征？

不同于“历史”的“历史学”，我们又可以称之为“表述的历史”。历史虽然不能重复，但可以叙述；历史过程虽然不能再现，但可以建构。表述的历史是对自在的历史的记录、阐释与叙述，是由处于特定时代的人为了特定的目的来观察、记录、编撰与传播的。

“表述的历史”由以下几个要素组成：被视为记录、反映“自在历史”的各种史料文本，作为观察者、记录者、叙述者、研究者的史家，根据某种史观、理论模式所作的史料选择、分析、解读和历史叙述与评判。

根据李振宏等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的划分，作为“表述历史”的历史学可分为以客观历史为对象的诸学科、以史学本身为对象的诸学科、以历史资料为对象的诸学科三大类别。以客观历史为对象的诸学科包括记叙的历史和历史理论即历史哲学两部分，记叙的历史又分为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事件运动史；以史学本身为对象的诸学科包括史学史、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史学评论；以历史资料为对象的诸学科包括辨伪学、校勘学、辑佚学、版本学、考据学、史料学［44］。

王学典说“描述的历史”（相当于本文中的“表述的历史”）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45］：

（1）这种历史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过去观，而不是过去本身，因此，这种历史可以而且应该因人而异。由于各个人所怀抱的宗旨、对未来的期待、看待生活的方式不同，他们所写的同一段历史，面貌也可能不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钱穆的《国史大纲》，写作出版的事件大体相同，但所描述的历史面貌却差异甚大，其源盖出于范钱二人的历史观不同：范著主要侧重“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突出下层人民“反封建”的内容，因而整部历史显得较为灰暗，基调低沉；钱著主张对过去的历史要充满“温情”与“敬意”，尽可能多地展示过去历史的积极内容和光明一面，因而历史描述的基调是上扬的。尽管两书所涉人、地、事大体一致，但整体情景却反差甚大。同样，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也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胡著采取“革命化”的叙事立场，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写成一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过程，蒋著采用“现代化”的叙事线索，将海通以来的历史看作是中国不断向西方学习、实现工业化、近代化的过程。这样，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同一部中国近代史就具有了两种面貌。

（2）这种历史可以随时翻新，不断重构，因此，这种历史又可以因时而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的不断进步，迫使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释要不断地变动。解释变动了，事实的意义也就可能与以往不同了；过去看不到的，现在看到了；过去认为是真理的，现在变得荒谬了。因此，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而改作的历史，比以前的比较近真。”“不断被重写，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表述的历史的核心是人，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也是由人来陈述，即记录与撰写的。海德格尔在定义“陈述”时说：“陈述是有所传达有所规定的展示。”因而，“陈述是根据已经在领会中展开的东西和寻视所揭示的东西进行展示的”［46］，“所有的陈述都是在此时、此地和现在提出来的，正如我所写出的和您所读到的。它们不属于过去”［47］。历史学的陈述同样如此，英国学者奥克肖特说得直截了当：“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48］。

表述的历史受到时代的权力体系、话语体系、认知体系、史家的个人立场、观念与目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乔治·奥威尔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49］即谁控制了话语权，谁就控制了历史陈述权。换言之，控制现在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建构历史，形成某种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又影响到人的观念与行为，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未来。

3. 自在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的关系

自在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的关系，或曰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表现为：前者是已经发生的全部人类行为，具有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自在性和一去不返的不可重复性。后者是由人记录、写作、阐释、叙述与传播的历史，具有主观性、选择性和片面性，被赋予了各种目的和价值判断。表述的历史以自在的历史为对象，但不可能全面、客观、真实地展现自在的历史，虽然史学家非常希望撰述出这种历史著述，或者自认为撰述的就是这种历史著述。实际上，表述的历史终归是由史学家选择、阐释、撰述和评判的，所有流传下来的历史叙述都是表述的历史。

另一方面，表述的历史以自在的历史为依据，不能信口开河、天马行空，否则就属于小说创作和神话虚构范畴了。自在的历史通过表述的历史得以展现，进入人类的认知体系。但表述的历史终归是表述者心中的历史，是表述者向他人传播并希望他人接受、相信的历史叙述，不是自在历史的复制和再现，二者不能等同。

自在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虽然密切相关，但彼此更有区别，前者是已经过去的，不可重复的历史；后者是存在于现时的，随时代而变化，并与我们密切相关的历史，由我们书写，满足我们的需要，表达我们的观念、认知，并教育、塑造我们。

自在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是否能够达成一致，即所谓再现真实的历史，发现历史的真相？能否实现表述的历史与自在的历史的一致？如何判断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这几个问题就是历史学本体理论的核心问题。传统上，当我们视史学为科学时，实际上是追求，并认为能达到两者的完全重叠，但实际上这是忽视了具有时代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史家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英国历史哲学家爱德华·卡尔曾指出历史学中的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历史就是客观地编辑事实，事实绝对优先于解释；另一种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头脑里主观的产物，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确立的。他主张：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回答交流［50］。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很中肯。

历史与历史学，或曰自在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之间虽然有这样的相互依存关系，但对于我们人类社会和历史学界来说，真正发挥影响，与我们密切相关的还是历史学，而不是已经一去不返的、远离我们而去的自在的历史。自在的历史真实存在而不可知，而我们所看到的、研究的历史都是史家的、建构的史学，是表述的历史。正如美国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Becker）所说：“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51］我们有关历史的一切研究实际上都是关于表述历史的研究。

4. 再现自在历史的尝试——“中程理论”小议

正是因为困惑于如何沟通自在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实现两者的一致，即再现自在的历史这一问题，美国新考古学派的代表人物路易斯·宾福德提出了著名的“中程理论”，对考古学理论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理论也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的关注，并在中国学者的著述中屡被提及。

如果我们仔细推敲中国学者对“中程理论”的各种理解与使用，似乎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存在着某些误读误解。如果我们从自在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的区分与关联的角度来解读“中程理论”，也许能更准确地理解其含义和价值，发现其存在的问题。

什么是“中程理论”？路易斯·宾福德为什么要提出“中程理论”？

路易斯·宾福德认为传统考古学界重于对发现的描述而忽视对发现的解释和通过解释去再现古人的行为方式与思想观念，并进而探讨文化现象背后的机制。他提出，无论是考古记录还是物质文化，如果不和人类行为相联就无法被理解。他认为传统考古学在用物质遗存复原人类的过去时普遍缺乏科学可信的方法论，考古学家即使对古代遗存有所解释，也往往具有随意性、主观性，而缺乏科学规范和可验证性，因此极有可能扭曲对过去真实情形的把握，因此，考古学家必须寻找新的和具有说服力的方法，从考古材料中推断人类行为。宾福德认为，考古学家调查和观察的现象是在现在进行的，所以他们做出有关观察的表述也仅是眼前的一些事实。那么，考古学家应如何将对现在观察的一种表述转化成关于过去有意义的阐释呢?显然，如果没有一种推理的方法，我们就无法从观察现象的表述转变成对过去的科学阐释，除非我们解决了如何赋予考古记录以真正含义的问题，否则我们无法重建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中程理论”（themiddlerangetheory）或“中程理论建设”的概念，并将这个概念看作是一种可信赖的认知手段，是考古学家能够将静态的观察转变成有关动因阐释的“罗塞达碑”［52］。按照宾福德的观点，中程理论模式主要依赖当代人类学知识。

