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3日·天津南开大学商学院，张行之（航通）受邀参访南开大学商学院，与莘莘学子互动交流400家钢铁产业链上市公司资源整合、供应链金融、资本运作、商业模式创新、升维思考降维打击、解构问题解决问题等话题，并就国学经典、古为今用等做深入探究研讨，席间，大家对《管子》智慧赞赏有加，为方便同学们共同学以致用《管子》，张行之（航通）特意整理出来：《管子》原文译文大全，期望一起研修《管子》，共同努力做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期盼南开大学商学院学子能成为当世大学问家·商业资本领域翘楚……
《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大约成书于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1]《管子》[2]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3]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4]《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5]，《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6]，道家之言也。据中国、日本学者统计《管子》[7]全书几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语言片段与哲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前475～前221）至秦汉时期，汉初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包括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其中以黄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余各家杂之。[8][9]管子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 、军事家、道法家。集中体现于《管子》一书。是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如《牧民》《形势》等篇讲霸政法术；《侈靡》《治国》等篇论经济生产，此亦为《管子》精华，可谓齐国称霸的经济政策；《七法》《兵法》等篇言兵法；《宙合》《枢言》等篇谈哲学及阴阳五行等；其余如《大匡》《小匡》《戒》《弟子职》《封禅》等为杂说。《管子》是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管子》内容庞杂，需要原文译文字数限制，需要八部曲才能够整理出来，此为八部曲之三。
二十五、地图
【原文】
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
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参具者也，主明、相知、将能之谓参具，故将出令发士，期有日数矣，宿定所征伐之国，使群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议成败，人主之任也。论功劳，行赏罚，不敢蔽贤有私行，用货财供给军之求索，使百吏肃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缮器械，选练士，为教服，连什伍，遍知天下，审御机数，此兵主之事也。
【译文】
凡军中主帅，必首先详知地图。盘旋的险路，覆车的大水，名山、大谷、大川、高原、丘陵之所在，枯草、林木、蒲苇茂密的地方，道里的远近，城郭的大小，名城、废邑、贫瘠之地及可耕之田等等，都必须完全了解。地形的出入交错，也必须心中完全有数。然后，就可以行军袭邑，举措先后得宜而不失地利，这都是地图的意义。
人数的多少，士兵的精粗，武器的优劣，都应全部了解，这便是所谓“知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所以，用兵一定要具备三个条件。君主明、宰相智、将帅能，就叫作三个条件具备。所以，出令、发兵，都限定日期实现；预定所伐之国，使群臣、大官、父兄、便嬖左右都不能妄议成败，这是君主的任务。论功劳，行赏罚，不敢有私心埋没贤才；动用财货，供给军需，使百吏严肃，不敢怠惰邪僻，这样来完成君令，是宰相的任务。备齐武器，选拔战士，实行教练，编制什伍，全面了解天下情况，明确掌握战机与策略，这乃是将帅的职事。
二十六、参患
凡人主者，猛毅则伐，懦弱则杀，猛毅者何也？轻诛杀人之谓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诛杀人之谓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轻诛者杀不辜，而重诛者失有皋，故上杀不辜，则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皋，则行邪者不变。道正者不安，则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变，则群臣朋党；才能之人去亡，则宜有外难，群臣朋党，则宜有内乱。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杀也。
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若夫世主则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诛暴，则地必亏矣。内不以刑，而欲禁邪，则国必乱矣。
故凡用兵之计，三惊当一至，三至当一军，三军当一战；故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今交刃接兵而后利之，则战之自胜者也。攻城围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则攻之自拔者也。是以圣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时，不空地利，用日维梦，其数不出于计。故计必先定而兵出于竟，计未定而兵出于竟，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者也。
