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3日·天津南开大学商学院，张行之（航通）受邀参访南开大学商学院，与莘莘学子互动交流400家钢铁产业链上市公司资源整合、供应链金融、资本运作、商业模式创新、升维思考降维打击、解构问题解决问题等话题，并就国学经典、古为今用等做深入探究研讨，席间，大家对《管子》智慧赞赏有加，为方便同学们共同学以致用《管子》，张行之（航通）特意整理出来：《管子》原文译文大全，期望一起研修《管子》，共同努力做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期盼南开大学商学院学子能成为当世大学问家·商业资本领域翘楚……
《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大约成书于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1]《管子》[2]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3]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4]《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5]，《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6]，道家之言也。据中国、日本学者统计《管子》[7]全书几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语言片段与哲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前475～前221）至秦汉时期，汉初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包括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其中以黄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余各家杂之。[8][9]管子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 、军事家、道法家。集中体现于《管子》一书。是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如《牧民》《形势》等篇讲霸政法术；《侈靡》《治国》等篇论经济生产，此亦为《管子》精华，可谓齐国称霸的经济政策；《七法》《兵法》等篇言兵法；《宙合》《枢言》等篇谈哲学及阴阳五行等；其余如《大匡》《小匡》《戒》《弟子职》《封禅》等为杂说。《管子》是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管子》内容庞杂，需要原文译文字数限制，需要八部曲才能够整理出来，此为八部曲之七。
六十一、匹乘马
【原文】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乘马。”管子对曰：“国无储在令。”桓公曰：“何谓国无储在令？”管子对曰：“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冻释，七十〔五〕日而陰冻释。陰冻释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币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桓公曰：“善哉！”
管子曰：“策乘马之数求尽也，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
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曰：“虞国得策乘马之数矣。”桓公曰：“何谓策乘马之数？”管子曰：“百亩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春秋，子谷大登，国谷之重去分。谓农夫曰：‘币之在子者以为谷而廪之州里。’国谷之分在上，国谷之重再十倍。谓远近之县，里、邑百官，皆当奉器械备，曰：‘国无币，以谷准币。’国谷之櫎，一切什九。还谷而应谷，国器皆资，无籍于民。此有虞之策乘马也。”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算计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原因出在政令上。”桓公说：“为什么说国无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只能种百亩土地，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桓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君上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的谣役，百亩地不得耕种；征发十人，千亩不得耕种；征发百人，万亩不得耕种；征发干人，十万亩不得耕种。春季已失去了那个‘二十五天’，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误了耘苗，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这就叫做粮食、土地不断地丧失。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如随之以暴力镇压，就要发生所谓‘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
管仲接着说：“这就是因为没有充分利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那些成王业的君主，从不侵夺百姓的农时，所以能五谷丰收。但是五谷丰收后，战士就往往轻视爵禄，百姓也难免轻视国家奖赏。那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能使农民努力耕作而成果归于君上，妇女勤于纺织而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民意，而是实行了利用物价高低的理财政策，就不能不是这样的结果。”
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管仲说：“古代虞国是真正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的。”桓公说：“到底什么是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管仲说：“对于种百亩田的农民们，下达一个通令说：‘这个大约二十五天的时间，归你们自己进行春耕，国家并发给你们贷款。’到了大秋，五谷大熟，国内粮价下降了一半。这时又通告农民们说：‘你们的贷款，都要折成粮食偿还，而且要送交州、里的官府收藏。’等到国内市场的粮食有一半控制在国家手里时，就可使粮价提高二十倍。于是又通告远近各县、各里、各邑的官吏们，要求他们都必须交纳兵器和各种用具备用。同时通告说：‘国家没有现钱，用粮食折成现钱购买。’这便在国内粮食价格上，一律取得十分之九的大利。经过偿还粮食来支付器械的贷款，国家的器物都得到供应，而用不着向百姓直接征收。这就是虞国运用计算筹划的做法。”
六十二、乘马数
桓公问管子曰：“有虞策乘马已行矣，吾欲立策乘马，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战国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国常失其地用。王国则以时行也。”桓公曰：“何谓以时行？”管子对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开阖皆在上，无求于民。”
“霸国守分，上分下游于分之间而用足。王国守始，国用一不足则加一焉，国用二不足则加二焉，国用三不足则加三焉，国用四不足则加四焉，国用五不足则加五焉，国用六不足则加六焉，国用七不足则加七焉，国用八不足则加八焉，国用九不足则加九焉，国用十不足则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五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今至于其亡策乘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时终始，作功起众，立宫室台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诸春策，又失诸夏秋之策数也。民无?卖子数矣。猛毅之人婬暴，贫病之民乞请，君行律度焉，则民被刑僇而不从于主上。此策乘马之数亡也。”
“乘马之准，与天下齐准。彼物轻则见泄，重则见射。此斗国相泄，轻重之家相夺也。至于王国，则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谓持流？”管子对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齐力而功地。田策相圆，此国策之时守也。君不守以策，则民且守于下，此国策流已。”
桓公曰：“乘马之数尽于此平？”管子对曰：“布织财物，皆立其赀。财物之货与币高下，谷独贵独贱。”桓公曰：“何谓独贵独贱？”管子对曰：“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
公曰：“贱策乘马之数奈何？”管子对曰：“郡县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故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章四时，守诸开阖，民之不移也，如废方于地。此之谓策乘马之数也。”
桓公问管仲说：“古代虞国是早已实行经济的计算筹划了，我也想实行它，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从事战争的国家致力于城池的修建，所以，这类国家常常耽误它们的农业生产。成王业的国家则按照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桓公说：“何谓按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管仲回答说：“发布平准的号令，既及时掌握农业生产，又及时掌握物价政策，因而经济上开放收闭的主动权全在国家，不直接求索于百姓就是了。”
“成霸业的国家只能掌握财富的一半，君主与民间总是游动在半数之间来保持国用充足。成王业的国家，由于掌握财富产生的开始，使国家财用缺一补一，缺二补二，缺三补三，缺四补四，缺五补五，缺六补六，缺七补七，缺八补八，缺九补九，缺十补十。国君控制物价的高低，可以做到每年贮备粮食十分之三，十年必有三年的积蓄。如果遇上大旱大水的灾年，百姓无法务农，则修建宫室台树，雇用那些养不起猪狗的穷人以做工为生。所以，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观赏之乐，而是实行国家的经济政策。至于那种不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国君，春秋冬夏，不分年始年终，兴工动众；建筑宫室台榭。百姓不能经营农事，君主还不知道他已失去了春天的理财时机，又丢掉了夏天、秋天的理财时机。人民饥饿而卖儿卖女的多起来了。强悍的人发生严重暴乱，贫病之民乞讨求食，国君若动用法律制裁，人民则宁受刑杀也不肯服从君主。这都是没有运用计算筹划理财方法的结果。”
“经过计算筹划的物价标准，应当同各诸侯国的标准保持一致。各类商品，价格偏低则泄散外流，偏高则别国倾销取利。这便是对立国家互相倾销商品，理财家互相争利的由来。至于成王业的统一国家，控制住国内市场流通就可以了。”桓公说：“何谓控制流通？”管仲回答说：“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五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四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三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只够两人食用的。他们都是花费同样劳力种地的。掌握他们的农业生产与掌握国家的物价政策相辅而行，这就是国家理财政策在按时进行控制了。如果君上不用政策去控制流通，富民商人就会在下面控制，这样，国家的理财政策就落空了”
