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6月20日，国民议会计划在凡尔赛宫大厅举行会议，可是代表们震惊地发现，宫门被锁了。大管家告诉国民议会主席让-西万尔·巴伊，凡尔赛宫被王室征用了。最终，在两位勇敢之人的带领下，愤愤不平的国民议会代表们来到了附近的一个旧网球场，并在此发布了庄严的革命誓言：“不制定和通过宪法，决不解散！”与此同时，王室已经制定出相关办法，来镇压这次疯狂事件。尽管雅克·内克尔提出了一个谨慎的妥协方案并得到了国王的认同，但极端党派坚持采用激进的方法并最终取得上风。1789年6月23日，国民议会代表们被迫在雨中站了很长时间，才被召进大礼堂。虽然并非出自本意，但国王还是向他们宣读了一份声明：“三级会议的各个等级应该像以前那样分别商议和投票，如果有分歧，就由国王本人来决定什么是对人民有利的。”代表们对这个愚蠢的论调嗤之以鼻。当大管家按照古代礼仪宣布国民议会解散时，米拉波伯爵—他的文章和言论在当时的法兰西颇具影响力—告诉大管家：“他们是因为人民的意志才聚集在一起的，只有刺刀才能解散他们。”几分钟后，国民会议通过了一项口头决定，规定国民议会成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侵犯国民议会成员的人都将被判处死罪。
网球场誓言
巴黎的民众通过示威的方式公开支持这些大胆的举措，这令王室恐慌不已。早在波旁王朝发生政变时，君主就经常在封建议会上打压反对势力。如今，王室以为只要国王亲临会议，国民议会就会像旧议会那样缄口不言。据说，在得知所发生的事情后，国王只是说：“如果他们愿意，就让他们待在那儿吧。”他软弱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积极应对事态的发展。此前，相当数量的低等教士已经加入第三等级，很快，那些期待变革的贵族也加入了第三等级。但贵族等级的其他人仍冷漠以对。最终，贵族们认识到拒绝加入国民议会不会有任何结果。于是，在国王的要求下，贵族们也加入了国民议会。至此，国民议会已经被广泛接受。实际上，路易十六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掩盖王室的真正目的，即震慑住第三等级并取得胜利，因为王室对第三等级既鄙视又害怕。不管国王的动机如何，雅克·内克尔因提议召开三级会议而备受青睐，但遗憾的是，他于1789年7月2日下台了。随后，一个由军人和保守派贵族组成的政府成立了，这个政府并不受欢迎，影响力极小。国民议会警觉地发现，数千人组成的军队正在凡尔赛集结，还有一股强大的武装力量正朝着首都挺进。顿时，谣言在法兰西四处散播—王室曾表示“叛变议会的最佳场所应该是监狱”，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将自己的孩子送入贵族军队并问道“他们的剑能保证我的安全吗？”还有，在一个名为“狂欢”的组织里，贵妇们用各种奇怪手段迷惑年轻骑兵。
在躁动不安的巴黎，军队集结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点燃了起义的火苗并很快发展成了熊熊烈火。1789年7月12日，为了维持和平，一份“代表国王”的公告出台了。此时，巴黎的主要大街和广场被陌生的军队—来自德意志和瑞士的国王雇佣军占领了。这种景象引起了民众的恐慌和愤慨。愤怒的演讲家们在巴黎皇家宫殿举行集会，慷慨陈词。人们举着雅克·内克尔和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公爵的头像进行游行。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公爵因激烈反对王室而成了民众的偶像。为了驱散聚集的人群，德意志雇佣军利用几个手无寸铁的人杀害了几名法兰西皇家卫兵。通往杜伊勒里宫的路上满是外国军队和围观民众。这些事件本身并不重要，但点燃了民众心中愤怒的火种。严酷的纪律和苛刻的待遇必然会引起不满情绪，这不仅在皇家卫队和其他军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在暴徒的迷惑性言论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包括皇家卫兵在内的城市驻军近期被软禁在军营里。当同伴战死的消息传来后，皇家卫兵们再也待不住了，向德意志雇佣军发动了攻击。仅第一次武装起义就打乱了原有的军事权力布局。“国家永垂不朽”的呼声不断地从首都军队驻地的营房中传来。几个小时后，连外国雇佣军也被感染，沮丧地妥协并宣称不会再有流血冲突。如此一来，愤慨的雇佣军军官唯一能做的，就是召集士气低落的兵士然后撤退。陌生的侵入者消失后，巴黎的大街小巷充满了欢喜兴奋之情。毫无价值的可怕政权倒塌了。