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俴者同实。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者同实。中而不能入，与无鏃者同实。将徒人，与俴者同实。短兵待远矢，与坐而待死者同实。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故曰：“器滥恶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将予人也；将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积务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无战心。二器成，惊夫具，而天下无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无聚众。”所谓无战心者，知战必不胜，故曰无战心。所谓无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无守城。所谓无聚众者，知众必散，故曰无聚众。
凡为人君，猛毅就为人所伐，懦弱就被人所杀。什么叫猛毅呢？轻易杀人的，叫作猛毅。什么是懦弱呢？姑息于杀人的，叫作懦弱。此二者各有所失。凡轻易杀人的，会杀了无罪的人；凡姑息于杀人的，会遗漏真正的罪犯。国君杀了无罪的人，正人君子就心怀不安；遗漏真正的罪犯，干坏事的就不肯改正。正人君子不放心，人材就会外流；做坏事的不改正，群臣就结党营私。人材外流，势必带来外患；群臣结党，势必带来内乱。所以说，猛毅之君为人所伐，懦弱之君将被人所杀。
决定君主尊卑、国家安危的，没有比军队更重要的了。征伐暴国，必用军队；镇压坏人，必用刑杀。于是军队是对外用于征伐暴国，对内用于镇压坏人的。因此，军队是尊君安国的根本，不可废置。现时的君主则不然，对外不用军队而想征伐暴国，那就必然要丧失国土；对内不用刑杀而想镇压坏人，国家就一定混乱了。
凡用兵的计划，三次警备等于一次出征，三次出征等于一次围敌，三次围敌等于一次交战。所以，一年的军费，要准备消耗十年的积蓄；一战的费用，要准备用光几代的积累。现在，如果等到两国交兵以后，才创造有利于备战的条件，那只好一接战就自己宣告失败。如果等到攻城围邑以后，才知道守城者易子而食，烧骨为炊的顽强抵抗，那只好一进攻就自己宣告拔寨而退了。所以圣人总是对小的征战有大的警惧、争取不失天时，不失地利，白天作战夜间就计划好。其各项办法都不超出于计划，所以，计划必须先定而后才兴兵出境，没有计划好而兴兵出境，那是战起来自己就失败，攻起来自己就毁灭的。
拥有众多军队但不得军心，实质上和单人行动一样；兵器既不齐全又不锋利，实质上和没有兵器一样；盔甲既不坚固又不严密，实质上和无甲单衣者一样；弓弯射不远，实质上和短兵器一样；射而不能中，实质上和没有箭支一样；射中而不能穿，实质上和没有箭头一样；率领未经训练的人作战，实质上和自我残杀一样；用短兵器抵御远射的弓箭，实质上和坐而待毙一样。所以，凡是用兵，都有几项重大的考评。必须首先考评武器，考评士兵，考评将领，考评君主。所以说，武器粗恶不良，等于把士兵奉送给敌人；士兵不可用，等于把主将送给敌人；主将不懂用兵，等于把君主送给敌人；君主不能坚持不懈地注重军事，就等于把国家送给别人了。有一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再有敢于出征的战士，则天下没有战心；有两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再有智勇惊众的战士，则天下无可守之城；有三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再有才辩游说的人士，则天下都不敢聚集兵众迎战了。所谓没有战心，就是知道了战争一定不能打胜，所以说不敢有战心；所谓无可守之城，就是知道了城堡一定被攻破，所以说无守住之城；所谓不取聚集兵众，就是知道兵众必然逃散，所以说没有人敢于聚集兵众迎战了。
二十七、制分
凡兵之所以先争，圣人贤士，不为爱尊爵。道术知能，不为爱官职。巧伎勇力，不为爱重禄。聪耳明目，不为爱金财。故伯夷叔齐，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武王非于甲子之朝而后胜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遍知之，筑堵之墙，十人之聚，日五闲之。大征遍知天下。日一闲之。散金财，用聪明也，故善用兵者，无沟垒而有耳目。兵不呼儆，不茍聚，不妄行，不强进，呼儆则敌人戒。茍聚则众不用。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坚则軔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故坚其坚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铁，则刃游闲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从。人事荒乱，以十破百。器备不行，以且击倍。故军争者不行于完城，有道者不行于无君。故莫知其将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将去也，去而不可止。敌人虽众，不能止待。
治者所道富也，而治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后能富。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强也，必知强之数，然后能强。强者所道胜也，而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胜者所道制也，而胜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后能制。是故治国有器，富国有事，强国有数，胜国有理，制天下有分。
举凡用兵先要争取具备的条件是：圣人贤士不为贪图尊高的爵位，有道术能力的人不为贪图国家的官职，有武艺勇力的人不为优厚的俸禄，到敌方侦查的人员不为金钱和财货。伯夷、叔齐不是饿死以后才有名的，因为以前就注重修德；周武王不是在甲子那天以后取胜的，因为以前就多行善政。所以，小规模的征战，要了解千里地的情况。就是一墙之隔，十人之聚集，也要每天侦查五次。至于大规模的征战，那就要了解天下的情况了。所谓每日频繁地侦查五次，就是要花钱购买耳目的意思。所以，善用兵者，即使没有沟垒工事，也要有从事侦查的耳目。兵不可高声呼警，不可草率集合，不可徒劳行军，不可勉强进攻。高声呼警，则敌人知所警惕；草率集合出动，则兵众不肯效力；徒劳行军，则士卒困乏；勉强进攻，则精兵受挫。所以，用兵的人，攻坚则容易受挫，攻弱则收得神效。攻坚，其薄弱环节也会变得坚固；攻弱，其坚固部分也会变得薄弱。所以要稳住其坚固环节，削弱其薄弱环节。屠牛坦一天割解九只牛而屠刀还能削铁，就是因为刀刃总是在空隙间活动的原故。所以，在天道不顺的时候，敌人穷屈，也不宜追逐；敌国人事荒乱，就可以以十破百；敌国兵器不备，就可以以半击倍，所以，军事争夺不打坚固的城池，有道义的不打无君的国家。要使人不知其将要来到，到了就无法防御；要使人不知其将要离去，去了便不能阻止。敌人虽多，也是不能阻拦和防御的。
治，可以导致国富，但治未必就是富，必须懂得富国的生产，然后才能富。富，可以导致国强，但富未必就是强，必须懂得强国的措施，然后才能强。强，可以导致胜利，但强未必就能胜，必须懂得胜利的正理，然后才能胜。胜，可以导致控制天下，但胜未必就能控制，必须懂得控制天下的纲领，然后才能控制。所以，使国治要有军备，使国富要有生产，使国强要有措施，使国胜要有理，控制天下则要有纲领。
二十八、君臣上