桓公说：“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就到此为止了么？”管仲回答说：“对布帛和各种物资，也都要规定价格。各种物资的价格，要与所值的货币多少相当。粮食则单独定其贵贱。”桓公说；“单独定其贵贱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粮价高则百物贱，粮价贱则百物贵。”
桓公说：“经常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还要怎么办？”管种回答说：“对郡县上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中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下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由此，按土地好坏确定征收，则百姓安定；贩济贫困而补助不足，百姓也对君主满意。所以，国家用上等土地提供的盈余，补下等土地的空虚，控制四时的物价变化，掌握市场的收放大权，则百姓的安定，就象把方形的东西放在平地上一样、这就叫作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
六十三、事语
桓公问管子曰：“事之至数可闻乎？”管子对曰：“何谓至数？”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桓公曰：“善。”
桓公又问管子曰：“佚田谓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诸侯权以制夭下？’”管子对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且无委致围，城脆致冲。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岁藏一，十年而十也。岁藏二，五年而十也。谷十而守五，绨素满之，五在上。故视岁而藏，县时积岁，国有十年之蓄，富胜贫，勇胜怯，智胜愚，微胜不微，有义胜无义，练士胜驱众。凡十胜者尽有之，故发如风雨，动如雷霆，独出独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权舆。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仲说：“治理国事的最佳办法，可以说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什么叫最佳办法？”桓公说：“秦奢教我说：‘不修饰车帷车盖，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祭祀之礼不用牲，比如诸侯依礼用牛，大夫依礼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楼台亭榭，美修华丽宫室，各种木材就没有出路。’这种说法对不对？”管仲说：“这是错误办法。”桓公说：“为什么说是个错误办法？”管仲回答说：“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里天子的管辖，方圆干里土地，列国诸侯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七十里，男国五十里，象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致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狭小而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过分奢侈的办法，不可用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桓公说：“好。”
桓公又问管仲说：“佚田对我说：‘善于治国的人，能够运用不归他所有的资财，使用不归他所有的人力，为什么不利用各诸侯盟国的外援来控制天下呢？’”管仲回答说：“佚田的话不对。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总是使国内荒地开发，人民就安心留住；仓廪粮食充裕，人民就懂得礼节。而且国无积蓄将受敌国围困，城防不固将受敌国冲击。内部不安定，就无法掌握天下。佚田的话是不对的。”管仲接着说：“每年贮备粮食一成，十年就是十成。每年贮备二成，五年就是十成。十成粮食由国家掌握五成，注意用蔬菜补助民食，就可以保住这五成常在政府手里。这样，看农业年景加强贮备，积年累月，国家若有十年的积蓄，就可以做到以富胜贫，以勇胜怯，以智胜愚，以用兵精妙胜不精妙，以有义胜不义，以有训练的士卒战胜无训练的乌合之众，这全部制胜的因素都具备了。于是发兵如风雨，动作如雷霆，独出独入，无人阻止，根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所以佚田的话是不对的。”桓公说：“好。”
六十四、海王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藉于台雉何如？”管子对曰：“此毁成也。”“吾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此伐生也。”“吾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此杀生也。”“吾欲藉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
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桓公曰：“何谓正盐策？”管子对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
“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輂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
桓公曰：“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雠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与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数也。”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你看如何？”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拆毁房子。”“我要征收树木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我要征收牲畜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杀死幼畜。”“我要对人口征收赋税，又怎么样？”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收闭情欲。”桓公说：“那么，**什么来管理国家呢？”管仲回答说：“只有专营山海资源才是可行的。”
桓公说：“什么叫作专营山海资源？”管仲回答说：“靠大海资源成王业的国家，要注意征税于盐的政策。”桓公说：“什么叫作征税于盐的政策？”管仲回答说：“十口之家就是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是百人吃盐。一个月，成年男子吃盐近五升半，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小男小女近二升半。这是大概数字。盐一百升为一釜。使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一釜可收入五十钱。每升增加一钱，一釜可收入百钱。每升增加二钱，一釜可收入二百钱。一钟就是二千，十钟就是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就是二百万钱。一个万乘的大国，人口总数千万人。合而算之。约计每日可行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可行六千万钱。一个万乘的大国，征人口税的当征为数为一百万人，每月每人征税三十钱，总数才不过三千万。现在我们没有向任何大人小孩直接征税，就有相当于两个大国的六千万钱的税收。假设君上发令说：我就要对全国大人小孩直接征税了，那就一定会引起全国大喊大叫地反对。现在取给于盐的政策，即使百倍归于君主，人们也是无法规避的，这就是理财之法。”
“现在铁官的理财方法是这样的：每一妇女必须有一根针和一把剪刀，然后才能够做她的事；每一耕者必须有一把犁、一个铧和一把大锄，然后才能够做他的事；每一个修造各类车辆的，必须有一斧、一锯、一锥、一凿，然后才能够做他的事。不具备上述工具而能做成上述事情的人，天下无有。使针的价格每根增加一钱，三十根针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使剪刀每把加价六钱，五六三十，五把剪刀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使铁铧每个加价十钱，三个铁铧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其他铁器的价格高低，均可准此而行。那么，只要人们动手干活，就没有不负担这种税收的。”
桓公说：“那么，没有山海资源的国家就不能成王业了么？”管仲说：“可以依靠别国的山海资源加以借用。让有海的国家，把盐卖给本国，以每釜十五钱的价格买进，而官府专卖的价格为一百。本国虽不参与制盐，但可以接受别人的生产，用加价推算盈利。这就是利用他人条件的理财方法。”
六十五、国蓄
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繦，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
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镶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
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夫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遍行而不尽也。故天子籍于币，诸侯籍于食。中岁之谷，粜石十钱。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岁凶谷贵，籴石二十钱，则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发号令收啬而户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谨，而男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一人廪食，十人得余；十人廪食，百人得余；百人廪食，千人得余。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
前有万乘之国，而后有千乘之国，谓之抵国。前有千乘之国，而后有万乘之国，谓之距国。壤正方，四面受敌，谓之衢国。以百乘衢处，谓之托食之君。千乘衢处，壤削少半。万乘衢处，壤削太半。何谓百乘衢处托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处，危慑围阻千乘万乘之间，夫国之君不相中，举兵而相攻，必以为捍挌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乡。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列陈系累获虏，分赏而禄。是壤地尽于功赏，而税臧殚于继孤也。是特名罗于为君耳，无壤之有；号有百乘之守，而实无尺壤之用，故谓托食之君。然则大国内款，小国用尽，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国，官赋轨符，乘四时之朝夕，御之以轻重之准，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国，封天财之所殖，诫器之所出，财物之所生，视岁之满虚而轻重其禄，然后千乘可足也。万乘之国，守岁之满虚，乘民之缓急，正其号令而御其大准，然后万乘可资也。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