实际上，新考古学利用“中程理论”这一概念是想建立一座沟通表述的历史与自在的历史之间的科学桥梁，从静态的考古现象来解释过去的久已消失的动态原因。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逊说：“事实和现象是重要的，但是没有理论，它们不会吐露真言。考古学家和废铜烂铁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要用一套法则将那些事实和现象转化成对过去有意义的解释。过去和现在之间有一条鸿沟，需要考古学家建立一座连接的桥梁，这座桥梁就是用来阐释的理论与方法。”［53］“宾福德的中程理论试图利用民族志资料建立考古学所观察到的现象和考古学所不能观察得到的人类行为之间的有效对应关系。”［54］宾福德将它定位为不仅沟通古今之间静与动，沟通研究者的“现在”与考古遗存“过去”之间的桥梁，还试图解决表述的历史与自在的历史如何达致统一，即保证考古学家对古代遗存的解读具有真实性、客观性，进而实现考古学研究的科学化的方法。

为了建立中程理论的研究范例，宾福德身体力行，开创了被称为“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的研究方法。他只身前往阿拉斯加，与纽纳米爱斯基摩人生活了十年，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资源利用、群体结构和移动方式。宾福德特别关注土著人行为，如废弃方式与文化遗存之间的关系，即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在废弃的垃圾和居址的遗迹方面留下哪些特征，寻找出行为与物质遗存之间的因果率，建立一种对应的模式。然后，利用这些来自民族志的材料和对现代土著人的观察得到的模式去解释史前人工制品和相关考古遗址的散布现象，探讨其形成原因和古人的行为方式。

炊格尔对民族考古学在建立考古学中程理论方面的作用做了如下的解释：民族考古学是用来了解物质文化是怎样从其有机系统的位置上过渡到考古学位置上去的。对这种物质转化过程的分析，能够使考古学家了解正常运转的文化系统中物质的废弃过程，通过对土著群体和部落社会中物质的废弃率、废弃地点、缺失概率以及废弃实例的观察来了解活体社会文化中物质保留下来和不能保留下来的原因，从而建立起一套关系法则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更正确地从物质遗存中推断其所代表的文化系统。“这些人类行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被用来建立某种观察的原则，正如宾福德所言，这些原则可以通过在现生系统中的检验而上升为理论，那么它们可以成为我们用来从史前遗存中破解人类行为和文化系统动力的密码，考古学家就有了解读文化动力的‘罗塞达碑’。”［55］

罗伯特·沙雷尔等说：“考古学中有一个基本矛盾：考古资料存在于当下，考古学家关心的却是过去，尤其关心创造这些遗存的古人的行为及行为的变迁。因为不可能直接观察古代发生的事件，只能依据获取的遗存复原这些事件。考古学家运用了中程理论在实物遗存和人类行为之间建立严谨的联系。这些理论上的联系是以类比为基础的。类比就是根据已知事物和联系推论出未知的事物和联系的推理形式。类比推理基于这样的前提：如果两类现象的某一个方面相似，那它们的其他方面也可能类似。具体运用到考古学上，类比是把考古遗存与活态社会的类似现象进行比较，推断考古遗存的性质和不同遗存之间的联系。”［56］“中程理论是为考古解释建立一套可靠的普遍类比。中程理论的核心是在忽略特定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建立遗存与行为之间的联系。”［57］

对于“中程理论”及其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所存在的问题，西方学者也有评述。伊恩·霍德说：“新考古学宣传其阐释过去的方法论是‘坚实’而普遍适用的，简单地说，他们可以将物质文化模式与人类模式联系在一起，通过物质文化模式上运用通用法则和中程理论，实现对人类模式的‘阅读’。”但“新考古学总是回避行为者的可能性，将其排除在社会理论之外”。“行为者不一定简单地按照预定的角色或规则行事。”［58］炊格尔说：“尽管少数考古学家坚持进化主义的决定论形式应该回到‘中心舞台’，大多数美国和西欧的考古学家则越来越倾向于相信，人类的行为是复杂的，对其发展过程的解释如果不试图运用多样性和特别性的观点的话，将一事无成。”“人类行为并不是如此具有规律性，以至于无法在两三个民族志个案研究基础上建立空间行为的通则性总结，即使这些研究非常细致——在假定人类行为的特别形式的普遍适应性上，需要保持非常警惕的态度。”“经过仔细调查的中程理论对适用个案的运用有助于减少从考古学资料中探求人类行为活动的主观因素。这并不能保证对考古学证据的阐释能够完全避免由于考古学家的利益、价值或玄想所导致的对材料的扭曲，但是它们提供了考古学资料的阐释可以受到最大程度的约束的背景。”［59］

以上这些西方学者对中程理论的理解和评述非常到位，反观中国学者的理解，往往存在某些误解，如将“中程理论”理解为处于低级理论与高级理论之间的中级理论。我们认为，这种误解的根源在于我们未注意到自在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之间的差异，以及史学家是如何试图通过解读考古遗存，推测古人的行为并实现当代历史叙述再现古人的自在历史这一历史研究过程的。

宾福德意识到表述历史反映自在历史的困境，才希望寻求一种符合当代科学认知体系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试图让考古学发展为一门符合当代实证科学特性的一门学科，建立一种由明确的当代知识模式去解读，并且可以被验证的有关考古学遗存现象的解释理论和古史的陈述。

针对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所主张的“史学就是史料学”“史料自己会说话”以及传统考古学重描述轻解释、对古代遗存解释缺乏科学性等现象，新考古学和中程理论是很有价值的。它建立了一种新范式，努力实现考古学的实证科学化，试图解决自在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之间如何实现统一性以保证表述的历史具有科学性的问题，即希望解决考古学研究中考古学家对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现象解释的主观性、随意性问题，保证考古学家所叙述的历史与自在的历史一致。

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新考古学试图通过中程理论沟通自在的历史和表述的历史，从古代遗存中揭示真实的历史，达到考古学解释可验证、科学化的目的，但考古学家的任何成果本质上仍是考古学家所作的当代解释与表述的历史。由于历史学、考古学的特性及其局限性，这些来自当代知识系统的模式本身虽然可以被检验，但将它们用于对古代遗存的解释所得到的认识，本质上还是一种解读，无法验证。“中程理论”不过是研究者对考古发现进行阐释的理论模式而已，自在的历史也未由此再现。所谓“史学科学化”“客观化”、寻找“历史真相”“再现历史”等等说法从理论和人的认知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其实，宾福德也意识到考古学研究中的时代性和个人主观性，但他将之视为一种非科学性和随意性，希望建立起科学的考古学解释方法来消除这种影响，即通过人类学考察，建立科学模式去解释考古发现。但我们认为考古学研究中的时代性和个人主观性是史学的特性之一，我们不能否定它，也无法改变它，而是要理解它，接受它，承认它。

除此之外，当代人类学知识作为阐释考古发现的理论模式，在适用性上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科林伍德认为用跨文化通则方法（这种通则是否存在？）阐释历史资料是不可取的，福柯也强调过去与现在之间有不可弥合的断裂。炊格尔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宾福德关于考古学能做什么的观点与他的新进化论立场有关。新进化论人类学家认为，在社会文化现象中存在高度的规律性。宾福德把文化定义为人类超肌体的适应手段，他还像莱斯利·怀特一样认为，总体上说技术决定社会，而这两者一起又决定了意识形态。这表明，人类行为特点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并会反映在考古记录中。宾福德进一步认为，无须详细的跨文化确证，全世界的狩猎采集群都是十分相似的。”“新进化论者还相信，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具有许多共同特点，特别是那些具有适应意义的结构特征。”“过程考古学最初的系统阐述因将规范性研究与人类行为共性的探讨混为一谈，这就使这一问题的探讨变得复杂化。研究文化‘规则’在左右人类行为上作用的社会人类学家并不认为同一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遵循相同的规则。相反，作为社会互动认知导向的‘文化地图’概念尤其反对这种观点。”［60］“（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考古学家认识到，萨哈林和塞维斯的一般进化论模式，甚至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主义都远远低估了史前文化的多样性程度。”“通则性进化论的可信度也遭受到民族学批判，尤其是来自那些对进化论研究并没有本质性敌意的人类学家的打击。”［61］