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君道不明，则受令者疑；权度不一，则修义者惑。民有疑惑贰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则百姓之与间，犹揭表而令之止也。是故能象其道于国家，加之于百姓，而足以饰官化下者，明君也。能上尽言于主，下致力于民，而足以修义从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业，上下相希，若望参表，则邪者可知也。
吏啬夫任事，人啬夫任教。教在百姓，论在不挠，赏在信诚，体之以君臣，其诚也以守战。如此，则人啬夫之事究矣。吏啬夫尽有訾程事律，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如此，则吏啬夫之事究矣。人啬夫成教、吏啬夫成律之后，则虽有敦悫忠信者不得善也；而戏豫怠傲者不得败也。如此，则人君之事究矣。是故为人君者因其业，乘其事，而稽之以度。有善者，赏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有过者，罚之以废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杀生不违，而民莫遗其亲者，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臣失其事，无以有其位。然则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虚矣。上之畜下不妄，则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虚，则循义从令者审也。上明下审，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旷其产，而莫相德也。是以上之人务德，而下之人守节。义礼成形于上，而善下通于民，则百姓上归亲于主，而下尽力于农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体而外内别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
夫为人君者，荫德于人者也；为人臣者，仰生于上者也。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为人臣者，受任而处之以教。布政有均，民足于产，则国家丰矣。以劳受禄，则民不幸生；刑罚不颇，则下无怨心；名正分明，则民不惑于道。道也者，上之所以导民也。是故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动者也。是故君人也者，无贵如其言；人臣也者，无爱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毕矣。是故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官画之，民役之；则又有符节、印玺、典法、策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灭奸伪之术也。
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专意一心，守职而不劳，下之事也。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为人臣者，上共专于上，则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聪明。智能聪明者，下之职也；所以用智能聪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
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则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于赏，而不忍于刑，是国无法也。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顺事治、国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于聪明，而善人举，奸伪诛、视听者众也。
是以为人君者，坐万物之原，而官诸生之职者也。选贤论材，而待之以法。举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胜收也。官不胜任，奔走而奉其败事，不可胜救也。而国未尝乏于胜任之士，上之明适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审知胜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贤材遂，百姓治。治乱在主而已矣。
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是以上及下之事谓之矫，下及上之事谓之胜。为上而矫，悖也；为下而胜，逆也。国家有悖逆反迕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纪也。是故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公道不违，则是私道不违者也。行公道而托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奸心得无积乎？奸心之积也，其大者有侵逼杀上之祸、其小者有比周内争之乱。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国无常法也。主德不立，则妇人能食其意；国无常法，则大臣敢侵其势。大臣假于女之能，以规主情；妇人嬖宠假于男之知，以援外权。于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乱内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征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仪，以尊主位，衣服緷絻，尽有法度，则君体法而立矣。君据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上而成俗，著久而为常，犯俗离教者，众共奸之，则为上者佚矣。
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从顺独逆，从正独辟，此犹夜有求而得火也，奸伪之人，无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让德于天；诸侯有善，庆之于天子；大夫有善，纳之于君；民有善，本于父，庆之于长老。此道法之所从来，是治本也。是故岁一言者，君也；时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于父兄之间，听其言于君臣之义，而官论其德能而待之。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为常具以给之。相总要，者官谋士，量实义美，匡请所疑。而君发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阶之上，南面而受要。是以上有余日，而官胜其任；时令不婬，而百姓肃给。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职也。