国家有十年的粮食贮备，而人民的粮食还不够吃，人民就想用自己的技能求取君主的俸禄；国君不经营山海(盐铁)的大量收入，而人民的用度还不充足，人民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换取君主的金钱。所以，国君能控制粮食，掌握货币，依靠国家的有余控制民间的不足，人民就没有不依附于君主的了。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手段。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掌握他们的流通手段来控制主宰他们生命的粮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民力了。
人们总是相信爱己之人而死于谋求财利，这是普天下的通例。百姓又总是予之则喜，夺之则怒，这也是人之常情。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要求形式鲜明；在夺取人民利益时，则要求不露内情。这样，人民就与君主亲爱了。“租籍”，是强制进行征收的；“租税”，是经过谋划索取的。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避免强制征收的形式，保留他经过谋划的索取，这样，天下就乐于服从了。
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出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杜绝民间谋取高利，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因此，予之、夺之决定于国君，贫之、富之也决定于国君。这样，人民就拥戴国君有如日月，亲近国君有如父母了。
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
年景遇上丰收，农民粮食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食。年景遇上灾荒，买粮一釜要花十贯钱，而且道有饿民。这难道是因为地力不足而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往年粮价太低，猪狗都吃人食，所以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商品遇上落价，就按照工价的一半也卖不出去，人民生产不够本钱。商品遇上涨价，就是出十倍高价也买不到手，人民需要不得满足。这难道是由于东西本来太少，生产和贮存不够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错过了调节人民财利的时机，财物价格就波动起来。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民间物资有余就肯于低价卖出，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收购；民间物资不足就肯于高价买进，故君主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
轻重之术的巨大利益，就在于先用较高价格购取廉价的商品，然后再用较低价格销出这些平价的物资。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而有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人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掌握。使拥有万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万钟粮食和一干万贯的钱币；拥有千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干钟粮食和一百万贯的钱币。春天用来供应春耕，夏天用来供应夏锄。一切农具、种籽和粮食，都由国家供给。所以，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那么这样做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严肃认真地发展农业。春耕时放贷于民，用以敛收丝绸；夏锄时发放贷款、用以收购秋粮。这样、人民既不会荒废农业，国家也不会流失财利于私商了。
粮食是万物之主。粮食价格高则万物必贱。粮价低则万物必贵。粮价与物价是互相对立的，而涨落不同。所以，君主要驾御粮价与物价的交替涨落，在其涨落变化中进行掌握，即使不向万民征税，国家财利也可以归于君主。若是征收房屋税，会造成毁坏房屋；若是征收六畜税。会限制六畜繁殖；若是征收田亩税，会破坏农耕；若是按人丁收税，会断绝人们情欲；若是按门户收税，无异优待富豪。这五者不能全面实行。所以，成王业的君主虽然每一种都曾用过，但不能同时完全采用。因此，天子应该靠运用货币来“征”得收入，诸侯应该靠买卖粮食来“征”得收入。粮食在中等年景，每卖出一石如果加价十钱，每月成年男子吃粮四石，就等于每月征收四十钱的税；成年女子吃粮三石，就等于每月征收三十钱的税；小孩吃粮二石，就等于每月征收二十钱的税。若是凶年谷贵的情况，买粮每一石加二十钱，则成年男子每月纳八十钱的税；成年女子纳六十钱的税，小孩纳四十钱的税。这样，人君并不需要下令挨户征税，只认真掌握粮食的生产和贮备，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就没有不纳税的了。一人从国家仓库买粮，比十人交人丁税还有余；十人从国家仓库买粮，比百人交人丁税还有余；百人从国家仓库买粮，就比千人交税还有剩余了。各种商品都是多则贱，寡则贵，抛售则价跌，囤积则价涨。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根据国内市场物资的余缺状况来控制国内市场的财物。粮食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粮食，布帛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布帛。再观察物价的涨落而用平准之法来控制。这样，即可以调剂物价高低，君主又能够得其好处。
前有万乘之国，后有千乘之国，这种国家叫作“抵国”。前有千乘之国，后有万乘之国，这种国家叫作“距国”。国土见方，四面受敌，这种国家叫作“衢国”。以百乘小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其君主谓之寄食之君。干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国土将被削去大半。万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国土也将被削去少半。什么叫作百乘而四面受敌的寄食之君呢？以一个仅有百辆兵车的小国，处在干乘与万乘大国的威胁与包围之中。一旦大国之君不和，互相举兵相攻，必然会把这小国当作攻守的工具。即使有战果小国也不得享受。而小国的大臣战死在外，还需要分封土地酬功；将士俘获敌虏，还需要分给奖赏加禄。结果，土地全用于论功行赏，税收积蓄全用于抚恤将士的遗孤了。这样的国君仅是虚有其名，实际上没有领土。号称拥有百乘的国家力量，实无一尺的用武之地，所以叫寄食的君主。那么，大国财力空虚，小国财用耗尽，怎样才能补给呢？办法是：百乘的小国可以由国家发行法定债券，然后根据不同季节的物价涨落，运用轻重之术的调节措施加以掌握，这样百乘小国就可以得到补给了。千乘的中等国家，可以封禁自然资源的基地，这是器械和财物的来源。再根据年景的丰歉，运用轻重之术来调节官吏军队的俸禄。然后干乘之国就可以得到满足了。万乘的大国可以根据年景的丰歉，利用人民需要的缓急，正确运用号令．而掌握全国性的经济调节。然后万乘之国也就可以够用了。
玉出产在禺氏地区，金出产在汝河汉水一带，珍珠出产在赤野，东西南北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山水隔绝，舟车不能相通。先王因为这些东西距离遥远，得来不易，所以就借助于它们的贵重，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三种货币，握之不能取暖，食之不能充饥，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掌握民用，而治理天下的。现在君主向民间征收货币税，命令规定限十天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一。命令规定八天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二。命令规定限五天交齐，财物价格就下降一半。早晨下令限在晚上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九。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向百姓直接求取钱币，而是运用轻重之术的号令来征得收入。
六十六、山国规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官国轨。”管子对曰：“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桓公曰，“行轨数奈何？”对曰，“某乡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谷重若干？曰：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重若干而中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曰：某乡女胜事者终岁绩，其功业若干？以功业直时而櫎之，终岁，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别群轨，相壤宜。”
桓公曰：“何谓别群轨，相壤宜？”管子对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今四壤之数，君皆善官而守之，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亩十鼓之壤，君不以轨守，则民且守之。民有过移长力，不以本为得，此君失也。”
桓公曰：“轨意安出？”管子对曰：“不陰据其轨，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某乡田若干？食者若干？某乡之女事若干？余衣若干？谨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众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余食若干。’必得轨程，此谓之泰轨也。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岁，丰年，五谷登，谓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櫎若干，请为子什减三。’谷为上，币为下。高田抚间田山不被，谷十倍。山田以君寄币，振其不赡，未婬失也。高田以时抚于主上，坐长加十也。女贡织帛，苟合于国奉者，皆置而券之。以乡櫎市准曰：‘上无币，有谷。以谷准币。’环谷而应策，国奉决。谷反准，赋轨币，谷廪重有加十。谓大家委赀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币。’谓邻县曰：‘有实者皆勿左右。不赡，则且为人马假其食民。’邻县四面皆櫎，谷坐长而十倍。上下令曰：‘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之。’谷为下，币为上。百都百县轨据，谷坐长十倍。环谷而应假币。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万物，隆而止。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
桓公间于管子曰：“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何求于民。”桓公曰：“何谓官天财？”管子对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守诸四务。”
桓公曰：“何谓四务？”管子对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缣衣、夏单衣、捍、宠、累箕、胜、籯、屑、?，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籯、筲、?、公衣，功已而归公衣，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
