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后“中国认同”之重建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统治下的文化教育担负着去殖民化、“肃清日本统治的遗毒”，重建“中国认同”的任务。陈仪在1944年5月10日致陈立夫的信函中亦指出：“台湾五十岁以下的人对于中国文化及三民主义差不多没有了解的机会，自然是茫然。这真是十二分的危险。收复以后，顶要紧的是根绝奴化的旧心理，建设革命的心理，那就为主的要靠教育了。”因此，在文化上重新“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成为光复后行政当局必然的选择。1945年3月23日，《台湾接管计划纲要》中揭明施政首要目标为“增强民族意识，去除奴化思想”。一方面，查禁和惩治颂扬日本统治的行为，焚毁有关出版物。如1946年2月11日，行政长官公署发布公告，要求对赞扬“皇军”战绩、鼓励人们参加“大东亚”战争、报道占领中国土地情形炫耀日本武功、宣扬“皇民化”奉公队运动的图书、杂志、书报一律禁止售购，命令各书店自行检查封存后交由政府统一焚毁，并威胁违反命令者将定期检查、严惩不贷。另一方面，行政长官公署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教科书使用国定本或审定本，推行国语运动等，1948年创办《国语日报》作为在中小学中推行国语之用。为了进一步消除“皇民化”教育给台湾造成的恶劣影响，1954年，台行政当局编译馆从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聘请教授编写标准本的历史教科书——初中中国史、初中外国史、高中中国史、高中外国史。明确历史科的四项教育目标：一是中华民族的演进及各宗族间的融洽与相互依存关系；二是中国历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迁等趋向，特别注重光荣伟大的史实，以启示复兴民族的途径及其应有的努力；三是世界各主要民族演进的历史及其相互影响；四是世界文化的演进及现代国际大势。后来这套教材虽有几次更张，但课程的标准基本维持不变。当时的历史教育对于几代台湾青年的中华民族史观的培养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直到今天，大多数接受过这种历史教育长大的台湾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同是根深蒂固的。台北长大的外省二代周远馨记述当时的国民教育对自己人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这一代台湾外省子弟所受的教育，奠定在“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基础上。身份证上的籍贯是湖南澧县，即使喝台湾水，吃台湾米长大，从来没有去过湖南，在我的骨子里就是个“湖南人”。

浓厚的中华情怀、文化基因，深深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初中念书最喜欢上地理课，对国土无比向往；从大兴安岭到帕米尔高原、黄河到长江，每个省的地理环境、人文特征，在我脑海里都是一幅美丽画面。无数次的憧憬：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是什么样的富饶？湖南的老乡真的都是生吃辣椒，天生骡子脾气？

但是强调对中国历史的叙述与研究，却对台湾本土历史则采取忽视的态度，“台湾史研究风气几乎被压制而不能自由发展”，所谓“中国史正统，台湾史是边缘”。由此造成很多学生不知道台湾著名的历史人物蒋渭水、杨逵、吴浊流，甚至“有当时的学子只知道黄河、长江，从不知台湾有淡水河、浊水溪的怪现象。”后来“去日本化”工作扩大化，连台湾本土的文化都禁止。1951年由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教育部”）下令在各级学校中，禁止使用国语之外的语言，其禁令扩及闽南语、客语等方言，也包括原住民族的语言，如布农语、泰雅语等，去日本化扩及到限制本土文化的发展。1960年代，经过多年推广国民教育与国语运动，在台湾使用日文的人已大幅减少，政府的文化施政方向不再强调去日本化，改而强调中华文化的正统性（这也是为了显示与大陆“文化革命”的区隔）。到1973年，当局核定台湾省各县市《国语推行指导委员会组织章程》，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教育部”）则颁布更为激进的《国语推行办法》，要求所有教育单位，下至小学每一个班级内都要设立“国语推行委员会”，严格禁止使用方言（包括外省各地方言、闽南语、客语及原住民族语），若不小心讲了方言，就会被处以罚款、体罚、挂着写有“我不说方言”的纸牌示众一天等惩罚。

