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倌
1945年10月末，北中国的平汉路上战云密布，邯郸、安阳、磁县一带，国共两党的军队频繁调动，城市、村庄里驻满了军队，到处挖的是战壕，特别是邯郸战场上，双方的军队正严峻对峙，一场大战即将爆发。行人商旅惧怕战祸，早已绕行他处。
这天晚上，风冷夜寒，在磁县马头镇附近，有个身材壮实、布衣长袍的中年人由两个颇为精悍的年轻人陪同，越过火光闪烁、鹿砦密布的两军封锁线，在冷洁如霜的月光下匆匆疾行。
这个人，自1936年起就担任刘伯承的参谋长，抗日战争后期曾任太行军区司令员，解放后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参谋总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他就是李达将军。
这时候，平汉路大战的序幕已经撕开，东线的国民党军四十军一O六师、二十九师正在与共产党晋冀鲁豫军区杨得志指挥的第一纵队、陈再道指挥的第二纵队作战。作为军区参谋长的李达，在这军情紧急的时刻，怎么不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身边赞助军机，而要离开部队微服夜行？
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人民在胜利的喜悦中才度过了短暂的一周，内战的枪声就在中国的东南西北响起了。
国共两党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合作抗日。就是在这8年中，也是磨擦不断(最令人惊骇的当然是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如今日本投降了，这大片敌占区土地由谁来掌管？又使国共两党产生了剧烈的争执！
在毛主席于1945年8月28日，从延安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同时，国民党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属下的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正率领约5个师兵力向山西上党地区的临汾、浮山、冀山开进，直指已被共产党晋冀鲁豫军区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原来由日军占领的城市，和已解放的襄垣、潞城等县，另一支部队则由国民党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指挥，第二十三军、八十三军共6个师随后接应……
世界上的人们只注意到了国共两位领袖在谈判桌前的活动，却没想到一场大战已于1945年9月10日在这晋东南战场上惨烈展开。
毛主席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了40天，这上党郡也打了40天。谈判结果是国共两党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一项《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著名的《双十停战协定》)，打的结果是上党地区为共产党军队所解放，国民党阎锡山系统的11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共35000余人被消灭，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于10月6日被击毙，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于11月12日被俘……
国内外热望和平的进步人士，当时得知这一战讯后都松了口气，以为政治上有《双十协定》保证，军事上国民党又遭沉重一击，全面的内战总可暂停吧！
他们哪里知道这上党之战只是后来持续3年的解放战争的序幕。国共两党都是有军队的大党，政治争执地延续必然上升为军事行动，战火也就越燃越旺。
毛主席早就看到了平汉路必将有大战，他在1945年10月12日为中央军委起草地给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电报，就指出：“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1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2月室3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在这封电报中，毛主席还特别叮喊蓄“我太什及冀鲁豫区可集中60000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责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其一部至大部。”
不出毛主席所料，两天后(1945年10月14日)，国民党派出14个军沿平汉线开往华北，其中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的马法五第四十军、鲁祟义第三十军、高树勋新编第八军，以及唐家良三十二军、伪军孙殿英等，共约45000人为第一梯队沿平汉路北上，还有谢辅三的二十七军、张跃明的三十八军、吴绍周的八十五军随后跟进，准备与第一战区罗历戎的第三军、李正先的第十六军在石家庄会合，然后再继续北进，与已经空运到北平的侯镜如第九十二军、牟庭芳的第九十四军会师，用以巩固华北控制平汉路这南北大动脉。
1945年10月16日毛主席给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赓的电报中指出；“因上党与阎顽(按：指阎锡山)作战(这是必要的)，胡顽(按：指胡宗南)之十六军得以顺利通过，第三军亦在积极北进途中。如该两军均能到达石家庄集中，即将力图南北打通平汉路(高邑、汤阴段)配合空运、海运进入平津，我向东北、冀热辽转移兵力，将受到严重威胁。”
毛主席这一分析是准确的，如果蒋介石集团的这一战略企图得逞，不仅将从南边威胁太行军区，还可以在北边增强国民党对东北军事发展的力量。刘伯承司令员在上党战役前讲解这严峻局势时，曾说：“蒋介石的军队沿4条铁路开进，4个爪子伸向我们扑来了。人家的足球向我们华北解放区踢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我东北解放军作战略展开……”
从刘伯承、邓小平的两头兼顾，也可见战局紧张。
这时的刘、邓所属部队，刚打过一场硬仗，也不能休整，就星夜调头向平汉路开拔。正如邓小平后来回忆那样：“我们比上党战役时还困难，好处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集合起来的整体。打了上党战役，疲惫不堪，我又回过头去打邯郸……”
而国民党沿平汉路北犯的十一战区3个军(三十军、四十军、新八军)都是原西北军的底子，按李达参谋长的评价是：“比较有战斗力，军官较有军事素养和战斗经验，统驭力强；士兵久经训练，在编制装备上火力重于突击。三十军是半机械化部队。”
用一支刚集合起来的游击队，去打敌人训练有素的野战部队，这对统帅和战士都是严峻的考验。