桓公曰：“善。吾欲立轨官，为之奈何？”管子对曰：“盐铁之策，足以立轨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对曰：“龙夏之地，布黄金九千，以币赀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币。周岐山至于峥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币称贫富而调之。周寿陵而东至少沙者，中田也，据之以币、巨家以金、小家以币。三壤已抚，而国谷再什倍。粱渭、陽琐之牛马满齐衍，请驱之颠齿，量其高壮，曰：‘国为师旅，战车驱就敛子之牛马，上无币，请以谷视市櫎而庚子。’牛马在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马归于上。”
管子曰：“请立赀于民，有田倍之。内毋有，其外外皆为赀壤。被鞍之马千乘，齐之战车之具，具于此，无求于民。此去丘邑之籍也。”
“国谷之朝夕在上，山林廪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轻重在上。行田畴，田中有木者，谓之谷贼。宫中四荣，树其余曰害女功。宫室械器非山无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于山，曰：握以下者为柴楂，把以上者为室奉，三围以上为棺椁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椁之租若干。”
管子曰：“盐铁抚轨，谷一廪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无怨咎。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上立轨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谓之国轨。”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国家统计理财工作的管理。”管仲回答说：“土地有统计，人口有统计，需用有统计，常费有统计，货币有统计，乡有统计，县有统计，整个国家都要有统计。不懂得统计理财方法而想要主持国家，不行。”
桓公说：“实行统计理财方法应该怎么办？”回答说：“一个乡有土地多少？用费的一般标准多少？粮食总值多少？还有：一个县的人口多少？土地多少？货币多少才合于该县需要？谷价多高才合于货币流通之数？全年计算供应人食后，余粮多少？还有一乡的女劳力全年进行纺织，其成品多少？应当把成品按时价算出总值，全年，供全部人口穿用后，余布多少？还要有另外一组统计项目，调查土地的情况。”
桓公说：“为什么要用另一组统计项目，调查土地情况呢？”管仲回答说：“有生长芜蒲的沼泽地，有生长竹箭檀朽的山地，有污下潮湿的低洼地，有生长鱼鳖的水溏地。这四种土地，君主若都善于管理和控制，就可以从产品上取得收入，而不必向人们征税。至于亩产十鼓的上等土地，君主若不纳入统计来控制其产品，富民商人就要来控制。他们手中有钱，从不以务农为重，这便是君主的失策了。”
桓公说：“统计预测的内容怎样产生？”管仲回答说：“此事如不保守机密，朝廷就将受制于下面的富民商人。”桓公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一个乡土地多少？吃粮人口多少？一乡从事纺织的妇女有多少？余布有多少？认真巡视各州各里后，有的情况是：‘地多少，人多少，粮食不够有多少。’有的情况是：‘地多少，粮食剩余有多少。’必须调查出一个标准数据来。这叫作总体的统计。然后就计划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超过口粮消费的农户，就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借，小户少借。山地和中等土地的农户，是全年口粮不够消费的，也要借钱给他们，以保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次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官府就对据有上等土地的农户说：‘我所贷给你们的共多少钱？乡中粮食的现价多少？请按照十成减三的比例折价还粮。’这样粮价就会上涨，币值就会下跌。因为上等土地的余粮被官府掌握起来，中等土地又无法补足山地的缺粮，故粮价将上涨十倍。但山地农户因已有国家贷款，接济其不足，也不至于过分损失。只是上等土地的余粮及时被国家掌握，使粮价坐长了十倍。这时对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用，都加以收购并立下合同。合同按乡、市的价格写明：‘官府无钱，但有粮。用粮食折价来收购。’这样又用卖回粮食办法清偿买布的合同，国家需用的布帛便可以解决。接着粮价又降回到原来水平了。再贷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再进行囤集粮食，粮价又上涨十倍。这时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贷者们说：‘国君将巡行各地，尔等各应出钱若干备用。’还通告邻近各县说：‘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如果巡行用粮不够，国君将为解决人马食用向民间借粮。’邻县四周都由此影响粮价，粮价又坐涨十倍。国君便下令说：‘从富家所借的钱，一律以粮食折价偿还。’这样，粮食的市价又会降下来了，币值又要上升了。全国的百都百县，其统计理财工作都可按此法行事。首先使粮价坐长十倍。其次用粮食支付借款。再其次因国家货币的九成在官府，一成在民间，币值高而万物贱，便收购物资而投出货币。再其次因货币放在民间，物资都集在官府，万物价格乃上涨十倍；府官便按照市价抛售物资，至物价回降而止。这样的国家统计理财工作，安排在产品未成之前，掌握经营在产品已成之后，运用国家号令而收放进退，不必向民间直接求索。所以叫作国家的‘统计理财’。”
桓公问管仲说：“不征收赋税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统计理财工作做得及时，又能管好自然资源，何必向民间征税呢？”桓公说：“何谓管好自然资源？”管仲回答说：“除春天是人民种地与服徭役的时节外，夏天就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秋天与冬天也都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这都是富民乘时控制市场的时节，这又是物价涨落、贫富兼并的时节。君主一定要注意掌握‘四务’。”桓公接着说：“什么叫作四务呢？”管仲回答说：“大春，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夏，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秋，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冬，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春，安排农事的时候就计算好：春天的夹衣、夏天的单衣、竿子、篮子、绳子、青箕、口袋、筐子、竹盒、捆绳等物品，使用多少天，使用的人有多少。凡无钱的农家都可以租借这些工具器物：口袋、筐子、竹盒、绳子和公衣等。完工后归还公家，并毁掉合同。所以，劳力出自百姓，器用出自国家。春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耕种，夏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锄草，秋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收获，冬季最紧要的二十天不误整治土地，这就叫作保证按照农时进行作业了。”
桓公说：“好，我想筹办一个统计理财的机构，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利用盐铁专营的收入，就足够办好这个机构了。”桓公说：“筹办后怎样展开工作？”管仲回答说：“在龙夏地区，贷放黄金九千斤，可以用钱币辅助黄金。大户用金。小户用币。在歧山周围至峥丘以西的塞丘地区，是山地之田，只贷放钱币，而且按贫富分别调度。在寿陵周围往东至少沙一带，是中等土地，也用贷款控制，大户用金，小户用币。三个地区的出产都已掌握起来以后，粮价就可以涨二十倍。梁渭、陽琐两家的牛马遍齐国田野，请去区分一下牛马的岁口，验看一下它们的高壮程度，然后就对这两家说：‘国家为建设军队，将为配备战车征购你们的牛马，但国家手里无钱，就用粮食按市价折算偿付。’这样，牛马为国家掌握，粮食归此两家。两家把粮食出卖以后，粮价回到原来的水平，牛马则落到国家手中了。”管仲接着说：“请国家与人民订立合同，有田者加倍贷放预购款。内地可不办，边地都是订合同的地区。这里可用之马足够配备千辆兵车，齐国战车的配备，就在这里解决，不必向民间求索。这也就免除按丘、邑等单位向居民征课马匹了。”
“国内粮价的涨落决定于国家，山林和库藏械器的价格涨落决定于国家，春秋冬夏的物价高低也决定于国家。下一步还要巡行各地的农田，凡在田地里面植的树，都把它叫作粮食之害来除掉。凡房屋四周不种桑树而要种其他杂木的，都斥为妨害妇女养蚕禁止之。使盖房子、造器械的人们，不靠国家的山林就没有其他来源。然后，君主就可以确定三个等级的租税：树粗不足一握的叫小木散柴，一把以上的为建筑用材，三围以上是制造棺停的上等木材；小木散柴应收租税若干，建筑用材应收租税若干，棺停用材应收若干。”管仲说：“用盐铁的收入来办理统计理财事业，可以使粮食经过囤积而一涨为十，国家得利九倍，人民还照常衣食服役，安而无怨。现在又免除田赋，收税于山林资源：富户厚葬者出高价，小户薄葬者出低价；富户盖好房子出高价，贫户盖小房子出低价。君主设立统计制度于国内，就象使用绳索一样控制人民的贫富，这就叫作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六十七、山权数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权数。”管子对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桓公曰：“何为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米亶)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米亶)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此守时以待天权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权之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梁山之陽綪?、夜石之币，天下无有。”管子曰：“以守国谷，岁守一分，以行五年，国谷之重什倍异日。”管子曰：“请立币，国铜以二年之粟顾之，立黔落。力重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不备天权，下相求备，准下陰相隶。此刑罚之所起而乱之之本也。故平则不平，民富则不如贫，委积则虚矣。此三权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权之数奈何？”管子对曰：“大丰则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对曰：“隘则易益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以阨守丰，阨之准数一上十，丰之策数十去九，则吾九为余。于数策丰，则三权皆在君，此之谓国权。”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国制。”管子对曰：“国无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谓国无制，地有量？”管子对曰：“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其余皆属诸荒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粟贾一，粟贾十，粟贾三十，粟贾百。其在流策者，百亩从中千亩之策也。然则百乘从千乘也，千乘从万乘也。故地有量，国无策。”桓公曰：“善。今欲为大国，大国欲为天下，不通权策，其无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权奈何？”管子对曰：“君通于广狭之数，不以狭畏广；通于轻重之数，不以少畏多。此国策之大者也。”桓公曰：“善。盖天下，视海内，长誉而无止，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有。曰：轨守其数，准平其流，动于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为用。徐疾之数，轻重之策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决塞。”桓公曰：“何谓决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则国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此乱之至也。则君请以国策十分之一者树表置高，乡之孝子聘之币，孝子兄弟众寡不与师旅之事。树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财散而轻。乘轻而守之以策，则十之五有在上。运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终复。此长有天下之道，谓之准道。”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教数。”管子对曰：“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旦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者也。国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上次下吉），然后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驱屏万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谓五官技？”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六家者，即见：其时，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无失策，万物兴丰；无失利，远占得失，以为末教；诗，记人无失辞；行，殚道无失义；易，守祸福凶吉不相乱。此谓君棅。”