1789年7月12日晚上，城市躁动不安，成千上万的穷人—成了后来的恐怖统治集团—从简陋的住处一涌而出，消失在人群里。他们洗劫商店，为了得到武器而攻占市政大厅。1789年7月13日早上，旧政权已经无力掌控局面，一个由巴黎六十个区的首领组成的临时委员会接管了首都政权。该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指导和监管这次运动。公民组成了自卫队，其成员头戴红蓝相间的帽子。他们或者尽可能地找到武器，或者接受慷慨的武器捐赠。一位区议会负责人德·弗莱塞尔斯先生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尽管委员会成员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总体意图是一致的，就是把暴动控制在可控范围内。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巴黎革命政府和国民自卫队的起源，它们在大革命中有着深刻的意义。
尽管革命运动被这些手段压制着，但它的力量还是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壮大着。征兵在巴黎变得很常见，征来的新兵被编入新市政军。街道上长矛林立。暴徒们掠走所有武器，拉回古代大炮，将封建时代的盔甲抛来抛去，手执剑和火枪在军工厂里随意破坏。尽管如此，国民自卫队中仍有很多好人阻止了顽劣民众的放纵行为。虽然一系列事件加速了革命进程，但暴力分子压倒一切的时刻还没有到来。队伍中还包含了一部分中高阶层，这让王室愤慨不已，在后来的示威活动中，王室的表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起义只是某些暴徒在别有用心的领导人的鼓动下做出的杰作罢了。当天下午，皇家卫队叛投国民自卫队，虽有军官惊恐地提出抗议，但终究是徒劳。在狂热的欢腾中，皇家卫队成为国民自卫队第一兵团，并在随后发生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789年7月14日，一大群自卫队成员进入荣军院，从武器库里拿走大量武器。医院里的收容人员不得不忍气吞声。至此，定期或不定期地集结在一起的人数已达到近八万人。整个过程中，国民自卫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他们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圣安东尼边境上耸立着著名的巴士底狱，它是古代专制的象征，因神秘恐怖而臭名昭著。国民自卫队决定攻击这个可怕的地方。无数武装民众涌向这个地方。谈判不成，他们便冲过吊桥来到内院，到达八座阴森的塔楼，即可怕的地牢所在地。他们虽暂时被火枪击退，但在皇家卫队带来了大炮之后，城墙上很快就飘起了白旗，监狱指挥官德劳内因受到恐吓而不得不投降。胜利者冲入这座古老的监狱，发现了许多秘密—古老的刑具和监狱记录。虽然他们为自己的壮举感到自豪，但这次胜利并非无瑕，而是充满了残酷和暴力。德劳内及其手下惨遭杀害，头颅被挑在长矛上，高高地举起来，类似的场景后来还有很多。德·弗莱塞尔斯也遭到袭击和枪杀，因为有流言称他欺骗了民众。此外，还发生了几起枪决事件。令人欣慰的是，此时国民自卫队仍保持着相当稳定的秩序。这次巨变与其说证明了王室的懦弱，不如说带来了可怕的混乱。
攻打巴士底狱
至此，进行暴力改革、控制制宪议会和威慑巴黎的运动在法兰西结束了。首都最终落在了不为人知的革命人士手里。事实证明，军队只是获得权力的主要工具，并不能信任。王室极端党派既震惊又暴怒。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查尔斯·菲利普（后来的查理十世）及另外两位同级别的权贵愤怒地宣称不能接受这些事件，之后匆忙逃越了边境。原本拥护国王的贵族们纷纷抛弃国王并移民，开启了贵族移民的历史。那个时代的黑暗特征可见一斑。制宪议会高声谴责王室策划的暴行。据说王后也参与了这次名副其实的圣巴塞洛缪式的王室暴行，米拉波伯爵毫不含糊地暗讽了王后的作为。狡猾的路易十六迅速与势力强大的制宪议会达成协定，解散了大臣们的阴谋集团，并召回雅克·内克尔。制宪议会带着诚挚的善意听取了国王的辩解，国王认为自己的主要过错是过于天真。不久之后，制宪议会邀请国王回到巴黎。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认为此事冒犯了王室权威，加之她很清楚自己不受爱戴，因而哭着恳求国王不要同意此事。尽管如此，国王还是同意了。民众为自己的胜利而自豪，为获得的权利而欢欣鼓舞。在一次演说中，有人称路易十六“被征服”，国王本人则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笑话”。