道者，诚人之姓也，非在人也。而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杀也。夫道者虚设，其人在则通，其人亡则塞者也。非兹是无以理人，非兹是无以生财，民治财育，其福归于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轻其国也。故君一国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国，其道临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诸民，其所恶者能除诸民。所欲者能得诸民，故贤材遂；所恶者能除诸民，故奸伪省。如冶之于金，陶之于埴，制在工也。
是故将与之，惠厚不能供；将杀之，严威不能振。严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声实有间也。有善者不留其赏，故民不私其利；有过者不宿其罚，故民不疾其威。威罚之制，无逾于民，则人归亲于上矣。如天雨然，泽下尺，生上尺。
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独立而无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于民者也。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然则民不便为非矣。
虽有明君，百步之外，听而不闻；间之堵墙，窥而不见也。而名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纳其忠也。信以继信，善以传善。是以四海之内，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举其下也，尽知其短长，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贤人之臣其主也，尽知短长与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于正，则百姓男女皆与治焉。
做人君的，要讲求统属众官的方法，而不要干预众官职责以内的事务；做人臣的，要处理职责以内的事，而不要干预到职责以外去。君道不明，奉令干事的人就发生疑虑；权限不划一，奉公守法的人就感到迷惑。如果人民有疑惑犹豫的心理，国君不能加以纠正，那末百姓对国君的隔阂疏远，就像明帖告示叫他们止步不前一样。所以，为国家树立君道，用于百姓，而能够治官化民的，那就是明君。上面对君主言无不尽，下面为人民出力办事，而能够奉公守法服从命令的，那就是忠臣。上面顺从君道，下面谨守职责，上下相互观察，就像看着测验日影的木表一样，有谁不正，就可以分别出来了。
“吏啬夫”担任督察的事，“民啬夫”担任教化的事。教化应当面向百姓，论罪应当不枉法行私，行赏应当信诚，体现出君臣的精神，其成效表现为人民的守国和作战方面。这样，民音夫的职责就完成了。吏裔夫充分掌握着计量的规章和办事的法律。审议刑法、权衡、斗解、文告与劾奏，都不以私意论断，而是据事实为准。这样，吏裔夫的职责就完成了。民啬夫制成规训和吏音夫制成律令以后，那末，纵使谨朴忠信的人也不许增补；而玩忽怠情的人更不许破坏。这样，君主的职责就完成了。所以，做人君的要根据吏啬夫和民音夫的职务和职责，按照法度来考核他们。有好成绩的，就用尊贵的爵位和美厚的田产来奖赏，人民不会有攀比羡慕的心理。有犯过错的，就用撤职的耻辱和诛死的重刑来处罚，人民也不敢有疾恨抱怨的情绪。生与杀都不违背法度，人民也就安定而没有遗弃父母的。要做到这些，只有依靠上面有明确的法制和下面有固定的职责才行。
天有经常的气象，地有经常的形体，人有经常的礼制，一经设立就不更改，这叫做三常。统一规划全局的是人君之道；分管各项职责的，是人臣的事。人君违背了君道，就不能够保有他的国家；人臣旷废了职责，就不能够保持他的官位。既然如此，那么君养臣能够真诚，臣事君也就老实。君养臣臣真诚，就是说立法定制的君主是英明的；臣事君老实，就是说奉公行法、服从命令的臣子是审慎的。上面英明，下面审慎，上下同心同德，就相互形成为一定的秩序。君主不失其威信，臣下不旷废事业，谁也不用对谁感恩怀德。因此，在上的人讲求道德，在下的人谨守本分，义礼在上面形成了典范，美善在下面贯通到人民，这样，百姓就都向上亲附于君主，向下致力于农业了。所以说：君主英明，辅相诚信，五官严肃，士人廉直，农民愚朴，商人与工匠谨厚，那么，上下就有一定的体统，内外有一定的分别；人民生活有依靠。而农、商、工三类人也都有所管理了。
做人君的，就是要用德来庇护人们的；做人臣的，就是要依赖君主生活的。做人君的，要考核功绩而发放足够的俸禄；做人臣的，要接受任务而严肃认真地执行。行政注意均平，人民的产业能够自足，国家也就富裕了。按劳绩授予俸禄，人民就不会侥幸偷生；刑罚不出偏差，下面就不会抱怨。名义正，职分明，人民对于治国之道就不会有疑惑了。所谓“道”，就是君主用来引导人民的。所以，道与德出自君主；法制和命令由辅相传布；各种事业由官吏裁定；百姓的力量，是等待命令而行动的。所以，做人君的，再没有比言语更贵重的了。做人臣的，再没有比才力更令人珍爱的了。君主的言语下通于臣，人臣的才力上达于君，君臣之道就算完备了。所以，君主出谋划策，宰相遵守执行；宰相出谋划策，官吏遵守执行；官吏出谋划策，人民就要去出力服役。然后又有符节、印空、典章、法律、文书和册籍，加以考验管理，这都是用来辨明公道和消除奸伪的办法。
评选人材，衡量能力，考虑德行，然后加以举用，这是做君主的“道”。专心一意，谨守职务而不自以为劳苦，这是做人臣的“事”。做人君的，如果向下干预官吏职责以内的事务，则主管官吏无法负责；做人臣的，如果向上分夺君主的权柄，则君主丧失威信。所以有道之君，总是端正自己的道德来领导人民，而不讲究智能和聪明。智能和聪明之类，是臣下的职能所要求的；如何去使用臣下的智能聪明，才属于为君之道。在上的要阐明君道，在下的谨守臣职，上下的职分，在任务上是不同的。而它们又合成为一体。
所以，知人善任的是人君，事必躬亲的是给人使役的人。君主也事必躬亲。就不能够公正了。君主不公正，就往往喜爱行赏，而不忍运用刑罚，这样，国家就没有法制了。治因而无法制，人民就会搞帮派而在下面相勾结，搞虚伪巧诈而去完成他个人的私利。如法制行之有素，人民就不会分帮分派而能够靠拢朝廷，全心全意贡献其忠诚。所以，君主不讲究智能，却能使朝中之事得治，国家之患得除，这是因为任用大臣的原故。君主不讲究聪明，却能使善人得用，奸伪之人被诛，这是因为替国家监视听察的人更多的原故。
所以，做君主的，是掌握万事的原则，而授予众人的职事的。选拨贤良，评选人材，并且要依照法度来对待使用他们。如果举用人材正确得当，就可以坐而治国，好处是不可尽收的。如果官吏不能胜任，即使奔走从事，他们所败坏的事情，也是很难补救的。国家并不缺乏能够胜任的人才。只是君主的明察还不能够知道他们。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认真查访胜任的人臣的。所以说，君道正确，则贤才得用，百姓得治，国家治乱只在乎君主而已。