由于新考古学将人类社会等同于自然现象之一种，过于强调考古发现的普遍性与代表性、单线进化论观念、文化演变的规律性、同质性（或曰均变论）等，而忽视了考古发现的各种局限性、片段性，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偶然性、复杂性、积累性和变化性，即人类文化以及历史学的本质特性，使它所追求的考古学科学化不可能实现，他们的研究也只能是一种基于考古发现和当代认知，符合现代实证主义科学范式的一种解读与建构而已，并非历史的真相与规律。

那么，我们能够依赖科学的方法或别的什么手段来实现自在历史与表述历史的统一性问题吗？由于自在历史的一去不返，不能重复，无法验证的特性，以及表述的历史所具有的时代性、史家主观性等特性，我们不可能实现两者之间的统一。况且，即使我们在某些方面或历史片段上真的达到了某种统一，即再现了自在的历史，我们也无法作出客观判断和科学验证。我们所能追求的只能是表述历史的持之有据，论说有理。

六、由自在的历史到表述的历史：史家的核心作用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在《论真理》中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62］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是客观存在还是某种幻象？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我们所描述的世界是真实世界的反映还是人类的一种感觉和建构？这是哲学、宗教讨论的根本问题。自古至今，哲学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人的意识与自然世界的关系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是一种不依赖于人的意志，可以被人类认识的客观存在。另一种观点，从“庄周梦蝶”到佛教的“万物本空，皆为幻相”［63］，从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到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和乔治·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均认为客观世界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可知的，我们所能认识的自然世界只是“现象界”，依赖于我们的主观意识而存在。当代量子力学的最新理论认为，从不确定状态变成确定状态，一定要有意识的参与，意识不能被排除在客观世界之外，只有把人的意识加进去你才能够确定客观世界，如薛定谔的猫。

历史学本体论涉及同样的根本问题。当然，我们首先承认“自在的历史”是客观

存在过的事实。那么，“自在的历史”是否可知？能否被全面、客观地复原与再现？我们所读到、听到的历史，即“表述的历史”是“自在的历史”的直接的、真实的再现，还是人们建构的有关人类过去的解释与叙述体系？历史学家们是如何以及为何重建已经过去了的历史过程，并解释各种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表述的历史”是如何形成的？与“自在的历史”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受近代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影响而形成的实证主义史观认为：①历史是在历史学家头脑之外存在的一个或一系列的事件；②历史学家可以知道这些事实，并一如其发生的那样客观地描述它们；③历史学家可以排除任何宗教的、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等等利害的考虑［64］。“在19世纪30年代，当兰克很正当地抗议把历史当作说教时，他说历史学家的任务只在于‘如实地说明历史’。”“实证主义者力主把历史当作科学，因而对于崇拜事实这一点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实证主义者说，首先确定事实，然后从这些事实之中得出结论。在英国，这种历史观恰恰适应于从洛克到波特兰·罗素的作为英国哲学主流的经验主义的传统。经验主义关于知识的理论是预先假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完全分离。事实，就像感官印象一样，从外界向观察者袭来，是独立于观察者的意识之外的。”［65］一句话，即历史学家可以像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那样面对并处理他的研究对象，历史学是建立在史料具有客观性和自在历史可以获得并再现的认知上，人文与自然、历史与科学之间没有什么差异，史学的目的是“求真”。同时，实证史学主张史学家要保持一种超然态度，在历史研究时要自动消失，让史料自己去说话。

但实证主义史观忽略了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是由人来记录、陈述、解读、传播并被人所接受，从而成为人类记忆和认知的一部分的，即历史学是由人主导的。历史学与人关系密切相关，人的观念、行为既决定人类社会的历史特性，也决定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历史学的特性，无论历史事件，还是历史著述，其背后都是作为行为者和著述者的人。人是复杂的，受时代环境、个人性格、经历、教育、立场、诉求等等因素的影响。即使对于标榜客观主义的代表人物兰克来说，多位历史学家都指出：兰克在其历史编纂学的实践中并没有抹掉自己的个性，并且最终诉诸于神学的解释。克罗齐说兰克的客观主义是一种折中主义，是“建立在支吾其词的、旁敲侧击的、谨慎沉默的文字诡计之上的公正性与客观性”。美国的“现代主义”学派历史学家查理·比尔德、卡尔·贝克等人从兰克的历史著作中找出许多例子证实兰克是19世纪偏见最深的历史学家之一。至于喊出“史料自己会说话”的另一实证主义史学代表人物古朗士，卡尔·贝克说：不是历史通过古朗士的口说话，而是古朗士通过历史来说话。仰慕古朗士的听众用掌声来赞扬的既不是历史，也不是古朗士，而是古朗士挑选出来并加以文饰的某些历史事件，以证实法国的制度不是起源于日耳曼人的一个部族法兰克人，而是起源于罗马化的高卢人（拉丁文化）。因为他以此来安抚法国人对德国人（日耳曼人）的敌对情绪，所以赢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66］。

许冠三说：“‘现代化’时期的史学理论非但已注意‘历史客观’与‘历史记载’的区别，‘历史实际’‘历史资料’与‘历史认识’这三者之间的永恒差距，而且还尝试论证史学的研究对象、认识过程与思维模式之间不同于其他经验科学。有关论述指出，从理论上说，史学所研究的对象，本是川流不息一去不返的‘历史过程’，它既不像一般社会科学素材那样可以重现，更不似自然客体那样可以复制或仿造。而且，在实际上，研究者所直接考察的并不是‘历史过程’本身，而只能是‘历史资料’，即‘历史过程’留下的残迹，零星遗物和打着各种主观烙印的文献。是以，‘历史研究活动乃是认识主体（历史学家）经由中介质（历史资料）与认识客体（历史实际）这三者在实践基础上能动的统一。’”［67］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史学家自认为自己是客观的、中立的历史观察者、记录者和复述者，在研究中可以做到无我的境界的想法是幼稚的。每部史著、每篇文章不仅反映被研究、被表述的特定的过去的人与事，实际上，更反映出作者的立场、情感、世界观、价值观等。史家的认知、立场、情感、利益诉求、价值观等都影响到他对历史的阐释与叙述，而史家所受的历史教育又会影响到史家的认知、立场、情感、价值观、人生观，彼此互相作用。任何一本史学著作都是史家的主观选择，他对事件之间关联关系的建构，以及基于他自己认知体系的分析和价值判断的结果。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历史，什么样的史家就有什么样的史著。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大量而无序的各类文字资料、各种古代物质遗存只有经过史家的记录、选择、解读、阐释才能成为史料，这些史料只有通过史家的建构才能形成有序的历史叙述。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一个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下仍然活在现在之中的过去。历史就是一个对这种思想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在自己脑子里把这种思想重新加以组织的过程。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68］。

后现代思潮的关键就是关注了人及其观念在构建人类社会及其认知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一切社会关系、认知体系都是人类为了需要而建构出来的，是不同时期人类观念的产物。后现代史学的出现正是对实证史学过于强调科学、客观而忽视作为核心的人及其主观能动性的一种矫正。

卡尔·贝克尔批判了科学历史学，在他看来历史事实就是历史学家的创造，在创造过程中，历史学家的个人经历也必须参与其中，不仅如此，历史学家的个人经历还是评判材料的最终法庭，因为历史学依赖证词，而对这些证词的分析和评判需要依赖历史学家的经历。除了寻找历史事实需要历史学家主观性的介入，记录这些历史事实更少不了主观性的参与。历史学家面对找到的历史事实，需要选择那些能令他体会到历史真谛的事实［69］。