事实上，那时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得到了国王的准许。临时委员会有了自己的名称—巴黎革命政府，拥有非常大的权力。第三等级的主席让-西万尔·巴伊被任命为巴黎市长，忠于改革的年轻贵族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被任命为国民自卫队总司令。这支队伍的旗帜颜色为代表巴黎的蓝色和红色，为了和解，还在徽章上加入了代表波旁王朝的白色。从此，三色旗诞生了。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自信又有远见，他认为三色旗“将很快遍布整个欧洲”。尽管后来又有两三起暴力事件，但巴黎也算暂时安定下来了。国王高兴地回到凡尔赛。然而，君主制政权所能做的只是无力地威胁和软弱地让步，这样的君主制，其神圣光芒还剩下多少呢？
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在联邦广场的誓言
尽管一切都很平静，但在巴黎发生的一件事却像雷电一样打击着整个王室。一直以来，法兰西首都对各省的影响很大，更不要说在这个改弦更张的时刻了。王权突然崩溃，民众成功战胜了古代权威。所有激荡在民众内心深处的想法、长期被压制的仇恨和困惑以惊人的力量在多地爆发。南部、中部和东南部地区是受封建制度压迫最严重的地方，也是
苦难最深重的地方。这里的农民开始反抗地主。从罗纳到卢瓦尔，愤怒的民众烧毁城堡，焚烧装有特权文件的箱子和土地权证—民众对这些文件中所记录的特权已经忍无可忍了。此外，还发生了几起谋杀地主的事件。即使在北方，租赁制和仆役工作也遭到了普遍的抵制。一些省份还发生了一些卑劣的行径，成群的暴徒“从深山里出来，破坏庄稼，掠夺果园”。许多城镇纷纷发生暴动，市民要求扩大市政权力，废除旧的垄断机制。1789年还发生了灾荒，穷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食不果腹。暴乱愈演愈烈，连首都也难以幸免。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负责维持秩序，让-西万尔·巴伊则费尽心思用各种盛大华丽的游行来表达获得自由的喜悦，以此取悦人民。巴黎革命政府已经发展成一个拥有300人的组织，它努力满足穷人的需要，为失业人员找工作，竭力应对各种贫困加剧的问题。不过，忌妒心强烈的政客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向新政权发出责难，这对新政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燃放烟火、热烈的巴士底狱庆典、在花园和大街上生长的自由之树，甚至是失业救济金、捐款及临时拼凑起来的救济制度，这些权宜之计对于成千上万饥肠辘辘的男男女女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在躁动和匮乏之间，巴黎很快就会发生比现在更危险的混乱，现在一切只是被压制着而已。
一波负面事件影响了制宪议会的会议进程。制宪议会就解决经济问题和财政赤字的最佳方案进行了讨论，并为法兰西制定了新的宪法。基于新哲学思想的高调的改革原则已经受到广泛好评。出于仁爱和对国家整体情况的考量，制宪议会采取了措施来消除或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这充分体现了广泛的改革热情。同时，巴黎革命政府也尽其所能。让-西万尔·巴伊和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对革命表现出的善意和爱国情怀令他们深受民众感激。其他城镇除了做出“自由贸易的承诺”之外，鲜有其他成果。不过，中产阶级被允许甚至被鼓励采取武力措施来制止混乱。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法兰西大城市都自发地组建了国民自卫队，这些武装组织自主招募士兵，独立于政府。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伟大的革命，却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社会关系。古老雄伟的封建主义大厦顷刻之间就被推倒并跌落尘埃。几个自由派贵族描绘了封建陋俗的可怕之处。制宪议会尽管遇到了一些抗议，但开始强硬起来，宣称应该结束这种可憎的状态。制宪议会用一个晚上的时间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废除了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增长的债权和残忍的农奴制残余，包括什一税、退出租金及类似的税捐。