所以说，君主自身是规正德行的根本，官吏好比耳目，是受这根本节制的。君主立身。人民就受到教化；君主正德，官吏就能管好，管好官吏和教化人民，其关键在于君主。所以，君子是不要求于人民的。因此，上面干预下面的职务，叫“矫”；下面干预上面的事情，叫作“胜”。在上的人“矫”，就是悖谬；在下的人“胜”，就是叛逆。国家如有悖逆违抗的行为，那就是拥有国土统治人民的君主丧失了纲纪的结果。所以，区别上下关系，规正君臣职分，叫作“理”；顺理而行，没有错误，叫作“道”。道德规范一确定，人民就有轨道可循了。有道之君是善于明确设立法制，而不用私心来阻碍的。但是无道的君主，就是已经设立法制，也还要弃法而行私。做人君的弃法而行私，那么做人臣的就将以私心作为公道。所谓不违公道，实际上也就是不违私道了。表面执行公道而实际寄托私图。若是日久而不被发觉，其奸恶思想怎能不愈积愈大呢?奸恶思想愈积愈大，那么，往大里说就会有侵逼和杀害君主的祸事，往小里说也将有相互勾结，发生内争的祸乱。这类事情所以产生，正是由于君主的道德没有树立而国家没有常法的原故。君德不立，妇女就能够窥伺他的主意；国无常法．大臣就敢于侵夺他的权势。大臣利用女人的作用来刺探君主意图，被宠爱的妇人利用男人的智谋来援引外国的力量。这样下去的结果，君主就会废夫人而害太子，内部发生兵乱，因而招来外寇。这都是危害国君的表现。
所以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设立五官以治理人民，民众就不敢越轨行事了；在下面有五衡之官以纠察官吏，执事官吏就不敢背离法制而行使职权了。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礼仪，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服—一衮衣和冠冕，也都有法度规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临政了。人君据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从而成风，这样日久形成常规，如果有违犯习俗背离礼教的人，群众就会共同加罪于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无事了。
天子向天下发布命令，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命令，大夫从本国国君那里接受命令，儿子从父母那里接受命令，下听其上，弟听其兄，这是最顺的秩序。衡石的称计是统一的，斗斛的量度是统一的，丈尺的标准是统一的，武器的规格是统‘的，书写文字相同，车辙宽窄相同，这是最正的规范。如果大家都顺，而一人独逆，大家都正，而一人独偏，这就象黑夜之中找东西而见到火光一样，奸伪之人是无法隐藏得住的。这就是先王为什么坚持统一民心的原因。所以，天子有了成就，就要把功德归让于上天；诸侯有了成就，就要归功于天子；大夫有了成就，就要奉献给本国国君；人民有成就，就应当追溯来源于父亲，并归功于长辈和老辈。这就是“道”和“法”所产生的根源，也是治国的根本，因此，按年考察工作的是君主，按四时考察工作的是辅相，按月进行考核的是百官，从事劳动专务农业以等待上面命令的是一般平民。所以，对于平民百姓，应当在他们的父兄中间评量其劳动，应当就君臣的大义上面来听取其言论，然后官吏评选其德才，献给君主。大夫只安排官职以内的事务，而不论及职责以外的事情；至于辅相，就要定出经常的条例来给百官做依据。辅相总揽枢要，百官谋士们根据实际情况评议好的措施，有所疑问则请辅相匡正。君主则调发大府内有关的法令和珪壁印信，来进行稽考查验，只站在三层台阶之上，面向南接受辅相呈上的政事枢要就行了。这样，君主有余暇的时日，而百官胜任其职务；四时的政令不出错误，而百姓严肃地完成对于上面的供应。这都是因为上有法制而下面各有职分的结果。
道，是人的生命之所出，不是由人而生的。圣王明君是善于了解它和说明它的。所以，治民有经常的道，生财有经常的法。“道”是万物的枢要，做人君的掌握这个枢要来处理事情，下面就是有奸伪之心也是不敢尝试的。“道”是存在于虚处的，行道的人君在，道就通行无阻；行道的人君不在，道就闭塞起来。没有道就不能治民，没有道就不能理财。民治财育的结果，福利还是归于君主。这样，明君看重道和法而看轻国家，也就可以理解了。所以，君主统治一个国家就是他的为君之道在那里统治；帝王统治天下，就是他的帝王之道在那里统治。无论大而统治天下，小而统治一国，都是他们的道在那里起作用。因此，他所要求的就能够从人民那里得到，他所厌恶的就能够从人民那里除掉。所求者能在人民那里得到，所以贤能的人材就可以进用；所恶者能在人民那里除掉，所以奸伪分子就能被察觉。好像冶工对于金属，陶工对于粘土，想要制作什么都是由工匠掌握的一样。
所以，将要行赏，过于厚反而不能供应；将要行杀，过于严反而不能震慑。杀过严而不能震慑，赏过厚而不能供应，都是由于处理的名义和实际情况不符造成的。做好事的人，不折扣他应得的奖赏，人民就不会考虑私利；有过失的，不拖延对他的惩罚，人民就不会抱怨刑威。赏罚的制定，不超过人民所应得的，人民就归附和亲近君上了。这就象天下雨一样，天降下一尺的雨量，大地里的禾苗就向上生长一尺。
所以授人官职而自己不居官，给人职事而自己不任事，独立行动而无人考核的，这就是君主的地位。古代先王主持天下的时候，人民就把他的德行比作神明，先王也是善于吸收人民意见的。关于人民的意见，只个别地听取，就会是愚蠢的；全面综合地听取，就将是圣明的。即使有商汤、周武王的道德，也还要多方搜集众人的言论。因此，英明的君主，顺从人心，适应人的性情，行事都从众人共同关心的地方出发。这样，命令布置下去，就不会阻碍；刑罚设置了，却用不着。先王就是善于同人民合成一体的。与民一体，那就是用国家保卫国家，用人民保卫人民，人民当然就不去为非作歹了。
虽然是明君，距离在百步以外，也照样听不到；隔上一堵墙。也照样看不见。但能够称为明君，是因为善于任用他的臣下，而臣下又善于贡献出他的忠诚。信诚导致信诚，良善导致良善，所以四海之内都可以治理好。因此，明君举用下面的人材，总是完全了解他的短处和长处，了解到他的才能的最高限度，才委任给他职务。贤人事奉他的君主，总是完全认识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认识到自己力所不及的限度，才量度能力而接受官职。君主按照这个原则来收养臣下，臣下也按照这个原则来事奉君主，上下都互相想着公正，那末，百姓男女就都能治理好了。
二十九、君臣下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名物处，违是非之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
致赏则匮，致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者也。夫赏重，则上不给也；罚虐，则下不信也。是故明君饰食饮吊伤之礼，而物属之者也。是故厉之以八政，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国裹，贵之以王禁，则民亲君可用也。民用，则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也。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者也。故德之以怀也，威之以畏也，则天下归之矣。有道之国，发号出令，而夫妇尽归亲于上矣；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功能于上矣。千里之内，束布之罚，一亩之赋，尽可知也。治斧钺者不敢让刑，治轩冕者不敢让赏，坟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实，义礼明也。
