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者对撰修明史非常重视。然而，他们的着眼点与其说是编纂前朝信史，毋宁说是首先为自己的政治利害考虑。
康熙皇帝为人相当聪明,他懂得自古无不亡之国，因此指示明史官臣特别要注意避免把明朝皇帝说得太坏，以免“本朝”倾覆之后，史家秉笔直书，落个千古骂名!”①。
负责纂修明史的官员遵照这一旨意，尽量少写明朝皇帝的阴暗面。可是，明代许多皇帝的暴虐或昏庸，毕竟难以全部掩盖；何况全写善政，又如何解释明朝的覆亡？经过绞尽脑汁想出的办法就是对明代皇帝的过失点到为止，把责任推到大臣、太监身上。列名于《明史·奸臣传》的有胡惟庸、陈瑛、严嵩、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把这些人物同当时的政局联系起来考察，不难发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批替罪羊。
①：清前期皇帝对明代君主和明史纂修事宜作过不少指示。例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正月二十七日谕大学士等“前者纂修明史诸臣所撰本纪、列传曾以数卷进呈，朕详晰批阅，并命熊赐履校雠。熊赐履写签呈奏，于洪武、宣德本纪訾议甚多。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绩攸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谟烈垂诸奕世，为君事业，各克殚尽。朕亦一代之主也，锐意图治，朝夕罔懈，综理万几,孳孳懋勉，期登郅隆。若将前代贤君搜求其间隙，议论其是非，朕不惟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实无此意也。朕自返厥躬，于古之圣君，既不能逮，何敢轻议前代之令主耶?若表扬洪武、宣德，著为论赞，朕尚可指示词臣，撰文称美；倘深求刻论，非朕意所忍为也。至开创时佐运文武诸臣各著勋绩，列传之中若撰文臣事实优于武臣，则议论失平,难为信史。纂修史书，虽史臣职也；适际朕时撰成明史，苟稍有未协，咎归于朕矣。……前曾以此旨面谕徐元文，尔等当知之。” 两天以后(二十九日)玄烨又面谕修明史诸臣：“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谬执私见，为一偏之论。”他特别提到:“又正德实录载午朝罢后，于御道得匿名文簿一卷，传旨诘问，百官皆跪于丹墀，时仆而暴死者数人，暍而病者尤众。夏月虽天时炎热，何至人多暴卒？且行间将士每披坚执锐，戮力于烈日之中，未闻因暑而致死。岂朝堂之上病暍若斯之甚耶！所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此之谓矣。”武宗是明代最荒唐的一个皇帝，玄烨以行间士卒披坚执锐于烈日之中来否定那些养尊处优的武宗朝臣被罚跪时间太久不可能中暑，本属比喻非伦，他真实的意思就是尽量避免揭露明朝君主。 谈到崇祯皇帝，他定的调子是:“崇祯之诛锄阉党，极为善政，但谓明之亡，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为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祚之颠覆尽委于太监，谓中官用事之故，乌得为笃论耶?”(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 玄烨的这种深谋远虑可以说是他的一贯思想，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召见诸皇子、满汉大臣、科道官员时作了一篇总结性的讲话，其中说:“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侈然自放，耽于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为前代帝王剖白，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谈到他自己时说：“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后人之议论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豫先随笔自记，而犹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由此可见，不了解清朝统治者对纂修明史定下的基调，就难以把握钦定《明史》立论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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