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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與王陽明的格物有何不同?

編者按:

要想學習好傳統文化,就必須要弄明白傳統文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心”與“性”之間的關系,“格物”的含義等,這些都是學習好傳統文化繞不開的話題。潘麟先生對傳統文化的解讀既深刻、又獨到。他曾在日常講學中對這些論題進行了随機闡述。現将先生講學視訊整理成文,釋出于本平台,以飨讀者。

朱熹與王陽明的格物有何不同?

“心”與“性”是什麼關系?性動為心,心靜為性;性為心之體,心為性之用;性是形而上的心,心是形而下的性。“心”與“性”分為先天和後天。

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

先天的心和般若是同義詞;後天的心叫業識,就是被業力改造過了的真心。此時的“心”已經不是純粹的心了,而是被污染了的“心”。被什麼污染了呢?嚴格地講,是被意業污染後的心。如果我們在精神中制造了一些“業”,這個“業”又會反過來作用于我們的精神,使我們的精神更加堕落、昏暗、畸形,更加堕落的精神又會制造更嚴重的、更強烈的意業,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處在惡性循環中的“心”叫“業識心”,或者叫“污染心”“堕落心”。我們現在擁有的這顆“心”就是堕落心,即堕落以後的心、被污染以後的心,又叫“後天之心”。故說心要分為“先天”與“後天”,“真心”與“妄心”。先天的心又叫“真心”、般若、佛性、自性、本性、光明等;後天的這顆堕落的心又叫“妄心”“業識心”。

先天之性與後天之性

先天之性是自在性、自生性、自發性、自明性、自律性等,合在一起統稱為“性”,這個“性”就是先天本有之佛性,先天本有之神性,就是明心見性要見的“性”。我們追求明心見性,要見哪個性?就是要見佛性。具體地說,就是要見自在性、自明性、自律性、自生性、自發性、自然性。

後天之性又分人、物這兩類。物就是實體,物有“物性”,“物性”又叫每一個物體的獨特個性。比如說,竹子有竹子的特性,松樹有松樹的特性。兩者當然是不一樣的。竹子的特性是竹子那樣的,松樹的特性是松樹那樣的。就如水有水性,火有火性。水與火是不同的物質,有不同的物體特性,或者叫個性。這種特性、個性是後天之性。

朱熹與王陽明的格物有何不同?

朱熹像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世稱朱文公)說“格物緻知”中的“格物”,格的是什麼物呢?格的就是事物的後天特性。要把竹子的特性認識清楚,要把松樹的特性認識清楚,要把水的特性認識清楚,要把火的特性認識清楚,要把萬物的特性都認識清楚,這就是朱熹的“格物”。後來的王陽明(原名王守仁,1472年—1529年,字伯安,别号陽明,自号陽明子)聽了朱熹“格物緻知”的思想學說,便開始格竹子,希望通過格竹子體悟天理,到達緻知。結果卻是王陽明因格竹子而大病一場,差點死去。

朱熹與王陽明二人“格”的動機不同。王陽明是要從竹子中格出先天佛性,結果不僅沒有成功,還是以格出病了。王陽明是以就否定了朱熹的格物思想。但王陽明的否定既對又不對。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從每一個個體的個性(又叫特性)中是找不到形而上的先天本有之佛性的,通過竹子是找不到儒家所說的“無善無惡心之體”的“體”。要想找到萬物之源、宇宙之本,要想找到“仁”,或者說“德性”的“性”,靠格竹子是不行的。如何才能找到“仁”,找到“德性”的“性”呢?還是要通過孔子所說的“反求諸己”“止于至善”這個方式來找到。這就是我在《〈大學〉廣義》一書中說的——傳回到本性中有三種方式:性之、反之和圓融之道。圓融之道既包括“性之”,也包括“反之”,這是中庸之道,是第三條道路,即堯舜是性之,湯武是反之,孔孟是中庸之道。這三種方式、三條道路都可以讓我們止于至善,明心見性(此處的“見性”為見“德性”“天性”)。第三條道路也是後來王陽明走的路。

朱熹與王陽明的格物有何不同?