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则贤人不来。贤人不来，则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则天下不至。故曰：德侵则君危，论侵则有功者危，令侵则官危，刑侵则百姓危。而明君者，审禁婬侵者也。上无婬侵之论，则下无异幸之心矣。
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为人臣者，变故易常，而巧官以谄上，谓之腾。乱至则虐，腾至则北。四者有一至，败敌人谋之。则故施舍优犹以济乱，则百姓悦。选贤遂材，而礼孝弟，则奸伪止。要婬佚，别男女，则通乱隔。贵贱有义，伦等不逾，则有功者劝。国有常式，故法不隐，则下无怨心。此五者，兴德匡过、存国定民之道也。
夫君人者有大过，臣人者有大罪，国所有也，民所君也，有国君民而使民所恶制之，此一过也。民有三务，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则不可以守战。此君人者二过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禄，治大官。倍其官，遗其事，穆君之色，从其欲，阿而胜之，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过而不改，谓之倒；臣当罪而不诛，谓之乱。君为倒君，臣为乱臣，国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群臣尽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则治，易则乱。故不可不明设而守固。
昔者，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违非索辩以根之。然则躁作、奸邪、伪诈之人，不敢试也。此礼正民之道也。
古者有二言：“墙有耳，伏寇在侧。”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伏寇在侧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谋之泄也，狡妇袭主之请而资游慝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贵而后贱者为之驱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罚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势，比党者诛，明也。为人君者，能远谗谄，废比党，婬悖行食之徒，无爵列于朝者，此止诈拘奸、厚国存身之道也。
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参。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缓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为缓，缓可以惠民。威惠迁于下，则为人上者危矣。贤不肖之知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财力之贡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贤不肖而可威党于下。有能以民之财力上陷其主，而可以为劳于下。兼上下以环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则为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赏而夺之实者也；先其君以恶者，侵其刑而夺之威者也；讹言于外者，胁其君者也；郁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则国之危，可坐而待也。
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质，宠者从，此数之因也。是故始于患者，不与其事；亲其事者，不规其道。是以为人上者患而不劳也，百姓劳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索，则礼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进退，而形道滔赶。进退者主制，滔赶者主劳。主劳者方，主制者圆。圆者运，运者通，通则和。方者执，执者固，固则信。君以利和，臣以节信，则上下无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礼也。
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诸己，知得诸民，从其理也。知失诸民，退而修诸己，反其本也。所求于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于人者少，故民轻给之。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纪天时，务民力。下注者，发地利，足财用也。故能饰大义，审时节，上以礼神明，下以义辅佐者，明君之道。能据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过，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
君子食于道，则义审而礼明，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逾，虽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则上无危矣。齐民食于力则作本，作本者众，农以听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于时也。故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虽有明君，能决之，又能塞之。决之则君子行于礼，塞之则小人笃于农。君子行于礼，则上尊而民顺；小民笃于农，则财厚而备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备足，四者备体，顷时而王不难矣。
四肢六道，身之体也。四正五官，国之体也。四肢不通，六道不达，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乱。是故国君聘妻于异姓，设为姪娣、命妇、宫女，尽有法制，所以治其内也。明男女之别，昭嫌疑之节，所以防其奸也。是以中外不通，谗慝不生；妇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诸臣子弟无宫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奸，昭公威私也。