何兆武说：“事实本身不会说话，论断并不是事实本身说出的，而是史家的思想所做出的判断。……我们对历史的知识和认识是通过史家的炮制，再又通过我们自己思想的折射而形成的。史料不等于史实。实证主义者认为只要有了史料就足以确定史实；……这实在是一种过分天真而毫无根据的信条。史料本身是由史家在进行解说而传递给读者后，又经过读者本人的思想折射。所以严格地说，历史并无所谓‘本来的面貌’，而只有人们所理解的面貌。……我们的历史知识并不是由所谓的客观事实直接给定的，而是通过我们的思想认识和我们意识所折射出来的。只有我们大体上有一致的思想和意识，我们才可能有大抵一致的历史知识，我们的历史知识永远不可能是全面的而纯客观的。根据同样的‘事实’，人们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犹如用同样的材料，建筑师可以建造出不同的建筑物。材料本身不会形成一座大厦，事实本身也不能自行解说其自身而构成其为历史。面对一大堆史料，史家便需要有一套规范的标准，否则就无从下手。而一旦有一套规范的标准，史家就只能把所谓的史实置诸于这个规范的标准之下进行评判，也就是把历史置诸于一个一定的坐标之上，而这个坐标却不是史实本身所自行给定的，而是史家本人所预先假定的。”［70］余英时说：“每个人既然不能避免主观，那么最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主观的问题，把基本的假定提到一个明确的境地来，提到一种自觉的状态来。假借客观的外形，来隐藏着一种主观，这对史学的发展来说是不利的。”［71］忽视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影响历史解读与建构的各种外在因素和历史中的人性，都是简单化的、想当然的，忽视了历史及历史叙述的复杂性。

由自在的历史到表述的历史，核心因素是历史的撰述者——具有复杂人性的历史学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历史学的本体论，关注人与史学的关系问题。“事实只是事实，它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说话的乃是掌握着所谓史实的人，即历史学家。而历史学家并不等于史实本身，而只是所谓的史实的阐述者。……一个历史学家是怎样看待历史学的，也就决定了他是怎样研究历史的。”［72］

实际上，人类一切问题根本上都是人的问题，历史是由人为了各种目的而创造的，历史著述也是由人为了各种目的而撰述的，因此，研究历史首先要研究创造历史的人和撰述历史的人。人既是历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也是研究中要考量的基本要素，缺少对人及其主观能动性的关注与思考的历史学研究是简单化和表面化的，也是肤浅的。同样，任何否定或忽视人的核心作用和复杂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是简单化的、想当然的。

简单地说，在表述历史的形成过程，即历史学的研究中，史料、史家与理论之间互相作用，如下所示：

史家

↗↙ ↘↖

史料←→理论。

史学的研究过程是“自在的历史——→史家——→史料——→史家——→表述的历史”，而不是传统实证主义史学观所认为的“自在的历史——→史料——→表述的历史”的简单关系。

我们所看到的、研究的历史都是表述的历史。在表述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史学家发挥着核心作用，他决定着表述什么，如何表述，给予何种解释与评价等等。同样，史料的形成也受到记录者、撰述者的主观影响。史料本身，包括文献记载和考古记录，都是文本，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后现代思维认为，每代人、不同阶级和个人都会以不同方式来解释历史，而且没有什么客观标准能使学者评估不同的见解。在历史学方面，他们认为即便是历史资料本身，也是由古代史官和学者根据他们认为什么是值得记录的价值判断而有选择地保留在史籍之中的，这种记录或史料难免掺杂了作者当时的个人利益、社会价值观和历史偏见。”［73］但过去我们往往忽视了史家的核心作用，或者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可以在研究中做到客观、中立，达到无我之境界。

没有绝对的客观、中立，只是史家的立场表现的或明或暗，有的是有意识，有的是无意识。那些自认为在研究中保持了中立、客观和超然立场的史家不过是自欺欺人，或者是缺乏理论自觉而已。

当我们承认史家的核心作用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史著具有史家的个性，其内容受到史家的观念与诉求的影响，表现出陈述者的立场、情感、价值观、利益诉求、认知水平等。面对各种版本的历史解读与陈述，我们不能对陈述者视而不见，或假装其不存在，或假设其为一部没有个人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的历史过程记录机器。无论我们承认，还是否认，作为一个鲜活的人的历史家都在那里，并通过自己的观察、选择、撰述与评论在历史记述中或明或暗地展现自己，尽管他们往往没有直接宣称自己的主张，甚至以实录而自诩。

典型案例：女性史与性别考古

从女性史的简单回顾和性别考古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男女性别的社会角色差异及其历史演变，更可以从中看出史家的性别意识和角色定位对史学著述的影响，一窥历史学家在史学中的核心作用。

“从历史的观点上讲，性别考古学与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及人文科学中的女权主义思想保持了密切的联系。”［74］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伴随着女权主义兴起而带来的对传统男性霸权在历史学中主导地位的反思与批判，近年来，女性史和性别考古学兴起，其目的就是批判传统的男性霸权的历史叙述及其偏见，重新审视女性在历史中的地位，重构女性本位的历史叙述体系。

我们知道，传统中国社会是男权社会，男人掌控着话语权。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中，历史撰述是男性本位的观察、判断与叙述，无不以男性为中心，以男性的视角为视角，以男性的价值标准为判断标准，文献记载充满男权意识，体现男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女性作为配角或附庸而存在，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历史文献对女性要么忽略，要么充满男性的偏见。以我国第一部辞书——东汉的《说文解字》为例，全书共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有学者通过梳理其中的女部字，发现其中表现出明显的男性视角、男权思想和特定的时代观念，而这些视角、观念又影响到当时的历史叙述和文献文本。如，“婦（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反映了当时妇女的典型形象是女子持帚，表示从事家务劳动，是当时社会对女性的一种定位。书中对“婦”字的定义不止于主持家务，更重要的是“服也”，即服从，是否懂得服从成为整个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媒，谋也，谋合二姓”，“妁，酌也，斟酌二姓也”，婚姻的着眼点在于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系与利益权衡，女性作为当事人，其个人自主意志却被忽略。“嫁”“娶”二字，“嫁，女适人也，从女家声”，《白虎通·嫁娶》：“嫁者，家也，妇人外成，以出适人为家”，即对女子来说，出嫁以后的家才是真正的家。除此之外，《说文解字·女部》中存在的大量贬义词，如表示嫉妒的，“妎，妒也”“妒，妇妒夫也”“媢，夫妒妇也”；表示不顺从、妨害的，如“妨，害也”“妄，乱也”“婼，不顺也”；表示贪婪的，如“婪，贪也”，表示言多、诽谤的，如“姍（姗），诽也”，表示淫乱的，如“婬（淫），私逸也”“姘，除也。汉律：‘齐人予妻婢姦（奸）曰姘’”；“奸，犯婬也”“姦，私也”；等等。这些贬义字的含义虽并不只针对女性，但字形却全部从女，很明显表现出对女性的歧视，反映了掌握社会权力的男性对女性的偏见［75］。

其他如对妲己、褒姒的妖魔化，对汉初吕后、唐武则天的贬抑等等，无不是男权话语的表现。所以，鲁迅说：“一向不信，昭君出塞可以安汉，木兰从军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治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76］因此，18世纪法国哲学家普兰·德·拉巴尔在评价男人时提到，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值得怀疑，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某些女权主义者主张传统史学的独特话语模式，依赖于逻辑、理性和一致性，反映出逻各斯中心的、男权中心的、霸权的意识形态，这对女权主义来说是充满敌意的。”“新的女权主义史学呼唤着从一种‘有意识的女权主义立场’‘一种女权主义者的视角’出发的对全部历史的再概念化，以便于它可被‘通过妇女的眼光看见，并借由她们界定的价值来规序’。”［77］

