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要想学习好传统文化，就必须要弄明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心”与“性”之间的关系，“格物”的含义等，这些都是学习好传统文化绕不开的话题。潘麟先生对传统文化的解读既深刻、又独到。他曾在日常讲学中对这些论题进行了随机阐述。现将先生讲学视频整理成文，发布于本平台，以飨读者。
“心”与“性”是什么关系？性动为心，心静为性；性为心之体，心为性之用；性是形而上的心，心是形而下的性。“心”与“性”分为先天和后天。
先天之心与后天之心
先天的心和般若是同义词；后天的心叫业识，就是被业力改造过了的真心。此时的“心”已经不是纯粹的心了，而是被污染了的“心”。被什么污染了呢？严格地讲，是被意业污染后的心。如果我们在精神中制造了一些“业”，这个“业”又会反过来作用于我们的精神，使我们的精神更加堕落、昏暗、畸形，更加堕落的精神又会制造更严重的、更强烈的意业，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处在恶性循环中的“心”叫“业识心”，或者叫“污染心”“堕落心”。我们现在拥有的这颗“心”就是堕落心，即堕落以后的心、被污染以后的心，又叫“后天之心”。故说心要分为“先天”与“后天”，“真心”与“妄心”。先天的心又叫“真心”、般若、佛性、自性、本性、光明等；后天的这颗堕落的心又叫“妄心”“业识心”。
先天之性与后天之性
先天之性是自在性、自生性、自发性、自明性、自律性等，合在一起统称为“性”，这个“性”就是先天本有之佛性，先天本有之神性，就是明心见性要见的“性”。我们追求明心见性，要见哪个性？就是要见佛性。具体地说，就是要见自在性、自明性、自律性、自生性、自发性、自然性。
后天之性又分人、物这两类。物就是物理，物有“物性”，“物性”又叫每一个物体的独特个性。比如说，竹子有竹子的特性，松树有松树的特性。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竹子的特性是竹子那样的，松树的特性是松树那样的。就如水有水性，火有火性。水与火是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物体特性，或者叫个性。这种特性、个性是后天之性。
朱熹像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世称朱文公）说“格物致知”中的“格物”，格的是什么物呢？格的就是事物的后天特性。要把竹子的特性认识清楚，要把松树的特性认识清楚，要把水的特性认识清楚，要把火的特性认识清楚，要把万物的特性都认识清楚，这就是朱熹的“格物”。后来的王阳明（原名王守仁，1472年—1529年，字伯安，别号阳明，自号阳明子）听了朱熹“格物致知”的思想学说，便开始格竹子，希望通过格竹子体悟天理，到达致知。结果却是王阳明因格竹子而大病一场，差点死去。
朱熹与王阳明二人“格”的动机不同。王阳明是要从竹子中格出先天佛性，结果不仅没有成功，还因此格出病了。王阳明因此就否定了朱熹的格物思想。但王阳明的否定既对又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每一个个体的个性（又叫特性）中是找不到形而上的先天本有之佛性的，通过竹子是找不到儒家所说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体”。要想找到万物之源、宇宙之本，要想找到“仁”，或者说“德性”的“性”，靠格竹子是不行的。如何才能找到“仁”，找到“德性”的“性”呢？还是要通过孔子所说的“反求诸己”“止于至善”这个方式来找到。这就是我在《〈大学〉广义》一书中说的——返回到本性中有三种方式：性之、反之和圆融之道。圆融之道既包括“性之”，也包括“反之”，这是中庸之道，是第三条道路，即尧舜是性之，汤武是反之，孔孟是中庸之道。这三种方式、三条道路都可以让我们止于至善，明心见性（此处的“见性”为见“德性”“天性”）。第三条道路也是后来王阳明走的路。
王阳明像
王阳明说格竹子，格具体的某一物是格不通的，这是王阳明对的一面。但王阳明否定朱熹“格物致知”的思想，这是错的。因为朱熹所说的“格物”指的是认知每一个事物独有的个性与特性——这才是朱熹真正的意思。物理学以及社会学科都是建立在对事物的个性与特性的认知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诞生出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所以没有朱熹提出的“格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全部不能建立。从认识事物的个性（又名特性）这方面来讲，朱熹提出“格物致知”的思想理念是对的。所以说，王阳明对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的否定既对又不对。
在认识事物形而上的道体、本性、德性这方面，可以通过王阳明上溯到陆九渊，通过陆九渊上溯到二程（程颢、程颐），通过二程上溯到孔子、孟子。《大学》《中庸》所给出的反求诸己的三条道路（即性之、反之、中庸之道）是一点都没有错的。只不过人们没有明白先天之性与后天之性的区别。
简而言之，王阳明所追求的是先天之性，而朱熹所在意的是后天之性。由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整清楚，所以就有争议。
朱熹“格物致知”所要“格”的是每一个事物的个性。比如说，玻璃的特性就是易碎；铁的特点就是沉重；水的特性就是往下流；火的特性就是往上升等。每一个事物的个性、特性都要认识，并充分地理解它们。
如果我们把朱熹的那条路走通了，理解对了，自然科学就会诞生在东方。但可惜的是，朱熹的后人并没有充分地理解朱熹“格物致知”的思想，因此我们中国始终没有诞生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失败的一面。朱熹在这方面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但朱熹的思想后继无人，后人对朱熹都是一知半解，没有精确地理解朱熹的精髓之所在。
在历史上，朱熹开了物理学之先河，开了物体个性说之先河，开了事物后天之性之先河。在朱熹之前，儒家、佛家、道家都在一味地追求事物的先天之性，也就是佛性，追求事物形而上之道体，而忽略了事物的形而下，忽略了事物的后天之性，即每一个事物所具备的独有的个性。这是我们古人忽略的。
朱熹的伟大就在于他一眼就看到了我们中国文化缺失的这一部分。朱熹学说的灵魂、核心之所在就在于特别提倡理解事物的“物性”这一块；就在于构建、弥补中国文化在追求事物的后天之性的不足这一块——这是朱熹用心最为良苦之所在。但可惜后人没有理解朱熹之意，导致朱熹所开辟出的这条道路后继无人。
朱熹生于南宋，在不久之后的元朝，朱熹的学说就成了“官学”（朱熹的学说成了科举考试的教材），学子们学习、考试的内容都来自于朱熹的著作，人们不学也得学。但人们学习朱熹的动机并不是因为热爱朱熹的学说，并不是发自内心地追随朱熹，并不是对学问有追求，而只是为了考取功名，为了光宗耀祖，把朱熹的学说当做是追求功名仕途的途径、工具。虽然天下士子无不争相阅读朱熹的著作，但由于动机错了，导致结果就错了。这就是发心一错，全盘皆错。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悖论，即数百年以来，知识分子、士大夫们都把朱熹的学说、思想背诵得滚瓜烂熟，但就是不了解朱熹，不理解朱熹的良苦用心，不理解朱熹之学说的精彩所在。
可以说，朱熹所说的“性”指的就是事物的后天特性、后天个性。这就是“后天之性”。
结语：
现在有很多人区分不清楚什么是先天之性，什么是后天之性。“性”分先天与后天；“心”也分先天的本有真心与后天的沉沦堕落、业识之心。因为不能区分这两个“心”，不能区分这两个“性”，所以导致近几百年来有很多学者谈“心”“性”越谈越糊涂。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分不清楚先天之心与后天之心、先天之性与后天之性之间的区别。
—— 潘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