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統治者對撰修明史非常重視。然而，他們的着眼點與其說是編纂前朝信史，毋甯說是首先為自己的政治利害考慮。
康熙皇帝為人相當聰明,他懂得自古無不亡之國，是以訓示明史官臣特别要注意避免把明朝皇帝說得太壞，以免“本朝”傾覆之後，史家秉筆直書，落個千古罵名!”①。
負責纂修明史的官員遵照這一旨意，盡量少寫明朝皇帝的陰暗面。可是，明代許多皇帝的暴虐或昏庸，畢竟難以全部掩蓋；何況全寫善政，又如何解釋明朝的覆亡？經過絞盡腦汁想出的辦法就是對明代皇帝的過失點到為止，把責任推到大臣、太監身上。列名于《明史·奸臣傳》的有胡惟庸、陳瑛、嚴嵩、周延儒、溫體仁、馬士英。把這些人物同當時的政局聯系起來考察，不難發現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批替罪羊。
①：清前期皇帝對明代君主和明史纂修事宜作過不少訓示。例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正月二十七日谕大學士等“前者纂修明史諸臣所撰本紀、列傳曾以數卷進呈，朕詳晰批閱，并命熊賜履校雠。熊賜履寫簽呈奏，于洪武、宣德本紀訾議甚多。朕思洪武系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賢辟，雖運會不同，事績攸殊，然皆勵精著于一時，谟烈垂諸奕世，為君事業，各克殚盡。朕亦一代之主也，銳意圖治，朝夕罔懈，綜理萬幾,孳孳懋勉，期登郅隆。若将前代賢君搜求其間隙，議論其是非，朕不惟本無此德，本無此才，亦實無此意也。朕自返厥躬，于古之聖君，既不能逮，何敢輕議前代之令主耶?若表揚洪武、宣德，著為論贊，朕尚可訓示詞臣，撰文稱美；倘深求刻論，非朕意所忍為也。至開創時佐運文武諸臣各著勳績，列傳之中若撰文臣事實優于武臣，則議論失平,難為信史。纂修史書，雖史臣職也；适際朕時撰成明史，苟稍有未協，咎歸于朕矣。……前曾以此旨面谕徐元文，爾等當知之。” 兩天以後(二十九日)玄烨又面谕修明史諸臣：“作史之道，務在秉公持平，不應謬執私見，為一偏之論。”他特别提到:“又正德實錄載午朝罷後，于禦道得匿名文簿一卷，傳旨诘問，百官皆跪于丹墀，時仆而暴死者數人，暍而病者尤衆。夏月雖天時炎熱，何至人多暴卒？且行間将士每披堅執銳，戮力于烈日之中，未聞因暑而緻死。豈朝堂之上病暍若斯之甚耶！所雲盡信書不如無書，此之謂矣。”武宗是明代最荒唐的一個皇帝，玄烨以行間士卒披堅執銳于烈日之中來否定那些養尊處優的武宗朝臣被罰跪時間太久不可能中暑，本屬比喻非倫，他真實的意思就是盡量避免揭露明朝君主。 談到崇祯皇帝，他定的調子是:“崇祯之誅鋤閹黨，極為善政，但謂明之亡，亡于太監，則朕殊不以為然。明末朋黨紛争，在廷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門戶勝負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國祚之颠覆盡委于太監，謂中官用事之故，烏得為笃論耶?”(見《清聖祖實錄》卷一五四)。 玄烨的這種深謀遠慮可以說是他的一貫思想，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召見諸皇子、滿漢大臣、科道官員時作了一篇總結性的講話，其中說:“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論概以為侈然自放，耽于酒色所緻。此皆書生好為譏評，雖純全盡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為前代帝王剖白，蓋由天下事繁，不勝勞憊之所緻也。”談到他自己時說：“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蔔後人之議論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豫先随筆自記，而猶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見《清聖祖實錄》卷二七五）由此可見，不了解清朝統治者對纂修明史定下的基調，就難以把握欽定《明史》立論的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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