女性视角和性别考古学在具体的考古学研究中确实也能够帮助我们打破偏见，带来新思路、新认识。例如，著名性别考古学家珍妮特·斯佩克特尔提出，一般研究中，只有家庭内的劳动工具而不是狩猎工具、装饰品而不是礼器、厨房而不是“大房子”才和女性联系在一起。这种貌似科学客观且简单易行的二分方法事实上饱含占据主导位置的男性中心观念的歧视，而且男女两性、家内与家外、种植与狩猎等分类法是否符合前现代社会实践值得质疑。她于1983年发表的《希达察人的性别任务分工：性别研究的考古学方法的发展》一文，通过从器物、空间到行为和认知的两性关系模式分析考古遗存，发现遗物和空间蕴含的性别信息，揭示出此前被忽视的历史上的女性的存在，并进一步讨论了历史上女性的活动、社会地位和相关信仰及禁忌，大大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视野与思路［78］。

七、历史学的对象——人及其文化

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及其创造的文化的演变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79］卡西勒说：“历史现象属于一个特殊的领域：人的领域。在人类世界之外，我们不能在这个词的特殊意义上说历史。”［80］“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81］

虽然从研究历史角度上讲，自然史和人类史都属于历史学范畴，但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有关地球的起源与地质、地貌的演化，物种的起源与演变等，都属于自然科学。

我们知道，自然史研究建立在“均变论”的假说前提之上。“均变论”原则源自地质学，与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C.Lyell）密切相关。赖尔认为：第一，自然规律具有时空的普遍性，所以过去并不是变幻莫测的，万事万物都有其自然的原因，并不需要神学的解释。第二，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现在作用于地表的各种可观察的过程，然后才能解释过去的事件。第三，地质变化是缓慢的、渐进的、稳定的，不是灾难性的。第四，地球从形成以来基本保持一致——地球形成以后就稳定下来，不存在全球性的灾变。概括地说，“均变论”认为，地球的变化原理古今一致，过去的变化可以通过现今的侵蚀、沉积、火山作用等物理和化学过程来认识［82］。进一步推论，“均变论”认为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从古至今都是相同的，通过对现在的研究，就掌握了认识过去的关键，即赖尔所强调的“现在是认识过去的钥匙”。由“均变说”发展出的“以今论古”原理，在现代科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仍是自然科学研究最为基础的理论假设之一。

不过，“均变论”适应于自然史研究，却未必适用于以人类及其文化演变为对象的历史学研究。自然科学的“均变论”前提假设是研究对象——自然现象的重复性、同一性和运行的规律性（即运动和变化由某些因素决定并受一定的规律支配），以及假说的可验证性。如果将历史学视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实证学科，就必须假说古今人类及其文化是简单重复的，具有同一性，文化的演变受一定规律的支配，由某种固定因素所决定，研究结论具有可验证性。

近代实证主义史学也正是这么想的。受到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成就的鼓舞，实证主义史学试图将史学发展为一门实证科学，将人及其文化假设为一种简单的自然现象之一来开展研究，并努力寻找其中的规律，从而控制、安排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未来。但结果证明这些尝试都是失败的，或者被某些政治、经济集团所利用，成为工具和蛊惑人心的口号，为他们的行为披上合法、神圣的外衣。

科学主义的人文研究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类文化的复杂性，将具有文化性的人及其社会预设为简单重复的自然现象之一种，因而过于简单和乐观。

为什么“均变论”不适用于历史学研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人及其文化的特性以及由人性所决定的人类历史及历史学特性有所认识。

将人与一般动物区分开来的本质特性是什么？人类是依靠身体被动适应环境还是凭借文化去主动适应环境？人类文化是重复和均变的，还是积累、反思、创新、变化与多元的？如何看待人类文化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文化的发展有无规律？是进化、退化抑或循环？是单线进化还是多线进化？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决定一个人的历史观，即视历史学、考古学为以求真为目的的实证科学，还是将历史学、考古学看作满足多元化需要的建构性学科。

1. 具有生物与文化双重属性的人

马克思说：“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83］人既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又独立于自然世界；既被动地适应环境，又主动地改造环境以适应自己。人既是生物的人，又是文化的人，只有人类发展出复杂的文化系统来主动适应环境或改造环境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与自然界相比，人及其文化具有突出的主观能动性和复杂性。因此，人类是一种同时具有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动物。

人的文化属性既建立于生物属性之上，又超越于生物属性的限制，具有主动的自我创造能力。

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之间的关系犹如人的身体与服饰之间的关系。前者体现了人的生物性，虽有差异，但基本相同。后者是人类后天有意识的发明与创造，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仅满足人保暖的基本生理需要，还发挥了满足审美趣味，象征社会地位与财富等多样化的人类需要。“坦诚相见”与“袒相见”两个词语形象地说明人的文化属性与生物属性的区别。前者强调做事为人应有诚实互信的态度，强调人之间相处的行为方式；后者指的是身体直接相对，强调的作为生物属性的人之间的相处状态。

人类不断创造文化，文化又不断影响人类。文化使人类超越一般动物，成为地球的主宰。只有人类才发展出一套超越生理限制的文化体系来主动地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并获得巨大成功。虽然新的研究显示，一些物种也有制造工具主动获取食物的能力，如乌鸦会做掏树洞中虫子的钩子、猩猩会利用石头砸开硬果实等，但毕竟它们的工具使用范围简单、有限。

作为生物属性的人具有自然现象特性，要比作为文化属性的人简单的多，容易把握的多，因此，研究人的生物体的医学比研究人类文化现象的人文学科进步更快，成果的共识性也更强。

当然，人的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又是密切相关，互相影响的，这也就决定了“医学要远比科学复杂。表现在人群的异体性，人体的异质性和疾病的异现性。”因此，“医学不是纯粹的科学，也不是单纯的哲学，医学充满了科学和哲学，但还涵盖有社会学、人学、艺术、心理学等等”［84］。

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人的生理属性使我们彼此之间具有相似性，但文化属性又决定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和个性，因为文化具有主动性、多元性，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不同。生物遗传特性一致的同卵双胞胎受后天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形成各自不同的个性、价值观、人生观，走出不同的人生道路，就很好地说明了文化对人的塑造作用和人类文化多样性特征。文化属性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几乎所有有意义的人类行为要素都不是由生物程式完全直接决定的，这些要素代表着生物程式和社会以及文化经验的互动。”通过文化学习，一个婴儿可以变成部落民，或印第安农夫，或纽约曼哈顿公寓里的居民。饥、渴、性等生物性驱动力都永无止境地受到文化习尚的再塑造和重整［85］。

以一般人印象中最能表现人的生物属性的男女性别区分与角色认同现象为例，也可以看出人所具有的两重属性——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即人类社会的性别区分和角色认同既取决于生理特性，也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伊恩·霍德说：“在性别认知研究中，曾经一度存在共识，认为性别是生物性和自然性的，因此也是固定的。然而，性别认知却是可变的，它是一个由社会意义构成的对身体的‘事实’可颠倒的阅读。性别认知可以像人的服饰一样经常发生变化，而性别不可变，因为身体是物质性的和自然的。”［86］“学者为了把概念讲清楚，通常把生物学上的区分称为‘性（sex）’，而文化上的区分称为‘性别（gender）’。‘性’区分的是男性和女性，属于客观标准，在整个历史上未曾改变。至于“性别”区分的是男人和女人（某些文化也有其他类别），所谓‘够男人’和‘够女人’的标准存在于主体之间，而且会不断改变。”［87］英文中的“gender”一词更多是指通过文化而建构的一种关于性别的观念，更强调性别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即对性别的认同和观念不是自然生理的结果，而是社会成员在实践过程中被社会和文化所塑造出来的产物。个人所建立的性别认同会随时间和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等级、种族的影响。换句话说，“gender”是一种文化的建构与认同，而不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