桓公问于管子曰：“权棅之数吾已得闻之矣，守国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时皆已官，得失之数，万物之终始，君皆已官之矣。其余皆以数行。”桓公曰：“何谓以数行？”管子对曰：“谷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辅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贫，下贫而君富，此之谓事名二。国机，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缪而已矣。”桓公曰：“何谓度法？何谓禁缪？”管子对曰：“度法者，量人力而举功；禁缪者，非往而戒来。故祸不萌通而民无患咎。”桓公曰：“请闻心禁。”管子对曰：“晋有臣不忠于其君，虑杀其主，谓之公过。诸公过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晋之过失也。齐之公过，坐立长差。恶恶乎来刑，善善乎来荣，戒也。此之谓国戒。”
桓公问管子曰：“轻重准施之矣，策尽于此乎？”管子曰：“未也，将御神用宝。”桓公曰：“何谓御神用宝？”管子对曰：“北郭有掘阙而得龟者，此检数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谓得龟百里之地？”管子对曰：“北郭之得龟者，令过之平盘之中。君请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龟之家曰：‘赐若服中大夫。’曰：‘东海之子类于龟，托舍于若。赐若大夫之服以终而身，劳若以百金。’之龟为无赀，而藏诸泰台，一日而衅之以四牛，立宝曰无赀。还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无赀之宝于此。吾今将有大事，请以宝为质于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乡再拜，入粟，不敢受宝质。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为子者不知此数。终受吾质！’丁氏归，革筑室，赋籍藏龟。还四年，伐孤竹，谓丁氏之粟中食三军五月之食。桓公立贡数：文行中七，年龟中四千金，黑白之子当千金。凡贡制，中二齐之壤策也，用贡：国危出宝，国安行流。”桓公曰：“何谓流？”管子对曰：“物有豫，则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为天下者，操于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谓二豫之外？”管子对曰：“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以此与令进退，此之谓乘时。”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通权达变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天以天时水旱体现其权变，地以财物多寡体现其权变，人以能力高低体现其权变，君主以发号施令为权变。君主如不能掌握天的权变，人、地的权变也无从掌握。”桓公说；“为什么不掌握天权，人地之权就无从掌握？”管仲回答说：“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这就是掌握天时以对待天的权变的办法。”桓公说：“好。我想实行掌握‘三权’的理财方法，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梁山南面所产的纟青茜和山东掖县一带的石壁，是天下稀有的珍宝。”管仲接着说：“用这些东西换取粮食，每年贮备一分，行之五年，国家就有力量使粮价比以前上涨十倍。”管仲接着说：“要铸钱立币，拿出两年的贮备粮雇人采铜，建立冶铜铸币的场所。但物价的水平则要与别国保持一致。因为商品价格偏高，别国就来倾销射利；商品价格偏低，物资会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价一致。物资泄散外流，就等于本国失权；被人射利，就等于本国失策了。国家不能防备天时水旱之变，民间只好互相借贷以求自备，等于使人民私相奴役。这是刑罚所起和乱国的根本原因。均平变为不均平，富裕沦为贫穷，国家积累就陷于空虚了。这就是天地人三种权变都没有掌握的表现。”桓公说：“掌握‘三权’的理财方法如何？”管仲回答说：“如果大丰收的年份，完成国家长期贮备的一半；歉年也要完成一半。”桓公说：“歉年应当补助，为什么也要完成一半呢？”管仲回答说：“歉年则粮价容易增高，一可为十，十可为百。用歉年掌握丰年，歉年的粮食价钱，一斤可以买上十斤粮；丰年的收粮数字，十斤可以省下九斤钱。国家就有九倍的赢利。然后再用轻重之术策划丰年粮食的经营，‘三权’都将由君上掌握了。这就是国家的通权达变。”
桓公问管仲：“请问国家固定不变的政策。”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因土地有产量的差别。”桓公说：“何谓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是因土地有产量之别么？”管仲回答说：“上等地亩产十石，中等地亩产五石，下等地亩产三石，其余都属于荒地。一个农民，一般种田百亩。市场粮价在上述四类地区必然反过来分别表现为一、十、三十和一百。那种精通商品流通理财之法的国家，百亩地的收益就可以赶上并等于千亩地的收益数字。那么，百乘之国就赶上千乘之国，千乘之国就赶上万乘之国了。所以，土地若没有各种不同的产量，国家就不存在所谓理财之策，自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政策。”桓公说：“好。如今想成为大国，进而由大国统一天下，不懂得通权达变的理财之策，看来是无所作为的了。”
桓公说：“现实行权变之策，后果又将如何？”管仲回答说：“君上若通晓广狭的理财之术，就不致因为国土小而怕国土大的；若通晓轻重之术，就不会因为资财少而伯资财多的。这乃是国家理财政策的大事。”桓公说：“好。那么要用它统一天下，治理海内，并永远垂誉无穷，有办法做到么？”管仲回答说：“有。那就是：使经济统计工作掌握理财方法，使物价调节工作能平衡商品流通，采取措施在物资尚未形成以前，控制成果在事情已成之后，使财物一变为十，九倍为国家赢利。号令缓急的方法轻重之策的作用，就在于使财物一个增长为十个，十个增长为一百。然后再把十成的收入对开，用半数的五分之四为贮备，另外的半数则用来搞理财措施，由君主操纵经济上的开放与收闭。”桓公说；“什么叫开放与收闭？”管仲说：“君主不提倡仁，国人就没有互助的风气；君主不提倡慈孝，人们就怠慢双亲而轻于犯过。这是最大的祸乱。君主就要把上述理财成果中的十分之一，用来树表柱立高门表彰仁孝。对于乡中的孝子都送礼聘问，孝子的兄弟不论多少都免服兵役。由于树表柱立高门提倡仁与慈孝，社会财物将广为施散而轻贱下来。国家乘此轻贱之机而运用理财之策掌握之，十分之五的财物又进到国家之手。再运用五成财物继续按照从前的办法去做，象日月不停地运转一样进行。这便是长久享有天下的办法，也可以称之为‘平准之道’。”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利用教育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百姓中凡有精通农事的，为他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养牲畜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精通园艺树木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种瓜果蔬菜使其产量提高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于治病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通晓天时的；即能预言灾情，预言某种作物歉收或丰收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懂得养蚕不生病的，也都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要认真听取这些专家的讲授并把记录保存在官府，要使兵役之事对他们无所干扰。这是国家理财之策的一件大事。这样做可保证国家财用上下消费都很充足，各级积蓄都很充裕。然后就给物资流通划定四方限界，在境内灵活掌握号令的缓急，吞吐物资，用理财之策来控制经济。为做好这些还需要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桓公说：“何谓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管仲说；“懂诗的可用来记述社会事物，懂时的可用来记述年景丰歉，懂春秋的可用来记述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可指导行路的顺逆，懂易的可用来掌握吉凶与成败，懂卜的则可预测凶吉与利害。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艺者，都赐给一匹马所能耕种的土地，一斤金所能买到的衣服。这是有助于国君摆脱蒙昧愚妄的一种措施。这五家都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懂‘时’的官，使他在事前更早的时候说明情况，君主就不致错过时机，错行理财之策，而带来财源兴盛的结果；懂‘春秋’的官，可以远占得失，以为后来的教训；懂‘诗’的官，记述人们的行动而免于差错；懂‘出行’的官，详述道路的情况而免生误解；懂‘易’的官，可以掌握祸福凶吉，不至于发生错乱。管理这些人应是君主的权柄。”
桓公问管仲说：“利用权柄的理财方法，我已经明白了，要维护国家巩固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有专能的人才既已授官使用，懂天时的人才既已授官使用，通晓得失规律、万物始终的人才，君上都已经授官使用了，其余则依照一般方法管理就行了。”桓公说：“何谓按一般方法管理？”管仲回答说：“粮食是人们生命的主宰，知识是人们治事的帮助。但百姓知识多了君主就可能愚昧，就好象民富则君贫，民贫则君富一样。这叫作看到事情的两个方面。国事的关键，全在于政策缓急得当；为君之道，全在于设计法度得宜；人心的整治，全在于禁止邪恶产生。”桓公说：“何谓设计法度得宜？何谓禁制人心邪恶？”管仲回答说：“设计各种法度，要注意量力行事；禁制人心邪恶，要注意惩前毖后。这样，祸事就不会发生，百姓也没有犯罪的忧虑了。”桓公说：“再请谈一谈禁制人心的邪恶。”管仲回答说：“晋国有臣不忠于国君，想杀害君主，属于政治性的大罪。对所有犯罪的各家，晋国一律都判定他们全家不准任职事君。这就是晋国的不对了。齐国处理此等事件，则按照主从分别定罪。惩治坏人用刑罚，表彰好人用奖赏，这就是戒止人心邪恶的做法。这种做法也可以称之为‘国戒’。”
