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帝都（三）西晋洛阳城

河洛风土

西晋洛阳城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司马昭并未直接夺取皇位，咸熙二年（265），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即帝位于洛阳，是为晋武帝，并进而统一了中国。

司马炎 （图片来源于影视作品）

由于未经战乱破坏，晋都洛阳大体上依然为曹魏时旧貌。城门12个，名称仍依旧制未曾改变。宫城正殿仍为太极殿，《初学记》称：“历代殿名，或法或革，唯魏之太极，自晋以降，正殿皆名之。”按照晋代制度，帝王举行大的朝会是在太极殿，小会则在殿东侧的东堂。除皇宫外，还有太子宫，称为东宫，位于北宫的东面，建春门大路北，广莫门道东。正门名正德门，内为承华门。史书记载，惠帝时，赵王伦杀贾后，自为相国，以东宫为相国府，“起东宫三门，四角华橹，断宫东西道为外徼”，可见东宫也是有相当规模，并有防御设施。西晋建东宫以后，原北宫习惯上遂改称西宫，这种称太子宫为东宫，皇宫为西宫的叫法一直延续到十六国时期。

与曹魏不同的是，西晋时，宫中新置有“宫闼”，诸如崇阳闼、延明闼、通明闼、修云闼、通福闼、徽音闼、承休闼、元明闼、元晖闼、崇礼闼 、白藏闼等。城内大夏门内建宣武观，大夏门外建宣武场，至西晋武帝司马炎时改为阅武场，登观南望华林园内天渊池，北瞻阅武场，气势极为雄伟壮观。晋武帝多次在此举行大阅兵，宣扬武威，“旬日而罢”。金墉城东有芳疏园，始建于晋咸宁四年（278），园内种植奇菜异蔬，称做“芸薇”。另外，还有濛汜池、东宫池、天泉池、流杯池等。还设有冰室，在宣阳门内，内常藏冰块，供皇帝赏赐王公百官。

西晋立国之初，沿用曹魏旧庙。太康八年（287），太庙地陷梁折，于是重迁太庙于宣阳门内新址，以陈勰为匠，选名木，立铜柱，用工6万人，至太康十年四月才竣工。新庙为一庙七室，立铜柱12根，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穷极壮丽。

西晋时，晋武帝听从其外祖父王肃之说，把南北郊与圆丘、方丘合二为一，省去了重复的祭坛和祀礼。在南郊继续沿用前期的礼制建筑明堂、辟雍、灵台，晋武帝和晋惠帝也曾多次到太学视察。

西晋初期，国家统一，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措施，百姓逐步摆脱了战乱之苦，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在晋武帝在位的太康十年间，出现了相对繁荣稳定的局面，历史上称为“太康之治”。当时国都洛阳地区“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如亲。其匮乏者，取之于道”。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安居乐业，有“天下无穷人”之谚。陆机《洛阳记》载，洛阳有三大市场，大市又叫金市，在宫城临商观西侧；马市（也称东西市）在城东，前有巨大的石拱桥，下可过大船；洛阳县市在城南。此外，还在建春门内东北隅设太仓，在建春门外的马市、临阳渠建常平仓（也称常满仓）。

但晋武帝后期，生活极度奢侈腐败，特别是白痴太子司马衷为皇帝，凶悍妒妇贾南风为皇后后，引起皇族对皇位的争夺，诸王争权，造成“八王之乱”，极大地削弱了西晋王朝的统治。

曹魏、西晋时的洛阳，文化也很发达。陈寿撰《三国志》，司马彪撰《续汉书》，张华撰《博物志》，裴秀绘《禹贡地域图》并创绘图理论“六律”，刘徽著《九章算术集解》，科学发明家马钧制作“龙骨水车”、指南车、水力转动的“百戏”，杜预在黄河上架筑第一座桥梁，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建安七子（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瑒）、竹林七贤（嵇康、阮籍、阮咸、刘伶、向秀、王戎、山涛）、金谷二十四友（陆机、潘岳、陆云等）也多是驰名一时的文人。文学家左思，“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他的《三都赋》问世后，洛阳富贵人家争相传抄，致使纸价为之上涨，“洛阳纸贵”后成为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洛阳纸贵成语典故

从东汉至魏晋，国都洛阳一直是文学活动的中心，出现了许多名人名篇，留下了“汉魏文章半洛阳”的美谈。

“八王之乱”，同室操戈，祸起萧墙，骨肉相残，致使洛阳“苍生惨灭，百不遗一”。晋永嘉五年（311），刘曜、王弥入京师，以天下未定，洛阳四面受敌，不便防守，遂焚烧之，京城洛阳再次被毁。

战火中的流民迁徙

由于京都洛阳及黄河流域地区已沦为战场，大批的北方人民流离失所，被迫南迁，出现了第一次中原汉人南迁的高潮。他们带去了中原汉族先进的科学文化，并且不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通婚，保持着中原汉人原有的血统和生活习惯，这一批南迁的北方人可以说就是河洛人和客家人的先民，通常所说“客家人根在河洛”即指此意。

汉魏洛阳城遗址公园内的客家先民南迁纪念碑

来源：汉魏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