明立宠设，不以逐子伤义。礼私爱欢，势不并论。爵位虽尊，礼无不行。选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然则兄弟无间郄，谗人不敢作矣。
故其立相也，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参伍相德而周举之，尊势而明信之。是以下之人无谏死之誋，而聚立者无郁怨之心，如此，则国平而民无慝矣。其选贤遂材也，举德以就列，不类无德；举能以就官，不类无能；以德弇劳，不以伤年。如此，则上无困，而民不幸生矣。
国之所以乱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内有疑妻之妾，此宫乱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四者无别，主失其体。群官朋党，以怀其私，则失族矣；国之几臣，陰约闭谋以相待也，则失援矣。失族于内，失援于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听，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中民之乱，有小人之乱。五者一作，则为人上者危矣。宫中乱曰妒纷，兄弟乱曰党偏，大臣乱曰称述、中民乱曰詟谆，小民乱曰财匮。财匮生薄，詟谆生慢，称述、党偏、妒纷生变。
故正名稽疑，刑杀亟近，则内定矣。顺大臣以功，顺中民以行，顺小民以务、则国丰矣。审天时，物地生，以辑民力；禁婬务：劝农功，以职其无事，则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数，下十伍以征，近其罪伏，以固其意。乡树之师，以遂其学。官之以其能，及年而举，则士反行矣。称德度功，劝其所能，若稽之以众风，若任以社稷之任。若此，则土反于情矣。
古时没有君臣上下之分，也没有夫妻配偶的婚姻，人们象野兽一样共处而群居，以强力互相争夺，于是智者诈骗愚者，强者欺凌弱者，老、幼、孤、独的人们都是不得其所的。因此，智者就依靠众人力量出来禁止强暴，强暴的人们就这样被制止了。由于替人民兴利除害，并规正人民的德性，人民便把这智者当作导师。所以道术和德行是从贤人那里产生的。道术和德行的义理开始形成在人民心里，人民就都归正道了。辨别了名物，分清了是非，赏罚便开始实行。上下有了排定，民生有了根本，国家的都城也便建立起来。因此，国家之所以成其为国家，是由于有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由于掌握赏罚，才能成其为君主。
行赏过多则导致国贫，行罚过重则导致暴虐。财力贫乏和法令暴虐，都是会丧失民心的。所以，明君总是注意对于人民平时的教导，这样可以使人民平时得治，出战取胜，防守也牢不可破。行赏过多了，上面就不能供应；刑罚太暴了，人民就不会信服。所以，明君就要讲饮宴、吊丧的礼节，对人们分别等级给予不同的礼遇。所以，明君还用八种官职来勉励他们，用不同品秩的衣服来表彰他们，用国家俸禄来满足他们的生活，用国家法度来抬高他们的地位，这样，人们就都会亲附君主，可以为君主所用。人民可用，那末天下就会归心了。人君行道，天下就来归附；不行其道，天下就不归附。这好比浪头涌起，到了顶头又会落下来，乃是必然的趋势。所以，用恩德来安抚人们，用威势来震慑人们，天下就会归心了。一个有道的国家，通过发号施令，国内男女都会亲附于君主；通过宣布法律和宪章，贤人列士都会尽心竭力于君主。千里之内的地方，哪怕是一束布的惩罚，一亩地的赋税，君主都可以完全了解。主管刑杀的不敢私窃刑杀的权限，主管赏赐的不敢偷窃行赏的权限，人们服帖得象一个父亲的儿子，象一个家庭的情况一样，这是由于义礼分明的原故。
在下的不拥护在上的，臣子不拥护君主，贤人就不会出来做事。贤人不出来，百姓就不肯效力。百姓不效力，天下就不会归心。所以说，施行德政的权力被侵削，君主就危险；论功行赏的权力被侵削，有功的人就危险；发令的权力被侵削，官吏就危险；行刑的权力被侵削，百姓就危险。贤明的君主是明确禁止这种不正当的侵削行为的。上面没有不正当的侵夺君权的议论，下面就不会有侥幸投机的心理了。
做人君的，违背君道抛弃法制而专好行私，这叫作“乱”。做人臣的，改变旧制，更易常法，而用花言巧语来谄媚君主，这叫作“腾”。“乱”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暴虐”，“腾”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背叛”。这四种现象出现一种，就会失改，敌人就会来图谋这个国家。所以，国君多行施舍，宽容大度以防止祸乱，则人民喜悦；选拔贤者，进用人材而礼敬孝悌的人，则奸伪之徒敛迹；禁止婬荡懒惰，分清男女界限，则婬乱私通者隔绝；贵贱区分合理，等级不乱，则立功者受到鼓励；国家有确定规范，常法向人民公开，则人民没有怨心。这五个方面，都是振兴道德、改正错误、保存国家和安定人民的办法。
为人君的可能有大过，为人臣者也可能有大罪。国家归君主占有，人民归君主统治，有国有民而竟让人民所憎恶的人去掌权管理，这是人君的第一个过失。人民有春、夏、秋三季节的农事，君主不适时下令，向人民布置生产，那就不是他的人民了；既然不是他的人民，就不能用来守国作战，这是人君的第二个过失。做人臣的，受国君高爵重禄，负责大的职务，然而却背其职守，放弃职责，逢迎君主的颜色，顺从君主的私欲，通过阿谈的手段而控制君主，这便是人臣的大罪。君有过而不改，叫做“倒”；臣有罪而不诛，叫作“乱”。如果君主是“倒君”，人臣是“乱臣”，那么国家的衰亡，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因此，有道的君主要掌握治国根本原则，辅相要掌握重要政策，大夫执行法令以管理群臣，群臣尽心竭力为主上服务。这四种职守都能完成得好则国家治；疏忽了，则国家乱。所以，这四种职守都是不可不明确规定和坚决遵守的。
古时候，圣明君主总是把提高人民生活作为根本，慎重了解祸福产生的原因。所以，对于微小的事情都十分谨慎，对于违法非法都详细辨别，并追究根底。这样，轻举妄动、奸邪和诈伪的人们就不敢尝试做坏事了。这正是规正人民的途径。
古时候有两句话：“墙上有耳，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所谓墙上有耳，是说机密的谋划可能泄露在外。所谓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是说陰谋家可能争得人心。机密谋划的泄露，是由于狡猾的宠扫刺探君主内情去帮助暗藏的奸细。陰。谋家争得人心，是由于从前受到贵宠后来沦为低贱的人愿意为他奔走效劳。英明的君主执政，宠臣内侍不敢窥伺君主的意图。因为刑罚首先施行于亲近；大臣不能侵夺君主的权势，因为勾结私党者被杀的事实，是明确的。做人君的能够远离谗言诌语，废除拉帮结党，使那些婬邪悖乱和游荡求食之徒。不能混入朝廷为官，这是防止诈伪，限制奸邪，巩固国家和保全自身的途径。