桓公问管仲说：“上述轻重平准之法都付诸施行以后，理财之策是否就此结束啊呢？”管仲回答说：“没有，还有御神用宝。”桓公说：“何谓御神用宝？”管仲回答说：“北郭有人掘地而得龟，用这龟就可得到相当于百里土地的利益。”桓公说：“何谓得龟相当于百里之地？”管仲回答说：“让得龟者把龟放在大盘里。君上立即派出使臣，配备十乘马车，携带黄金百斤，到得龟人的家下令说：‘国君赏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还说：‘这是东海海神的后代，样子象龟，寄居在你的家里，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终身享用，并给你百斤黄金的报酬。’于是把这龟奉为无价的贵物而收藏在大台之上，每天要血祭四条牛，立名为无价之宝。过四年后，征孤竹国，了解富户丁家所藏的粮食，足够三军五个月吃用，便把丁家主人召来向他说：‘我有一件无价之宝在这里，现在我有出征的大事，想把这个宝物抵押给你，借用你的粮食。’丁氏向北再拜领命，送到粮食，但不敢接受这个作为抵押的神宝。桓公便对丁氏说：‘我老了，儿子又不了解这里的前前后后。你一定要收下这个抵押品。’丁氏回家后，便改建房屋，辅设垫席，把龟收藏起来了。过四年，在兵伐孤竹的时候，即可公开宣布丁家粮食确实满足三军吃了五个月。桓公再举办一种利用贡龟的理财办法：确定文行价值七千金，年龟价值为四千金，黑白子的龟价值为一千金。凡用贡龟制度所得收入，相当两个齐国领土的数字。贡龟的使用：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就把它作为宝物抵押出去，在国家安定的时候就让它在物资流通中起作用。”桓公说：“何谓流通中的作用？”管仲回答说：“市场物价若出现投机诈骗的现象，则国无理财之法而民无生活之路。所以，善治天下者，要掌握粮食、钱币两大投机对象以外的物资。”桓公说：“何谓两个投机对象以外的物资？”管仲回答说：“万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万金的库藏龟宝，千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千金的库藏龟宝，百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百金的库藏龟宝。利用这种后备的宝物，同国家政策号令的进退相结合，这就可以叫做乘时调节市场的物价。”
六十八、山至数
桓公问管子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于此者矣。’梁聚之言如何？”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衣；仓廪虚则倳贱无禄。外，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倳贱。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什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士半禄而死君，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止；彼善为国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贫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无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问于管子曰，“有人教我，谓之请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对曰：“何谓百能？”桓公曰：“使智者尽其智，谋士尽其谋，百工尽其巧。若此则可以为国乎？”管子对曰：“请士之言非也。禄肥则士不死，币轻则士简赏，万物轻则士偷幸。三怠在国，何数之有？彼谷十藏于上，三游于下，谋士尽其虑，智士尽其知，勇士轻其死。请士所谓妄言也。不通于轻重，谓之妄言。”
桓公问于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于天下，而夺于其下。何数也？”管子对曰：“君分壤而贡入，市朝同流。黄金，一策也；江陽之珠，一策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策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轨出之属也。”桓公曰：“天下之数尽于轨出之属也？”：“今国谷重什倍而万物轻，大夫谓贾之：‘子为吾运谷而敛财。’谷之重一也，今九为余。谷重而万物轻，若此，则国财九在大夫矣。国岁反一，财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财物在下，币之九在大夫。然则币谷羡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时出。熟谷之人亡，诸侯受而官之。连朋而聚与，高下万物以合民用。内则大夫自还而不尽忠，外则诸侯连朋合与，熟谷之人则去亡，故天子失其权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之于吾国。”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国之广狭、壤之肥墝有数，终岁食余有数。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则必积委币，于是县州里受公钱。泰秋，国谷去参之一，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谷重一也，以藏于上者，国谷三分则二分在上矣。泰春，国谷倍重，数也。泰夏，赋谷以市櫎，民皆受上谷以治田土。泰秋，田：‘谷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敛谷以币。’民曰：‘无币以谷。’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策。君用大夫之委，以流归于上。君用民，以时归于君。藏轻，出轻以重，数也。则彼安有自还之大夫独委之？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诸侯谷二十，吾国谷十，则吾国谷归于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谷倍重，故诸侯之谷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利不夺于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轻，国常有十国之策也。故诸侯服而无正，臣櫎从而以忠，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谓之数应。”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会。”管子对曰：“君失大夫为无伍，失民为失下。故守大夫以县之策，守一县以一乡之策，守一乡以一家之策，守家以一人之策。”桓公曰：“其会数奈何？”管子对曰：“币准之数，一县必有一县中田之策，一乡必有一乡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时守郡为无与，不以时守乡为无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对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桓公曰：“何谓藏于民？”：“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陽；鹿台之布，散诸济陰。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上岁之二分在下，下岁之二分在上，则二岁者四分在上，则国谷之一分在下，谷三倍重。邦布之籍，终岁十钱。人家受食，十亩加十，是一家十户也。出于国谷策而藏于币者也。以国币之分复布百姓，四减国谷，三在上，一在下。复策也。大夫聚壤而封，积实而骄上，请夺之以会。”桓公曰：“何谓夺之以会？”管子对曰：“粟之三分在上，谓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谷相靡而重去什三，为余以国币谷准反行，大夫无什于重。君以币赋禄，什在上。君出谷，什而去七。君敛三，上赋七，散振不资者，仁义也。五谷相靡而轻，数也；以乡完重而籍国，数也；出实财，散仁义，万物轻，数也。乘时进退。故曰：王者乘时，圣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领，泰啬。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垄，美其室，此夺农事及市庸，此非便国之道也。民不得以织为?绡而貍之于地。彼善为国者乘时徐疾而已矣。谓之国会。”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争夺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谓用戚始？”管子对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轻重之家复游于其间。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财。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币乘马。”管子对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六人而奉一乘。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币为一国陆地之数。谓之币乘马。”桓公曰：“行币乘马之数奈何？”管子对曰：“士受资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则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赀在下。国谷什倍，数也。万物财物去什二，策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君实乡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从责者，乡决州决’。故曰：就庸一日而决。国策出于谷轨，国之策货，币乘马者也。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皆在贾人，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彼谷重而。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准衡、轻重、国会，吾得闻之矣。请问县数。”管子对曰：“狼牡以至于冯会之日，龙夏以北至于海庄，禽兽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国策哉？”桓公曰：“何谓通国策？”管子对曰：“冯市门一吏书赘直事。若其事唐【谀〕圉牧食之人养视不失捍殂者，去其都秩，与其县秩。大夫不乡赘合游者，谓之无礼义，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门、山之祠。冯会、龙夏牛羊牺牲月价十倍异日。此出诸礼义，籍于无用之地，因扪牢策也。谓之通。”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势。”管子对曰：“有山处之国，有氾下多水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有水泆之国，有漏壤之国。此国之五势，人君之所忧也。山处之国常藏谷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国常操国谷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国常操国谷十分之三，水泉之所伤，水泆之国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此准时五势之数也。”
桓公问管子曰：“今有海内，县诸侯，则国势不用已乎？”管子对曰：“今以诸侯为?公州之饰焉，以乘四时，行扪牢之策。以东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为诸俟，则高下万物以应诸侯；遍有天下，则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调而已。利有足则行，不满则有止。王者乡州以时察之，故利不相倾，县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谓之国簿。”