刘、邓根据形势的需要，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把所属冀鲁豫军区、冀南军区、太行军区、太岳军区的主力部队，分别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四纵队。除了陈赓、谢富治的第四纵队在同蒲路作战外，杨得志司令员、苏振华政委的一纵，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的二纵，陈锡联司令员、彭涛政委的三纵都先后回师平汉线。再加上冀鲁豫军区、冀南军区、太行军区杨勇、杜义德、王宏坤、秦基伟、韦杰、孔庆德等指挥的部队，共60000余人，还有100000民兵参战。
刘伯承司令员是起自四川的将领，他不仅韬略过人，还饱读诗书，极熟悉成都武侯祠前那副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他在和政治委员邓小平调兵遣将，筹划对北上的国民党军打击的同时，还在思考怎么分化瓦解敌军。
高树勋是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旧部，他行伍出身，1915年起在冯玉祥手下当兵，因为枪法精良，曾经作为冯玉祥的贴身侍卫，保护冯玉祥在汉口与北洋军阀首领、内阁总理段棋瑞谈判，1919年升为排长，以他的干练在不到9年的时间摧升为师长，成为西北军系统的战将之一；1930年蒋(介石)、冯(玉样)、阎(锡山)的中原大战，高树勋师在位于陇海、津浦铁路的三角地带毫县，与其他师一起把蒋军打得大败，歼敌25000余(毙敌5000、伤敌20000)，逼得蒋介石的指挥部仓惶南移。
冯玉祥失败后，他的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师，由孙连仲带领，于1931年参加过蒋介石集团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1933年又追随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担任过第二挺进军司令。他一生戎马，颇多坷坎，既反蒋也反共又抗日，是个性格、经历都极复杂的旧军人，因为是杂牌军，虽然位居中将，却长期受蒋介石嫡系的歧视和排挤，扣粮扣饷扣军火。对他这个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连个正式番号也不给，只是个“新编第八军”。
军人的个性比士大夫那“士为知己者用”还强烈，以诚相待，他愿为之赴汤蹈火，略有不恭就会怒而干戈相向。
最使高树勋气愤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嫡系部队都快速地空运、海运、陆运，前往东南沿海以及东北、华北等战略要地接受地盘物资，对本来就处于敌后的“新编第八军”，却来个与共产党一样待遇，严令“原地待命”，不准前往敌占区受降。
气得高树勋拍桌子摔茶杯大骂：什么原地待命？老子八年抗战为的是什么？徐州会战为什么不让我原地待命？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一怒之下，既不顾蒋介石的军命，也不管后果，以北上收复失地为名，率领部队从驻地南召出发，以急行军速度经过叶县、襄城、禹县，开往郑州近郊，抢在国民党嫡系部队之前，从日本侵略者手里接收了新郑县城。
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高树勋擅自移动部队，气得大骂。急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从西安飞往郑州处置。
胡宗南下了飞机一看，高树勋已陈兵郑州郊外，稍有不慎就可能激起兵变。
蒋介石只好按下怒气，另谋对策。他主意一变，不仅没有追查高树勋违抗军令的事，反而对高树勋加官晋级，升任为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在9月5日电令高部：“由广武方面渡河，向汲县挺进，扫荡奸伪，监视日军。”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是西北军将领，当时已受领任务从河南新乡北上打通平汉线，与石家庄的第一战区两个军会合。蒋介石这样做实际上是把高树勋的部队调离郑州送上内战最前线。
高树勋盛怒之下干了那违抗军令抢占新郑的事，也有些后怕，整日惴惴不安。他当然明白这“副司令长官”是个有职无权的虚衔，蒋介石要叫他离开这中原古城去内战前线，蒋介石惯于借刀杀人。他在敌后多年，看够了国共两党闹磨擦的后果，朱怀冰、石友三等人哪个不是一败涂地。处于这国共两党相斗的夹缝中，自己怎么生存呢？
蒋介石一向只相信他手下的“黄马褂”(黄埔系学生和教官)，黄埔系中最亲近的是浙江军人，浙江军人中又以奉化籍最得宠。由原来的西北军、东北军、桂系、川军、滇军改编的部队都是蒋介石眼中的沙子，必欲除之而后快，不久前在昆明兵围五华山，夺去龙云兵权就是一个令人心寒的例子。
正当高树勋处于惶恐、苦恼中时，幸运之星已在他周围闪烁。多年来，西北军中已隐藏了一批共产党员做“军运”工作，当时，作为高树勋座上客的王定南，是1930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1931年就奉北方局之命，进入西北军爱国将领吉鸿昌部做“军运”工作，1935年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工委书记，1938年担任过北平特委书记；高树勋的主力团长（暂编二十九师第一团)田树青，曾在1931年加入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由于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另一名高级军医聂志超，1925年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时加入共产党，1928年领导过山东阳谷“坡里暴动”，失败后遭到追捕，远逃外地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不得不化名隐藏在西北军中；这些人可以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追求进步倾向革命的思想，从来没有停歇。
王定南曾在1944年5月在河南郏县、宝丰等地组织“河南人民自卫军”，那里是国民党控制严密的地方，8月间这支“自卫军”被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派兵镇压，王定南、唐宏强夫妇以共产党嫌疑被逮捕。在押往汉中国民党第一战区军法分监部的途中，路过驻扎镇平的高树勋部。高树勋正想接近共产党人，借审问为名。和王定南作了一次特殊的长谈，他佩服王定南的真知灼见。几个月后，在高树勋的努力下，说服了也是西北军旧部的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把王定南保释出狱。王定南深感高树勋不同于一般国民党军人，也就大胆地在1945年5月来到已移驻河南内乡马山口的高树勋部“作客”。
这时候，国际形势已明显对同盟国有利，欧洲战场纳粹德国、意大利已战败，所谓“轴心国”只剩下一个日本，在南太平洋战区也是败仗不断；一旦抗日胜利，中国政局将如何？这是高树勋最关心的，常常就教于王定南，每次谈话后，他都深受启示，也就更尊敬王定南，把他列为知己。
保存实力，不为蒋介石集团卖命，这是高树勋多年来的一条老主意，但是怎样运用得巧妙，不被抓住把柄，这却很难！
参谋长李达，执行的这一秘密任务，就与高树勋将军密切相关。
作者简介：史倌，高校历史老师，历史研究员。长期耕耘于党史、军史、战争史。欢迎广大历史爱好者交流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