做君主的，统治群臣百姓，是通过左右大臣实现的。所以左右大‘臣是群臣与君主之间的中间参与者。制度法令向人民布置，必须经过左右的大臣。左右大臣把可以缓办的命令改为急办，就可以因为急办对人民猎取权威；又把应当急办的命令改为缓力、，就可以因为缓办对人民表示恩惠。君主的权威与恩惠转移到左右大臣的手里，做君主的就危险了。把官吏的贤能或不肖报告君主的，必定经过左有的大臣；把各地方的民财、民力贡献给君主的，也必定经过左有的大臣。左右大臣能把贤能说成不肖，把不肖说成贤能，而可以在下面结成私党。又能用民财与民力去诱惑君主，而可以在上面邀取功劳。同时在君主和臣民中间两头谋求私利，致使官爵和法制对他都不起作用，做君主的就危险了。先于君主来行奖，这是侵夺君主的行赏大权和恩惠；先于君主来行罚，这是侵夺君主的惩罚大权和威严；在外面制造谣言，这是威胁君主；扣压命令不公布，这是封锁君主。这由种情况全部发生，而君主还不知道，国家的危险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
神圣的人做王，仁智的人做国君，威武勇 敢的人做官长，这本是天道和人情。依照天道 和人情，通显的人做君主，卑穷的人做臣仆，这是规律性所决定的，所以，主管谋划的人，不参与具体事务；亲身参与事务工作的，不管掌握原则。所以，做君主的只谋虑思患而不从事劳作；做百姓的只从事劳作而不管谋虑思患。君臣上下的职分明确定下来，礼制就建立起来了。所以，用人民来服事君上，用劳力来服事贤明， 用形体来服事心灵，这就是事物的道理。心的功能考虑举止动作，形体的功能是实践俯仰屈伸。考虑举止动作的管号令，实践俯仰屈伸的主管劳力。主管劳力的要方正，主管号令的要圆通。圆的长于运转，运转的能变通，变通就可以和谐。方的往往固执，固执的能坚定，坚定就可以信诚。君主用物利协调群臣，群臣用守本分来表示诚信，上下就不会有偏差了。所以说，做君主的要主持宽仁，做臣子的要谨守信用，这就是所说的上下之礼。
君主在国都，如同心在身体一样。道德规范树立在上面，百姓就在下面受到教化。戒慎之心形成在里面。容貌就在外面表现出来。所谓“正”，是表明君主德行的。知道怎样适合自己，就知道怎样适合于臣民，这是顺从道理来、考虑问题的结果。如果发现有不适合臣民的地方，就回过头来修正自己，这是返回到根本的方法。对自己要求的多，德行就可以树立；对人民要求的少，人民就易于供应。所以，做君主的要向上注意，做人臣的要向下注意。向上注意。即掌握天时并安排民力；向下注意即开发地利并增长财富。所以能整饬治国大义，研究天时季节，向上礼敬神明，向下义待大臣，这才是明君的治国之道。能够依法办事而不迁就逢迎，上面用来纠正君主的过失，下面用来救济人民的困难，这才是忠臣的行为。
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则齐民以政刑、牵于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民。威无势也无所立，事无为也无所生，若此，则国平而奸省矣。
明君在上位，加上忠臣的辅佐，就可以用政策和刑罚来整治人民，使人民都关心衣食之利，这样，人民就朴实而容易使用，愚昧而容易控制。君子依靠治国之道来生活。平民依靠出力劳动来生活，这就是本分。君子没有什么权势，就无从树立个人的威望；小人没有什么作为，就无从生产财富。按这个本分去做。国家才能安定，坏人才能减少。
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义理就可以详备，礼制就可以彰明。义理详备。礼制彰明，伦理的等级就没有人敢于超越，即使拥有兵车和士卒的大夫也不敢存在侥幸作乱的心理，这样，君主就可以没有危险了。平民靠出力劳动生活，则从事基本的农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多了，则勤勉而听从命令。所以，明君治世，人民受君主的节制，就象草木受天时的制约一样。所以人民偏于保守，就要使他们开通一些；人民偏于开通，就要使他们保守一些。开放之则流通，堵塞之则停止。唯有明君是既能开放又能堵塞的。开放，则能使君子遵守礼制；堵塞，则能使小民专心务农，君子遵守礼制，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小民专心务农，则财物丰厚而贮备充足。上尊、民顺、财厚、备足，这四者全都齐备，在短时间内称王于天下，就不困难了。
四肢和六道：耳、目、口、鼻、前陰和后陰，是人身的躯体；四正：君、臣、父、子和五官是国家的躯体。四肢不关联，六道不通畅，这叫作身体失调；四正不端正，五官不管事，这叫作国家混乱。所以，国君从不同姓的国家娶妻，还设置有姪娣、命妇和宫女，都按法度进行，这为的是治理好宫内之事。明定男女分别，宣示管理男女嫌疑的办法，这为的是防止奸情。所以，宫内外不得私通，谗言、恶事不准发生，妇人说话不得涉及朝廷政事，群臣子弟不得与宫内交往，这都是先王用来彰明德行、制止奸邪、昭示公道、消灭私图的措施。
明立女宠之子为后。而不立长子，这是伤义的事情。优礼和私爱自己喜欢的庶子，但不能使他的地位、权力与嫡长子平等。庶子的爵位尽管尊贵，但嫡庶的礼制不能不执行。嫡长子是首要的，要用美好的衣服来装饰他，用文彩的旗帜为旌表他，为的是提高他的威望。这样嫡庶兄弟之间就可以没有隔阂，挑拨离间的人也就不敢动作了。
所以，君主在设立辅相的时候，罗列他的功绩也同时考虑他的德行；论定他的劳绩也同时查看他是否合干法度。经过比较考核。各方面都合适，然后举用他，尊重他的权威，坦白地信任他。因此．下面的人臣没就有进谏怕死的顾虑。聚立布朝的小吏也没有抑郁怨恨的心理。这样．围家就可以太平而人民也没有邪恶了。君主在选拔贤材的时候，要举拔有德行的人进入爵位的行列，不可以包括无德之人；要举拔有才能的人担任适当的官职，不可以包括无能之辈。把德行放在功劳之上。不因为资历年限而加以抑制。这样，君主就没有困难，而人民也不会寻求侥幸了。
国家所以衰乱的原因有四，所以灭亡的原因有二。宫里面有与嫡妻争夺地位的宠妾。这是宫中的乱：庶子里有与嫡子争夺地恢的宠子，这是家中的乱；朝廷里有与辅相争夺地位的宠臣，这是国中的乱；任用的官吏无能，这是众官的乱。对上述四者都不能辨别。君主就失去其体统了。群官结党营私。召主就丧失宗族的拥护。国家的机密大臣。暗中策划陰谋，对付君主，君主就丧失人民的支援。内部丧失宗族拥护。外部丧失人民支授，这就是灭亡的两个原因。所以嫡妻必须固定，嫡子必须确立，辅相必须以正直态度听政。百官必须以忠情态度严肃认真地办事。所以说．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百官之乱，有小民之乱。五者全发作起来，做人君的就危险了。宫中之乱是由于妻妄嫉妒纷争。兄弟之乱是出于诸子结党偏私，大臣之乱是由于他们喜用权术，百官之乱是由于他们对上诽议不满，小人之乱是由于他们财用贫乏。财用贫乏就产生薄德的行为，对上诽议不满就产生傲慢法制的行为。喜用权术。结党偏私和嫉妒纷争，则会产生变乱。
所以，正定嫡庶名分．稽查妻妾嫌疑、诛杀奸诈的近臣，宫内就可以安定了。根据功绩安排大臣的次序，根据德行安排百官的次序，根据努力劳动安排小民的次序，国家就富裕了。详细观察天时，察看土地性质，以合理使用民力，禁止奢侈品生产，奖励农业耕作，以使无业之民有事做，小民就得到治理了。上面核定一定的数额，下到“什伍”的居民组织来征集人材，并缩短选升的期限，以坚定士人的意志；然后每乡设立教师，使士人得到学习；依据才能任官授职，到了年限就荐举使用，这样，士人都归于修德的途径了。衡量德行和功绩，鼓励其所能，再考察众人的舆论，然后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他。这样，士人都归于诚实了。
【八部曲之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