桓公问管仲说：“梁聚对我讲：‘古时候实行轻税而薄征，这算是税收政策中最适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见如何？”管仲回答说：“梁聚的话不对。轻赋税则国家仓凛空虚，薄征收则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则皮、帛不能出口，国家仓凛空虚则战士低贱无禄。对外，皮货和丝帛不能输出于天下各国；对内，国家的战士又处境低贱。梁聚的话显然是错误的。国君有山，山中产铜，可用铜铸造钱币。如能用钱币折算粮食发放全国俸禄，粮食就全都囤集在国家手里，粮价可上涨十倍。农民晚睡早起，不用驱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产量。这样一来，战士只要有从前一半的粮食俸禄，就可以为国效命；农民又晚睡早起而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语驱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必直接用言语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这样，使百姓没有不为他所用、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见是错误的。”桓公说：“好。”
桓公又问管仲说：“有一个名叫请士的人对我说：何以不对各种有才能的人进行管束？”管仲说：“何谓管束有才能的人？”桓公说：“就是为了使智者全部拿出智慧，谋士全部拿出谋略，百工全部拿出技巧。这样做，就可以治国么？”管仲回答说：“请士的话是错误的。俸禄轻，士人就不肯死难；币值低，士人就轻视奖赏；物价低，谋生易，士人就苟且偷生。国家有此三种怠情现象，还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粮食的七成操纵在国家手里，只让三成在下面流通，谋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谋略，智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智慧，勇士也就不惜生命了。请士的话是错误言论，因为不懂得轻重之术，就只能叫作错误的言论。”
桓公问管仲说：“从前周朝享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行于天下，然而竟被下面篡夺了。下面是用的什么办法呢？”管仲回答说：“国君在不同地区得到贡物，是放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这样，利用黄金买卖是一个办法，利用江陽之珠买卖是一个办法，利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是一个办法。这叫作以少变多，以小变大，也属于轻重之数的范围。”桓公说：“天下的理财方法全属于轻重之术么？”管仲说：“例如现在粮价上升十倍而其他物资价格尚低，大夫便把商入找来说：‘请替我贩卖粮食而收购其他物资。’如果粮食原价为一，这就有九倍盈利。由于粮贵而其他物资尚贱，这样，大夫就买进来九倍的物资。待粮价恢复原状，又把这九倍的物资加价销出去。货物推销到民间，九倍的货币又进入大夫之手。结果钱、粮的赢余收入都归大夫了。天子成了客位，大夫却随时出头露面。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外逃，被别国诸侯接纳为官。他们结聚朋党，操纵物价，包揽市场民用。就国内说，大夫自谋私利而不肯尽忠；就国外说，诸侯串通结聚朋党。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则外逃。所以天子便丧失了他的政权。”桓公说：“讲得好。”
桓公又问管仲说：“保证终身享有天下而不失。有办法做到么？”管仲回答说：“这办法不要先在普天下实行，只可先在本国实行。”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国内土地的大小和土壤的肥瘠是有定数的，全年粮食的消费和剩余也有定数。主持国政的，只需经营好粮食就行。也就是说，无论某县的土地多大，也无论某县多小，都必须有一笔货币贮备。在该县州里向农民贷放公款。到了大秋，粮价下降三分之一，国君便下令通告郡县属大夫管辖的里邑都来向政府交售粮食。粮价与时价相同，为国家把粮食贮藏起来。结果，国内粮食如果算作三分，有二分掌握在国家手里。翌年春天，粮价成倍上涨，就是因为此法。夏天，便把粮食按市价发放民间，此时百姓正需要粮食经营农事。到了大秋，就对农民说：‘过去存在你手里的粮食是多少，现在国家要求折成钱数归还。’百姓说：‘手里无钱只好还粮。’结果农民剩下的十分之三的粮食又归国家了。这样，利用粮价的上涨，掌握季节的变化，无不是国家的理财之道。君主取用大夫的存粮，是通过流通拿到国家手里的；取用百姓的粮食，是通过季节价格变化拿到手里的。囤积低价的粮食，再用高价卖出去，这都是有效的办法。这样做，哪里还容有自谋私利的大夫独自囤粮食呢？至于各诸侯国的粮食，如果他们的粮价是十，我们是二十，那么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流归我国了。如果他们是二十，我们是十，我们的粮食就流归各诸侯国了。所以，善治天下者，必须严守高价流通政策，各诸侯国就无法泄散我国的粮食。粮食流向高价的地方，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我们国家并不是发生灾荒，而是投放货币加以囤积，使粮价加倍提高，所以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来到了。这就是我们藏一分就可以吸取各诸侯国的一分。财利不致被外国所夺，大夫也不能占有粮食过多。这种‘以重藏轻’的政策，使国家可以常保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所以诸侯服从而不会发生征战，本国臣子也服从而尽其忠心。这就是以轻重之术驾御天下的办法，谓之为理财方法的实效。”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管仲回答说：“国君对大夫经济失去了解，等于没有部属；对百姓经济失去了解，等于没有基础。掌握大夫经济情况要根据一个县的调查计算，掌握县要根据一个乡的调查计算，掌握乡要根据一个家庭的调查计算。”桓公说：“其统计理财方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货币流通的标准数量，在一个县须有适合于该县土地的调查数字，在一乡须有适合于该乡土地的调查数字，在一家必须有适合于一家人口用度的数字。所以不及时掌握郡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无人相与，不及时掌握县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没有部属。”桓公说：“怎样实行？”管仲回答道：“成王业的藏富于民，成霸业的藏富于大夫，败国亡家则是把财富收藏在箱子里。”桓公说：“何谓藏富于民？”管仲说：“请拿出栈台所存的钱币，贷放在城陽一带；拿出鹿台的钱币，贷放在济陰一带。国君还向百姓下令说：‘百姓富君主不会穷，百姓穷君主不会富，因此国家不向百姓征收钱币，府库也不积累钱财，把财富都藏在百姓手里。’等到年景丰收，五谷丰登。粮价大降，比上年降低一半，就要用这笔贷款收购，使粮食归国家，货币散在民间。这样因钱币都投在民间，币值下跌，粮价则上升一半。上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下，下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上，两年有四分粮食在上。则只有一分在民间流通，粮价可继续上涨到三倍。国家按人口征税，每户一年才收十钱，如每家都向政府买粮。把每十亩地产粮食加价十钱，就可以从一户得到相当于十户的人口税收入。这正是来自粮食销售政策和利用货币的作用。然后用国家所掌握的货币的半数，再次发放于百姓，分粮食为四分，使之三分在国家，一分在民间，就又形成此项政策的再一次反复。至于大夫，由于他封地多，囤积粮而对抗君主，也请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他。”桓公说：“何谓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管仲回答说：“统计有四分之三的粮食掌握在国家手里时，就通知百姓都来买粮，按照君主之所藏尽量出卖。粮价就会互相影响而跌价十分之三。剩下的粮食以货币收购，粮价按跌落回来的标准，大夫也就无法抬高粮价了。国君发放俸禄也用钱而不用粮，全部粮食就都被国家掌握起来。最后国君把其中十分之七的粮食拿出来，也就是留三成，贷出七成，赈济贫民，也是一种仁义的举动。这样，采取措施使粮价跌落，是对付大夫的一个办法；靠乡的市场管住粮价，而对大夫所住的城市进行收取，是对付大夫的又一个办法；投出粮食与物资，既博得仁义之名，又平抑其他物资价格，是对付大夫的最后一个办法。一切都要掌握时机而决定进退。所以说：成王业者善于掌握时机，称圣人的善于掌握变化。”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仲说：“特告诉我：‘把天子的葬衣定为三百件，固然太吝啬了，但要想削减大夫财富，则可以照此而行。’这项使大夫散财厚葬的主意如何？”管仲说：“这不是法家的办法。让大夫把坟墓修得很高，把墓室修得很美，必然侵夺农事和市场上的佣工，不是利国之道。百姓死后也不可用彩帛作为覆棺之物，而埋于地下。善于治国的人，只需掌握市场时机而采取有缓有急的措施，就可以控制大夫了。这叫作运用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争夺之事是怎样出现的？”管仲回答说：“是从宗戚开始的。”醒公说：“何谓由宗戚开始？”管仲回答说：“一国的国君，生下弟兄十人，就分封为十个国家；生弟兄五人，就分封为五个国家。他们传了三代以后，彼此仅是同族同祖的关系而已。传了十代以后，仅是祖宗牌位放在一起的关系而已。所以争夺起来闹得伏尸满地，用兵决斗不止。轻重家们还从中乘机谋利。所以说：不可把土地分封于人，不可把财富资源授让于人。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的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灭的。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所以，能够与天地共同长久不败，这正是一统天下君主的大权。”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货币的计算筹划。”管仲回答说：“当初是三夫为一家的生产单位，占用六里见方的土地，出兵车一辆，配备二十七人。所谓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以六里见方的土地为单位，计算其好地瘠地各有多少，产粮多少，粮价高低多少，六里见方土地需要货币多少，以及就其粮食价格来计算应需要货币多少。因此，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把这个需要量推算于全国，使货币的数字与全国的土地数量相适应，这就叫作货币的计算筹划。”桓公说：“货币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应该怎样实行？”管仲回答说：“士的俸禄用货币支付，大夫封邑的租税也用货币，官府的人夫、马匹等一切开支也用货币支付，这样，粮食就全部留存在国家手里，货币就散布在民间流通。粮价上涨十倍左右，就是因为此法；其他物资因粮贵而降价二成左右，也是这项政策的结果。然后就对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及其他财物，如合乎国器规格和君主需用的，都订立收购合同。国君的粮食本来就是贮藏在各乡各州的。于是就发出通告说：‘某月某日，凡与国家有合同的债务关系的，即可在本乡本州就近解决。’这就是说，雇用车马人夫运物领粮只需一天时间就可以办完。国家理财政策，固然是出于粮食的统计，但国家谋取上述物资，也是货币计算筹划的作用。如今，钱币虽然贮藏在官府，但巧法使用货币和操纵物价的都是商人。市场上凡币值上升则物价下降，币值下降则物价上升，粮价上升金价下降。人君能掌握好粮食、货币、黄金的平衡关系，天下的经济秩序就可以安定了。这也是控制天下的一种办法。”