2. 文化的基本特性

首先，文化具有复杂性。人性的复杂带来文化的复杂性。

1993年，一个写下了大量优美诗篇的诗人顾城残忍地用利斧劈死了自己的爱妻，彰显了人性的复杂。人性的复杂决定了人类文化并不都是经过全面分析、科学设计、综合比较和理性选择的结果，有许多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偶然因素与必然原因影响文化的创造与选择等，带来人类文化的复杂性。

实际上，即使是现代自然科学，也将偶然性作为一种回避不了、消除不了的客观事实摆在人们面前。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对微观现象随机性的揭示、分子生物学对遗传基因随机突变的发现，以及系统科学对各类系统中存在的随机噪声和涨落现象的分析，无不表明了偶然性的客观存在。对人类社会来说，历史中的偶然性更是广泛存在，所以，《欧洲史》的作者K.费舍说：“人类命运的发展只是一些偶然的、不可预见的力量的游戏。”［88］

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讲，根据一般性原则，个人似乎应该完全遵守普遍的社会规则，因此，物质文化应当体现一种共同的、普遍性的意义。我们的考古学研究也是以此为立论的前提的。但由于每个人实际上都有各自的性格、认知与诉求等，常常出现对社会主流规则的抵抗意识，并由此导致物质文化形式及含义的复杂化。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背景下，其观念、行为也会不同。如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

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所规划的人类社会美好蓝图，如孔子的大同世界，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在实践中失败，或在实践中被改造的面目全非，就是因为这些蓝图往往是建立在单一的、美好的人性假说基础之上的，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和自利性。在中国和苏联，人民公社或集体农庄尝试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理想的理论建构和制度设计忽略了人性的自私与复杂。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LMcFadden）说：“所有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就不能坐在一起，发明一个真正公正的制度？一个没有穷人的制度？唔，计划经济的制度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在其后面的想法是：大家共同决定财富如何分配，每一个人都是为公众谋利益的。这听起来很好，对不对？在俄罗斯，人们已经实践了70年之久的计划经济制度，然而在1990年，（前）苏联的经济崩溃了。这个计划经济的制度干脆就不灵了。计划经济制度的崩溃证明了它有两个大问题。第一，在计划经济制度中的个人不像在市场经济中那样，有一种直接的和强有力的工作动力。即使这个制度也强调关心别人，但是，如果这些工作不能给人们带来直接的利益的话，也难以让人们早晨一起来就埋头苦干。不管这多么可悲，我相信，这是人的本性。”“另一个问题是财富分配问题。说是大家共同决定这些事务，这听起来很好听；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却需要一种官僚机构，以便作出这些决定。历史已经表明，公众对受到这个官僚机构冷遇，感到厌烦而奋起反抗。此外，这种制度中的官僚机构不像个别人那样，可以自己拥有各种信息，同时拥有实现个人欲望的动力。”［89］从分配者和被分配者角度讲，人的需求、欲望、情感等是复杂的、因人因时而异的，市场经济尊重了人性的多元和人的主动性，但带来了社会的不公，重效率而轻公平；计划经济重在保证社会的公平，国家按特定标准安排一切，但这一设计忽视了人性的复杂，假设人性是简单的、无私的，人类的思想和需要是一致的。

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如此，古代社会也当如此。遗憾的是，以寻求历史真相和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实证史学的前提恰恰是将人类社会、文化作为一种简单化的自然现象来对待，忽视了其中的复杂人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任何采用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将人类社会、文化设想为像自然现象那样的简单重复，试图寻找到其中的发展规律，并希望以某一种或几种原因来解释其发展原因，进而像利用科学原理掌握自然现象那样去掌握、规划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都是一厢情愿的想当然，忽视了人性的复杂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人类社会的各种或然性。

理解当代社会和人们的行为，我们必须了解人性及其复杂性。研究古人及其社会同样需要考虑人性及其复杂性。忽视人性的复杂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任何历史学结论都是简单化的结论，貌似有理但实际上难以令人信服。正是考虑到人的复杂性，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主张历史必须与心理学联合，取得心理学的有力支援。心理学解释使历史学家能更好地去解释、了解人类历史实际创造者的行为和动机［90］。是的，我们应该重视研究人类心理活动的心理学的各种成果，看看人类心理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性对于其行为的影响。只有理解了人性的复杂，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古人及其所创造的各种复杂文化，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学家和他所创作的各种史学著述文本。

其次，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具有反思、积累、传播、交流学习、自我调整和主动创新等特性，它们都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反映。从采集到农业到工业，从简单社会到复杂社会，从部族到奴隶制国家再到当代民主国家，从石器时代到信息化时代，从神权社会、君权社会到民主社会，从万物有灵观念到科学主义盛行，人类的文化既在不断积累，也在不断变化。一成不变的文化是僵化的文化，只会被历史淘汰。

第三，文化具有多元性。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因环境因素、资源条件、技术手段、认知水平、文化传统、集体审美、个人灵感等等因素的不同，创造出不同的适应方式，即不同的文化，虽然所有的文化在本质上都是为了主动适应环境、满足各种相同的人类需要。

由于人类文化的创新性、传承性和多元交流特性，必然形成累进效应。人类社会之所以在加速发展，而不是简单的重复，其原因就在于人类文化的创新、传承、积累与交流融合。人类今天如此复杂而高级的文化也得益于此。

3. 为什么我们不能预测未来

记得在我们的沣西考古工地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老王做饭与小王风格不同，前者刀功粗糙，口味较重，后者刀功较好，口味清淡。某天，大家吃完早餐，一致认为是小王做的，因为菜切得细，口味清淡，符合小王的做菜风格。结果一问，大家都错了，早餐是老王做的。原来，前天晚上，老王听到大家对饭菜的议论和口味偏好，主动作了改变，有意识地将菜切细了，口味放清淡了。

这一事例生动地告诉我们：人是有反思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的，人及其文化具有不断主动反思，自我调整的特点，不是简单地重复和遵循某种规律一成不变运行下去。

人性的复杂、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属性不仅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预测我们的未来，虽然预测未来是我们人类梦寐以求的愿望和孜孜以求的目标。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在炒股失败后哀叹道：“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正如凯恩斯的研究所揭示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人类非理性——多数决策不是基于冷静的理性计算，而是出于受一种“动物精神”的驱使，“在历史上所有的经济泡沫，从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房市泡沫和美国IT泡沫中，都能看到投机者的疯狂。2007年至今的美国房市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机再次见证了人类决策的非理性层面”［91］。

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因果解释中往往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说之上：人类的任何决策和行为总是理性的（而且是我们认知体系中的理性），是经过系统分析后的理性选择。但大量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种理性人的假设是不成立的，人类决策和行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往往是非理性的，由此导致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与偶然性。法国哲学家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说，集体无意识的群体，缺乏理性，少有深思熟虑，多诉诸感情，更多受生物本能影响，易被煽动［92］。

除了复杂人性和非理性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外，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在干预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人不是完全被动地受所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支配。当我们根据某种理论或规律假说来预测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时，同时也就在影响人类的行为或社会发展趋势，因为我们会根据这种预测来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其结果是既有可能使原来的预测基本实现，也有可能使原来的预测变错。卡尔·波普尔说：“由于观察客体与观察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导致预测的不确定性。”“社会科学家也许正在努力发现真理，但同时他也必定总在对社会施加一定的影响。他的意见确定起作用这个事实就破坏了意见的客观性。”［93］即预测本身就影响被预测事件的发展方向。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切中要害地指出了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的设想。不过，资本主义社会在后来的发展中，针对问题不断做出调整，强化社会福利、公平机制和社会保障，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远非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迄今也并没有被社会主义代替。