由于半个世纪的殖民，台湾深受日语歌曲文化浸染，因此在光复后，面对日语歌曲影响的威胁，行政当局除了语言和历史方面的拨乱反正，在音乐教育方面同样也进行了一些努力，但效果甚不理想，最终归于失败。1946年2月11日行政长官公署发布公告虽未明言禁止日语歌曲，但在书报检查中也包括对日语歌曲的检查。如1946年6月9日，高雄市政府即“为彻底查禁日人遗毒及各种淫靡歌曲经奉令禁止有案之唱片，特派本府教育科科员唐士会同警察局派员负责办理”。但是执行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1946年6月26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再次发出训令，声言“一切宣言皇军战绩皇民化运动之歌谱等，业经通令自动焚毁在案”，但是“近日坊间尚有日本军歌及赞扬皇军战绩宣传皇民化等各种唱片乐谱”，为此继续要求各县市政府严格执行2月11日的公告内容。这次通告显然也未能起到效果，1947年2月14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在电文中转引了2月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警务处的公函内容：“查日人治台时为宣扬其帝国主义黩武侵略之日语唱片，光复以来，仍有流传民间。”“二二八”事件之后，行政当局在随后的整肃中，也不乏对日语歌曲事件的整肃，如台东县政府即对事件中教学生唱日本国歌的陈文照予以撤职处分，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更是要本省各学校“以后不要再唱日本歌”。时至1948年，日语歌曲影响仍未有减退的迹象，禁售与查禁未见明显效果，还出现了公共场所放唱的情况：“惟查迩来尚有少数县市对于是项唱片不但未加禁售，抑且任其在各饮食店以及公共场所放唱……殊属非是。”“查本省光复未久，为消灭日本风气，关于一般歌曲之日语唱片，希饬属普遍宣传，凡在公共场所或公众出入之场所勿在播唱，并随时劝止，以正视听为要。”而这使得国民党政府逐渐认识到，日语歌曲长期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对于各种书刊、歌曲、影剧精神粮食缺乏创造”，因此试图用替代品去除日语歌曲影响。1950年1月，初到台湾的蒋介石针对日语歌曲的威胁，再次提出替代方案：“为避免异调，建请由中央宣传部倡导大量编制反共抗俄歌曲。”因此建议“文教机关把握青年心理，作各种阐扬国家民族书刊歌曲影剧等精神粮食”。1952年4月14日的台湾省警务处电文中，针对民间乐团吹奏日本乐谱之事，也提出要求乐团改吹汉语军歌的替代方案。事实上，查禁日语歌曲一直都未见多大成效，直到1950年至1952年间，新兵入伍、茶馆酒肆、乐团演奏等场合演唱日语歌曲事件不断出现。1952年，国民党政权与日本“复交”。同年12月8日，负责新闻、宣传事务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召集各相关单位，举行了“日本书刊进口问题小组会议”，决定允许私人携带一打以内的、内容“无问题”的自用日语唱片入境。经过“台湾省政府”新闻处、教育厅、法制室等单位的讨论，最终由“台湾省政府”于1953年5月25日向“行政院”报告可进口“高尚”日语歌曲唱片之方案。这一松动彻底宣告了历经将近十年的全面查禁日语歌曲政策的失败。

值得指出的是，台湾闽南语歌曲也在被禁之列，原因除了认为“今天在本省流行的和在电台广播的所谓台语流行歌曲，歌词自编，歌曲则多演制日本歌调，日本每有新出歌词，本省必有翻版，内容卑劣，且足影响民族意识”之外，还有一些政治原因，诸如《四季红》因为有影射红军之嫌被迫改为《四季谣》，而《烧肉粽》、《补破网》等又因为台湾当局认为歌词暗指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而遭禁，还有一首叫做《捉泥鳅》的民歌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因为“小毛”一词会被联想成毛泽东，也硬生生地被改成了“小牛”。几十年戒严下来，这种严厉的文化政策之下，被禁止说闽南语的福佬族群自然是充满了怨气。

但是无论如何，“再中国化”的确培养了台湾1950、1960世代的中国情结，“从小接受的是国民党的民族精神教育，对于自己是中国人没有什么怀疑”，可以说，自1949年到1970年代，尽管期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以及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但台湾人的“中国认同”是牢不可破的。虽然台湾1950、1960世代“学到的中国历史与地理是在海峡对岸那个触摸不到的‘神州大陆’。这个触摸不到的感觉，这种对立，也是很早就知道的。……两岸的隔绝与对立在那幼年时刻就以如此方式铭刻于心了。”但是触摸不到丝毫未减弱对“神州大陆”的热爱，就像流行一时的歌曲《我的中国心》所唱：“河山虽然在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