桓公问管仲说：“平准之法，轻重之术以及国家的统计理财，我都知道了。请问利用祭祀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从狼牡到冯会口，从龙夏以北到海庄，是禽兽牛羊生长的好地方，何不利用这个条件来贯彻国家理财之策呢？”桓公说：“何谓贯彻理财之策？”管仲回答说：“在冯会口这类牧场设一官吏，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若是从事牧养的官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就从‘都’一级提升为县级。若是查到大夫不肯提供种牛种马配种繁殖的，就叫作目无祭祀礼仪，禁止他春秋两季用牛羊进行祭袍。一般百姓有此行为的，禁止他祭把门神与山神。由于加强管理，冯会、龙夏一带牛羊的月价将比往日上涨十倍。这项政策，是从祭把礼仪出发的，取得收入于山林无用之地的，垄断牛羊市场的政策。这正是对国家理财政策的‘贯彻’。”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内的地势问题。”管仲回答说：“有山区，有低洼多水地区，有山陵平原各占一半的地区，有常年溢水为害的地区，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这五种不利地势，是人君所忧虑的事。山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低洼多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山陵平原对开的地区尚可贮备粮食的十分之三，被水泉伤害，常年溢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十分之二，唯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就只好努力掌握外国粮食。发展手工业的精美木器生产来掌握各诸侯国的粮食，这就是准时解决五种不良地势问题的办法。”
桓公问管仲说：“如海内统一，控制了天下诸侯，解决地势的政策就不用了么？”管仲回答说：“现今还是诸侯掌握天下各州的余财，还要利用季节的变化，实行操纵市场的办法，使东西南北相补助，为取得一致而加以调节。所以说：在诸侯分立条件下，则直接掌握物资贵贱来对付各诸侯国；在天下统一的条件下，则利用货币掌握物价涨落，使之调平就是了。东西充足则使之调出，不足则制止之。统一天下的君主按时视察各乡、各州的经济情况，故百姓谋求财利不至于互相倾轧，生活极为稳定。国君则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这叫作国家整体的经济统计谋算。”
六十九、地数
桓公曰：“地数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封禅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桓公曰：“何谓得失之数皆在此？”管子对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而为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天财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对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一曰：‘上有铅者其下有鉒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矣。此天财地利之所在也。”桓公问于管子曰：“以天财地利立功成名于天下者谁子也？”管子对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夫玉起于牛氏边山，金起于汝汉之右洿，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而至难。故先王各用于其重，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先王权度其号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币而制下上之用，则文武是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对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桓公问于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对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桥之粟贵籴之数。”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举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国谷二什倍，巨桥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市缯帛，军五岁毋籍衣于民。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衡黄金百万，终身无籍于民。准衡之数也。”桓公问于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对曰：“可。夫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亦可以当武王之数。十口之家，十人咶盐，百口之家，百人咶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盐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陽春请籍于时。”桓公曰：“何谓籍于时？”管子曰：“陽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毋得缮冢墓；丈夫毋得治宫室，毋得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陽。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富本而丰五谷，可乎？”管子对曰：“不可。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干天下；五谷兴丰，巨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
桓公问于管子曰，“事尽于此乎？”管子对曰：“未也。夫齐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骥黄金然后出。令有徐疾，物有轻重，然后天下之宝壹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桓公说：“利用地理条件的理财方法，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土地的东西广度二万八千里，南北长度二万六千里。其中山脉八千里，河流八千里，出铜的矿山四百六十七处，出铁的矿山三干六百零九处。所有这些，是人们分别土地种植粮食的条件，也是兵器和钱币的最初来源。善于利用这些条件的，财用有余；不善于利用的，财用不足。古今封泰山、禅梁父的七十二代君王，他们得失的规律都在这里面。这叫国家的财政。”桓公说：“为什么说他们得失的规律都在这里？”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梁霸有全部天下而财用不足，商汤只有‘薄’地七十里而财用有余。并不是天专为商场降下粮食，也不是地专为商汤长出财物，而是由于伊尹善于经营交换、善于轻重之术、善于由国家掌握经济的开闭与决塞，伊尹还精通物价高低和号令缓急的政策来集中操纵这些条件。从前，黄帝也曾问过伯高说：‘我想把天下结合为一家，有办法么？’伯高回答说：‘请除掉各地矿山上的杂草而树立国有的标记，我们努力铲除各地的武装势力，天下就可以合为一家。’黄帝说：‘这个道理能进一步讲讲么？’伯高回答说：‘山地表面上有丹沙的下有金矿，表面有慈石的下有铜矿，表面有陵石的下有铅、锡、红铜，表面有赤土的下有铁矿，这都是山上出现矿苗的情况。如发现山有矿苗，国君就应当严格封山而布置祭祀。离封山十里之处造一个祭坛，使乘车到此者下车而过，步行到此者快步而行。违令者死罪不赦。这样人们就不敢随便开采了。’然而黄帝行此禁令仅在第十个年头，葛卢山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蚩尤制造了剑、销、矛、戟，这年与九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雍狐山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蚩尤制造了著名的戟和戈，这年与十二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因此，天下各国国君顿戟一怒，形成伏尸遍野的局面，这种矿权分散的结果简直是大战的根源。”
桓公问管仲说：“请再谈谈天然的资源从那里来？地下的财利在那里？”管仲回答说：“山地表面上有赤土的下有铁矿，表面有铅的下有银矿。另一种说法是：‘表面有铅的下有主银，表面有丹沙的下有鉒金，表面有慈石的下有铜。’这些都是山上出现矿苗的情况。如发现山有矿苗，国家就应当严格封山而禁人出入。有破坏封山的死罪不赦。有犯令的，左脚踏进，砍掉左脚；有脚踏进，砍掉有脚。这样人们就不敢触犯禁令了。因为这正是天地财利资源之所在。”桓公又问管仲说：“以利用天地财利资源立功成名于天下的，有谁？”管仲回答说：“周文王和周武王。”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涵义？”管仲回答说：“玉产在牛氏的边山，黄金产在汝河、汉水的右面洼地一带，珍珠产在赤野的末光一带。这些东西部与周朝中央相距七千八百里，路远而难得。所以先王区别它们的贵重程度，规定珠玉为上等货币，黄金为中等货币，刀布为下等货币。国家号令急就会导致金价上涨，号令缓则金价下跌。先王能够考虑号令的缓急，调节黄金价格的高低，而控制下币刀布和上币珠玉的作用，那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了。”
桓公对管仲说：“我要保住国内资源，不被天下各国捞取，反而要外取于天下，可以么？”管仲回答说：“可以。水流激荡则流势湍急，征收的号令急则物价上升。先王就是掌握号令的缓急，对内据守国财而对外取之于天下的。”桓公继续问管仲说：“他们是怎么做的？”管仲回答说：“从前，武王曾用过提高巨桥仓粮食价格的办法。”桓公说：“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武王故意设立了一种‘重泉’的兵役，下令说：“百姓自家储粮一百鼓的，可以免除此役。’百姓便尽其所有来收购粮食以逃避这个兵役，从而国内粮价上涨二十倍，巨桥仓的粮价也随之贵二十倍。武王用此二十倍的巨桥仓粮食收入购买丝帛，军队可以五年不向民间征收军服；用此项收入购买黄金百万斤，那就终身不必向百姓收税了。这就是‘准衡’的理财之法。”桓公接着问：“现在也可以照此办理么？”管仲回答说：“可以。楚国有汝、汉所产的黄金，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燕国有辽东所煮的盐。运用这三者也可以相当于武王的理财之法。一个十口之家就有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有百人吃盐。关于吃盐的数量，每月成年男子近五升，成年女子近三升，小孩近二升。如每升盐价提高半钱，每釜就增加五十钱；每升提高一钱，每釜就是百钱；每升提高十钱，每釜就是干钱。君上若下令砍柴煮盐，征集起来使之达三万钟，陽春一到，就可以在盐的‘时价’上取得收入了。”桓公说：“何谓在盐的时价上取得收入？”管仲回答说：“在陽春农事开始时，命令百姓不许筑墙垣，修坟墓，大夫不可营建宫室台树，同时也命令北海居民一律不准雇人煮盐。那么，盐价必然上涨四十倍。君上用这涨价四十倍的食盐，沿着黄河、济水流域，南运到梁、赵、宋、卫和濮陽等地出卖。粗食无盐则人们浮肿，保卫自己国家，用盐特别重要。君上通过砍柴煮盐以取得收入于天下，那么，天下就无法削弱我们了。”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富国而只是丰产粮食，可以么？”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国富而财物繁多，不能经营掌握，则将被天下各国捞取；粮食丰产，我们贱而别国贵，也将被天下各国捞取。那样，我国百姓就成为天下各国经虏掠的对象了。善于治国的人，就象大海行船一样，观察风势的起源，天下各国粮价高我们就高，粮价低我们就低。如果天下各国粮价高而我们独低，我们的财利就将被天下各国捞取去了。”
桓公问管仲说：“理财之事就到此为止了么？”管伸回答说：“没有。齐国是一地处交通要冲的国家，是四通八达的地方，从而是游客富商的必经之处。外人来到我国，吃我们的粮食，用我们的钱币，然后，好马和黄金也就提供出来了。我们掌握号令要有缓有急，掌握物价要有高有低，然后天下的宝物都可以为我所用。善治国者，可以使用不是他自己所有的东西，也可以役使不是他自己管辖的臣民。”
【八部曲之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