王陽明像

王陽明說格竹子,格具體的某一物是格不通的,這是王陽明對的一面。但王陽明否定朱熹“格物緻知”的思想,這是錯的。因為朱熹所說的“格物”指的是認知每一個事物獨有的個性與特性——這才是朱熹真正的意思。實體學以及社會學科都是建立在對事物的個性與特性的認知基礎上的,隻有這樣才能夠誕生出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是以沒有朱熹提出的“格物”,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全部不能建立。從認識事物的個性(又名特性)這方面來講,朱熹提出“格物緻知”的思想理念是對的。是以說,王陽明對朱熹提出的“格物緻知”的否定既對又不對。

在認識事物形而上的道體、本性、德性這方面,可以通過王陽明上溯到陸九淵,通過陸九淵上溯到二程(程颢、程頤),通過二程上溯到孔子、孟子。《大學》《中庸》所給出的反求諸己的三條道路(即性之、反之、中庸之道)是一點都沒有錯的。隻不過人們沒有明白先天之性與後天之性的差別。

簡而言之,王陽明所追求的是先天之性,而朱熹所在意的是後天之性。由于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沒有整清楚,是以就有争議。

朱熹“格物緻知”所要“格”的是每一個事物的個性。比如說,玻璃的特性就是易碎;鐵的特點就是沉重;水的特性就是往下流;火的特性就是往上升等。每一個事物的個性、特性都要認識,并充分地了解它們。

如果我們把朱熹的那條路走通了,了解對了,自然科學就會誕生在東方。但可惜的是,朱熹的後人并沒有充分地了解朱熹“格物緻知”的思想,是以我們中國始終沒有誕生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這是我們中國文化失敗的一面。朱熹在這方面開了一個非常好的頭,但朱熹的思想後繼無人,後人對朱熹都是一知半解,沒有精确地了解朱熹的精髓之所在。

在曆史上,朱熹開了實體學之先河,開了物體個性說之先河,開了事物後天之性之先河。在朱熹之前,儒家、佛家、道家都在一味地追求事物的先天之性,也就是佛性,追求事物形而上之道體,而忽略了事物的形而下,忽略了事物的後天之性,即每一個事物所具備的獨有的個性。這是我們古人忽略的。

朱熹的偉大就在于他一眼就看到了我們中國文化缺失的這一部分。朱熹學說的靈魂、核心之所在就在于特别提倡了解事物的“物性”這一塊;就在于建構、彌補中國文化在追求事物的後天之性的不足這一塊——這是朱熹用心最為良苦之所在。但可惜後人沒有了解朱熹之意,導緻朱熹所開辟出的這條道路後繼無人。

朱熹生于南宋,在不久之後的元朝,朱熹的學說就成了“官學”(朱熹的學說成了科舉考試的教材),學子們學習、考試的内容都來自于朱熹的著作,人們不學也得學。但人們學習朱熹的動機并不是因為熱愛朱熹的學說,并不是發自内心地追随朱熹,并不是對學問有追求,而隻是為了考取功名,為了光宗耀祖,把朱熹的學說當做是追求功名仕途的途徑、工具。雖然天下士子無不争相閱讀朱熹的著作,但由于動機錯了,導緻結果就錯了。這就是發心一錯,全盤皆錯。這就導緻中國曆史上出現了一個悖論,即數百年以來,知識分子、士大夫們都把朱熹的學說、思想背誦得滾瓜爛熟,但就是不了解朱熹,不了解朱熹的良苦用心,不了解朱熹之學說的精彩所在。

可以說,朱熹所說的“性”指的就是事物的後天特性、後天個性。這就是“後天之性”。

結語:

現在有很多人區分不清楚什麼是先天之性,什麼是後天之性。“性”分先天與後天;“心”也分先天的本有真心與後天的沉淪堕落、業識之心。因為不能區分這兩個“心”,不能區分這兩個“性”,是以導緻近幾百年來有很多學者談“心”“性”越談越糊塗。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分不清楚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先天之性與後天之性之間的差別。

—— 潘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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