所以，卡尔·波普尔说：“物质世界受着在整个空间与时间之内不变的物质统一体的支配（即均变论），而人类社会则是不同的。”“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因为：①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②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③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④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94］

我们看到的过去是我们想象的过去，我们预想的未来是我们所期望的未来，都未必是客观的存在。我们既不能看清过去，也不能预测未来，我们只能感受当下。对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虽然我们总是希望有一种确定性，可以不再焦虑与彷徨，安心地生活于其中，但实际上，不确定性才是其本质，人生无常，大约如此，确定性不过是一种信仰和自我安慰而已。

4. 人及其文化属性决定历史与历史学的特性

历史决定论的前提是将人类及其文化视为简单重复的自然现象之一，可以寻找到像万有引力、相对论一样的几条规律来解释一切发展现象，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人类文化的复杂性，甚至将人的核心作用从历史中完全抹除，应该说是实证科学思维方式的过度乐观反映。同样，实证主义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忽略历史学中的人——史学家及其主观影响作用的存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方面欧美考古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重拾对人类行为复杂性、特殊性和偶然性的兴趣，开始采纳所谓的后过程方法来研究人类意识形态对文化变迁的影响。后过程考古学追随20世纪30年代英国哲学家和考古学家罗宾·柯林武德提出的观念论，以更加严厉的态度审视主观因素对科学认知的影响。”［95］与历史决定论不同，历史选择论认为，人是历史活动中的能动因素，社会是人的活动场所，历史是人主观选择的产物。选择论充分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选择论凸显了历史活动中主体的作用。主体的情感、认知、需要都会对历史过程有所影响。选择论突出了人的自决力量，使历史完全成为人的历史，使人具有了作为创造者所应有的尊严［96］。

同样，历史学是一门有关人及其文化的学科。首先，历史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人及其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人性的复杂决定其行为方式，即文化的复杂性。其次，历史学的研究者是具有复杂人性和主观能动性的人，历史学家的立场、观念、利益诉求、情感、认知等等不可避免地对其研究对象的选择、阐释、判断、评价与叙述等产生影响。

从自在的历史一面看，历史随时间而一去不返，不能重复，不可验证。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人类创造的文化具有主动的调整、适应、积累、改变的特性，不像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那样被认为是进行简单重复的运动。“‘自然现象’背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供追查，而‘历史现象’背后却有挖掘不尽的思想、动机、考虑、构思、阴谋、算计等等。”“自然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而历史的过程则不能。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97］同样，在考古学中，“制作一件人工制品时，如有装饰的陶罐，它的制作者通常有很多选择，这些选择部分地被文化和习惯（如传统和经验）所制约；但是陶匠可以依据自身的判断和艺术感觉做出选择。……他们既在制定文化和习惯，又被文化和习惯约束着”［98］。“人类行为却被看成是有目的的或是有意图的。换句话说，只有了解人们的观念和意图才能解释人类的行为。观念和意图并非有形实体，它们只是以思想的方式存在于我们脑袋中。考古学家无法直接观察或者‘测量’它们。在这种意义上，考古学解释在本质上始终是解释学的（即与观念、含义和象征有关），而不是科学的。这一论点是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核心纲领之一。”［99］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也是由人来撰述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复杂性决定人类历史的复杂性和无规律可循，作为著史核心的史家的人性决定历史学的建构性与多元性。自在的历史虽客观存在但已难以确知，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历史都属表述的历史，是史家解读与建构的结果。

5. “均变论”不适用于历史学

如前所述，试图使历史学实证科学化的实证史学，其前提假说是假定古今人类行为方式和社会运行被动地遵循某些固定的规律，人类社会和文化演变同自然现象一样按照规定好的路线运行，历史学的最终任务就是发现这些规律和路线，预测人类的未来。本质上，这是一种自然科学的“均变论”假说前提。

在人类历史研究和古代遗存现象的解释方面，实证主义史学家采用的正是“均变论”原则，与之相关的还有人类学上的“文化同质论”。

实证史学的前提之一——文化均变论，即假设古今文化是一致的、一元的，我们与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人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认知体系，我们有相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因此，我们才可以以当代的经验、知识、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去理解古代遗存与文献记载，理解古人的观念及行为，进而发现历史的真相，找到事件的因果关系，重建历史的过程。就考古学来说，新考古学本质上属于实证主义史学流派，试图使考古学科学化，寻求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和规律。为了实现考古学的科学化，许多考古学家认为均变论同样适用于早期人类及其文化——如果我们不能假定他们的生理需要、耐受性以及其行为反应具有古今一致性，且可以预测，那么考古学研究就根本无法进行下去［100］。为了说明现在的观察可以作为过去判断的依据，宾福德借鉴了地质学家赖尔的“均变说”来予以支持。宾福德声称尽管过去文化的动力系统已经消失，但是相似的动与静的关系仍然存在于现生的文化系统之中，比如土著群体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土著人的活动与动植物资源的关系，以及他们生产工具、技术与原料及活动方式的关系都应当和过去的状况相似。如果在现生文化系统之中人类物质文化废弃特点和人类行为的相伴关系存在某种规律的话，那么考古学家对这种规律的总结可以用来从史前文化的物质现象来提炼人类行为和文化动力的信息［101］。

我们认为，这种前提假说忽视了人的复杂性和文化属性，否定了人是一种具有自我反思、主动调整能力的动物，即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影响。因此，“均变论”的假说前提是否适用于人类历史研究是值得推敲的。

另外，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群与文化之间虽然具有同质性，使得我们彼此之间能够互相沟通与理解，但也具有各有的独特性，即文化的多样性，彼此之间文化传统、自然人文环境和认知体系各有不同。人类文化不是按照某种规律单线进化的，而是多元发展的。同质性和多样性并存也是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复杂性的一种反映。

基于以上对历史及历史学本质特性的认识，我们认为自然科学中的“均变论”前提不适用于历史学研究。均变论对于研究考古发现的动物、植物、环境等自然现象的研究也许适应，但一旦涉及人及其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对于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来说，就未必适用了［102］。

自然界尤其是无机界中的发展，表现为“原因—结果”的过程，直接受因果关系的支配。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表现为“原因—目的选择—结果”的过程，中间插入了人的目的这一主观环节。人的需要是文化创造与历史选择的主体因素和动力源。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是历史的主人，社会历史就是人类有意识活动的历史，每一个社会现象都留下人的活动轨迹，打上人的意志的烙印［103］。

梁启超曾对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差别作了说明，他指出，第一自然科学的事件是重复出现的，然而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第二自然科学的事件是普遍的，而历史事件是唯一的。第三自然科学的事件是超时空的，而历史事件是以时空条件为主要基础。因此，史学研究要比自然科学研究更为复杂和困难［104］。

克罗齐认为历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如果说自然科学是通过外部的观察来认识科学现象的，那么，历史学则主要是通过认识主体的内省和体验来认识历史现象。这由历史现象是偶然的、个别的、不可重复所决定［105］。科林伍德说：“自然科学的事实是一种现象，而历史事实的背后却是思想。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仅仅是现象，而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却是现象后面的思想。”［106］历史学以人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必须考虑到人性及人类文化的复杂性。

总之，自然科学与历史学之间有本质的区别，自然科学的“均变论”前提假说不适用于历史学研究。实证主义历史学（包括新考古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正在于其前提假说——均变论和同质论。

注释

［1］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第10期。

［2］〔英〕马修·约翰逊著，魏峻译：《考古学理论导论》，岳麓书社，2005年，第37页。

［3］〔英〕伊恩·霍德、〔美〕司格特·哈特森著，徐坚译：《阅读过去》，岳麓书社，2005年，第125页。

［4］朱凤瀚：《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5］朱凤瀚：《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6］赵吉惠：《史学概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7］〔英〕F.H.布莱德雷著，何兆武、张丽艳译：《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译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8］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4～86页。