这次会议在热烈的欢呼声、庄严的颂歌和奇妙的音乐声中结束了。尽管后来发生了一些特权事件，比如天冷时地主用奴隶的血来洗脚等，但反对派贵族被不断壮大的多数派压制住了，制宪议会由第三等级和低等教士控制着。大清洗在修正财产权利的同时出现了很多恶劣腐败的事。虽然土地解放的最终结果是伟大且有益的，但其直接结果也显而易见。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农民的暴行并没有因为时代束缚的突然消失而有所减少，它们只是在乡镇中产阶级的努力下被镇压或遏止了，因为乡镇中产阶级对于无政府主义的蔓延有所警觉。这些乡镇中产阶级手中也握有武器，而且几乎不受任何规定约束。
这就是1789年8月和9月的法兰西：旧权威支离破碎，大权旁落。贫困和混乱虽然是暂时的，但波及范围甚广。同时，在凡尔赛，被镇压但未被处决的王室再次开始蠢蠢欲动。据说，一帮忠诚的贵族计划从“叛逆臣民”中解救出国王，并将他送到梅斯。部队也逐渐从边防撤回。凡尔赛的新国民自卫队虽然已经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机构，却仍饱受王室的冷眼。有一种观点在巴黎滋长，并受到制宪议会的支持，那就是国王应该被送回首都。因贫困而骚动不安的民众早已经准备好发动暴乱。1789年10月1日的事件标志着新一轮的愤怒爆发了。在10月1日的宫廷宴会上，一群年轻军官当着国王和王室的面，以保皇的名义从头盔上扯下了三色旗，借着酒力和宫廷美人的诱惑，他们宣誓永不放弃王权。紧接着，1789年10月5日的另一个事件引发了巴黎的大规模游行。当天上午，一群不堪饥饿折磨的妇女闯入市政厅，冲过凡尔赛宫与巴黎之间的甬道，最终与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率领的国民自卫队会合。这一游行队伍强行进入制宪议会，讨论国王所表达的对立观点，其中一些人被允许进入宫廷与国王会谈。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负责恢复秩序，游行被驱散并退出国民会议。大部分士兵都在积极配合，只有国王侍卫队中的一支精锐队伍恶意挑衅。1789年10月6日早上，国王侍卫队中的几个枪手射杀了两个无辜的人，引发了造反。一群愤怒的暴徒向国王侍卫队发起了进攻，冲进了宫廷内室。盛怒、饥饿的面孔出现在国家的圣殿中。在侍女们恐惧的尖叫声中，衣冠不整的王后被赶出了房间。若不是国民自卫队及时赶到，一场可怕的屠杀将不可避免。国民自卫队高呼“我们不会忘记丰特努瓦”，拯救了侍卫队和王室。后来，双方看似和解了：国王在阳台上露面，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亲吻了王后的手；三色旗重新出现在每一位士兵的头冠上。然而，宫殿的地板上血流成河，两个惨白的头颅被高高地挑在长矛上，似乎在诉说着人们尚未消退的怒火。
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亲吻王后的手
应一位代表的要求，路易十六毅然同意回到巴黎。王室马车载着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们及国王那美丽虔诚的妹妹伊丽莎白夫人，慢慢地行驶到了巴黎。那里喧声震天，武装队伍横行，妇女跨坐在大炮上丑态百出。民众大声呼喊“现在，我们是面包师，是面包师的妻子和孩子了”，这句话生动地表达了那些穷人们心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早已被王室贵族的阴谋害得食不果腹。这个鱼龙混杂的马车队伍进入杜伊勒里宫时已经是晚上。一进入这座空置多年的波旁王朝时期的宫殿，王室就立刻被国民自卫队包围了，连国王侍卫队也不能接近。
这些重大事件并非一人所能促成，1789年10月5日和6日的事件更是如此。至于米拉波伯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公爵、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是否参与策划这些事件，就没必要继续探讨了。值得注意的是，巴黎的乌合之众虽然仍受中产阶级的控制，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同从前一样，王权再次显示出了软弱无力的一面。国王一旦感到害怕，那他对于权力的幻想就会像无聊的梦一样烟消云散。于是，凡尔赛宫成了国家博物馆，还一度被废弃。后来，它成了德意志侵略者的容身之处。在经历了王朝覆灭的哀号之后，它再也不是君主制下王公贵族们的居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