［9］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10］徐良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美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及其启示》，《古代文明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2005年。

［11］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12］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3］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14］于沛：《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15］〔美〕罗伯特·沙雷尔、〔美〕温迪·阿什莫尔著，余西云等译：《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第三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16］〔英〕肯·达柯著，刘文锁、卓文静译：《理论考古学》，岳麓书社，2005年，第219页。

［17］〔英〕马修·约翰逊著，魏峻译：《考古学理论导论》，岳麓书社，2005年，第177页。

［18］〔英〕F.H.布莱德雷著，何兆武、张丽艳译：《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19］〔英〕马修·约翰逊著，魏峻译：《考古学理论导论》，岳麓书社，2005年，第4页。

［20］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21］张光直：《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04页。

［22］〔加〕布鲁斯·G·特里格（BruceG.Trigger）著，陈淳译：《时间与传统》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23］〔英〕马修·约翰逊著，魏峻译：《考古学理论导论》，岳麓书社，2005年，第2～7页。

［24］夏鼐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25］陈淳：《考古研究的哲学思考》，《中国文物报》2006年8月11日第七版。

［26］杨建华：《外国考古学史》序，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

［27］张春海：《考古学与哲学联手打开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11日第A01版。

［28］陈春声：《人文学科的“有用性”》，《大学的根本》，商务印书馆，2015年。

［29］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6页。

［30］《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八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961页。

［31］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32］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页。

［33］〔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34］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10页。

［35］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36］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37］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14页。

［38］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39］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戈：《人类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40］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41］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2页。

［42］〔英〕史蒂芬·霍金著，许明贤、吴忠超译：《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34～140页。

［43］〔加〕布鲁斯·崔格尔著，徐坚译：《考古学思想史》，岳麓书社，2008年，第340页。

［44］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45］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14页。

［46］〔德〕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91页。

［47］〔英〕马修·约翰逊著，魏峻译：《考古学理论导论》，岳麓书社，2005年，第15页。

［48］〔美〕迈克尔·奥克肖特著，〔英〕奥沙利文编，王加丰、周旭东译：《历史是什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

［49］〔英〕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1984》，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50］〔英〕爱德华·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51］〔美〕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52］陈淳编著：《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6～129页。

［53］陈淳编著：《考古学理论》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54］〔加〕布鲁斯·崔格尔著，徐坚译：《考古学思想史》，岳麓书社，2008年，第21页。

［55］陈淳编著：《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8、129页。

［56］〔美〕罗伯特·沙雷尔、〔美〕温迪·阿什莫尔著，余西云等译：《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第三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页。

［57］〔美〕罗伯特·沙雷尔、〔美〕温迪·阿什莫尔著，余西云等译：《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第三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6、349页。

［58］〔英〕伊恩·霍德、〔美〕司格特·哈特森著，徐坚译：《阅读过去》，岳麓书社，2005年，第3、4、6页。

［59］布鲁斯·崔格尔著，徐坚译：《考古学思想史》，岳麓书社，2008年，第309、329、330页。

［60］〔加〕布鲁斯·特里格（BruceTrigger）著，沈辛成译，陈淳校：《世界考古学展望》，《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61］〔加〕布鲁斯·崔格尔著，徐坚译：《考古学思想史》，岳麓书社，2008年，第276、277页。

［62］转自赵本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新解读》，《人文杂志》2014年第6期。

［63］佛教的《金刚经》说：宇宙人生的本质缘起性空，无固定不变的实体，无一相才是真相、实相。世界的本质是无相，现象世界都是幻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64］〔美〕比尔德：《那个高贵的梦》，《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683、684页。

［65］〔英〕爱德华·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66］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41、442页。

［67］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第586、587页。

［68］〔英〕爱德华·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6、47页。

［69］〔美〕卡尔·贝克尔（CarlL.Becker）著，马万利译：《历史的观念译丛·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论历史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70］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何兆武序一，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71］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24、125页。

［72］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何兆武序一，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73］陈淳：《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读后感》，《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74］〔英〕马修·约翰逊著，魏峻译：《考古学理论导论》，岳麓书社，2005年，第133页。

［75］（汉）许慎著，（宋）徐铉校，王宏源新勘：《说文解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周士璋：《从汉字看古代对女性的歧视》，《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76］鲁迅：《且介亭杂文·阿金》，《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77］〔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新旧历史学》，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7、28页。

［78］徐坚：《超越性别的性别考古学——纪念珍妮特·斯佩克特尔》，《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5日第B06版。

［79］〔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页。

［80］卡西勒：《符号、神话与文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9页。

［81］〔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3、110页。

［82］〔英〕C.莱伊尔（C.Lyell）著、徐韦曼译：《地质学原理（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1页。

［84］《樊代明院士：医学远比科学复杂》，《世界复合医学》2015年第1卷第3期。

［85］〔美〕基辛（Keesing，M.R.）著，北晨编译：《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86］〔英〕伊恩·霍德、〔美〕司格特·哈特森著，徐坚译：《阅读过去》，岳麓书社，2005年，第92页。

［87］〔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第八章，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88］转引自陈中立：《反映论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06页。

［89］〔德〕贝蒂娜·施蒂克尔编，张荣昌译：《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90］〔法〕吕西安·费弗尔：《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91］杨春学：《凯恩斯的“动物精神”：人类市场行为非全理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9日第9版。

［92］勒庞的思想极大地挑战了18世纪以后启蒙哲学中有关理性人的假设。美国学者罗伯特·墨顿在评价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得与失时说：“人既无理性又自私自利，易于冲动且反复无常，或者是把理性用在伤天害理的事情上。他既是暴力和虔诚骗局的实施者，又是它的牺牲品——这样一幅人类画像，在勒庞写此书时当然算不上什么新见解。至少从《君主论》——这个标题显然强调了控制者——的时代起，一直到《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个标题转向了被控制者——的时代，每个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作家，就一直在不断地设计出这样的形象。”“对于人类及其行为中这个令人憎恶的方面，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政治理论学、政论记者以及有创造性的落魄小说家都写过大量的书和应时之作，勒庞的《乌合之众》，不过是其中的一本而已。”——〔美〕罗伯特·墨顿：《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得与失》，《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38页。

［93］〔英〕卡尔·波普著，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1～13页。

［94］〔英〕卡尔·波普著，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序，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页。

［95］陈淳：《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读后感》，《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96］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97］〔英〕科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3、84、302、303页。

［98］〔英〕肯·达柯著，刘文锁、卓文静译：《理论考古学》，岳麓书社，2005年，第179、180页。

［99］〔英〕马修·约翰逊著，魏峻译：《考古学理论导论》，岳麓书社，2005年，第44页。

［100］〔英〕科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主编，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101］陈淳编著：《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7、128页。

［102］自然科学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即科技考古将均变论作为自己的重要原则基础，科技考古秉承“以今论古”的原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页）。科技考古学家的基本预设之一就是动植物、环境气候等自然现象的特性与生长、运行方式古今一致，我们可以以今天的相关动植物、环境气候知识去研究古代的同类现象的特性、行为方式，进而探讨它们与人类的关系。我们认为，如果仅仅限于对古代的动植物、河流气候等自然现象的研究，这种“均变论”原则有其合理性，而一旦涉及人，探讨它们与人的关系，问题就复杂了，必然受到人的文化属性的影响。对于科技考古来说，科技是手段，研究古代的人及其文化才是目的，即研究人与各种自然环境因素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文化的影响。因此，科技考古本质上仍是历史学科，同样具有历史学的本质属性。

［103］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37页。

［10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05］〔意〕B·克罗齐著，田时纲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世界哲学》2002年第6期。

［106］〔英〕科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九），科学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