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晓书童，感谢您听到我。
今年是TCL创立40周年，就在前不久中信出版集团出了一本书《万物生生——TCL敢为40年》。今天就以这本书中内容，和同学们聊一聊TCL这家企业以及它的灵魂人物，李东生。
这是一个从一帆小船成长为巨轮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穿越至暗时刻获得重生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时代变迁以及在时代洪流中挣扎向前的故事。
玲珑初开
1957年7月，李东生出生在广东惠州。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就是那一代人的写照，时代的力量轻易拨弄着个人的命运。李东生高中毕业，也和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到农村插队参加劳动。在辛苦劳动之余，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能找到所有书籍，对于世界与人生的看法，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
3年之后，1977年恢复高考，他从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考取了华南理工大学，读无线电技术专业。
在大学期间，李东生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亲身感受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这让他认识并且相信市场的力量。
1981年，作为中国第一批13家合资企业之一的，中港合资的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在惠州创办。这就是后来TCL的前身。TTK的意思就是天天开，能天天开门做生意就行了，它的主营业务是生产销售录音磁带。
1981年，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成立
1982年，李东生毕业之后没有去机关单位，而是加入了TTK。这个选择在当时看来是相当的叛逆，他的考虑也很简单，就是想着自己学工科的，到企业能干点事儿，而且外资企业嘛，毕竟工资要高一点。
那个时候大学生本来就少，愿意放弃机关单位进到企业的那就更少了，所以去到TTK李东生备受器重，从车间技术员到车间主任再到派驻香港的业务经理，一路混得如鱼得水。
80年代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音乐传入内地，磁带那可是当时的潮人必备，供不应求，所以TTK也算是当年踩在风口上的企业，李东生带着产品到各地展销会上，都是被疯抢，就跟不要钱一样的。
当时是短缺经济时代，只要是认真做产品的企业，都能赚到钱。
1985年，李东生在香港做业务经理的时候，找当地公司，搞到了两万台进口录音电话机，转手就销售一空，双方都大赚一笔。这件事让公司看到了电话机市场的广阔前景，于是就跟这家香港公司合资组建了一家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1985年，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正式成立，TCL其实就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的英文开头字母缩写，年仅28岁的李东生出任总经理。
只可惜，他虽然对产品很在行，但却空有好产品，迟迟不打开销售局面，同事们辛苦几个月，却一直在亏损。李东生9个月的总经理生涯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段经历让李东生明白，当一把手是要承担最终责任的，没有人可以依靠，这段时间对他的心态是一次极大的历练。
离开TCL总经理的岗位之后，李东生被招进惠阳地区工业发展总公司，负责了3年招商引资的工作。
这段时间里，他先后筹建了十多家合资企业，他接触到了包括飞利浦在内的很多日本欧洲的跨国大公司。在外商接触谈判的过程中，李东生逐渐掌握了合资合作的真谛，也学习到了大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
在到日本各大企业和荷兰飞利浦参观之后，李东生就萌生了一个梦想，自己也要打造一家像飞利浦一样的全球化公司。
1989年，他回到阔别了三年的TCL，开始大展拳脚，下决心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络，先后在哈尔滨、西安和成都设立分公司，再把业务从这些核心城市扩展到周边地区。随着这张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的建成，再加上TCL电话的款式新颖，技术过硬，销量飞速增长。
1993年，TCL通讯在深交所挂牌，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通讯终端生产企业，TCL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电话大王”。
彩电大王
说到这里，有的同学可能会问，TCL不是以彩电闻名的吗？没错，这就是接下来要说的故事。
1992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这诗篇就是著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邓公明确强调，改革的胆子可以大一点，步子可以迈得快一点。
在学习贯彻南方谈话的热潮中，惠州市领导找到TCL的两位领导张济时和李东生，要求产权和经营权分离，撤销原来政企合一的总公司，公司产权还是在政府手里，但是经营模式要改造成完全企业化的TCL集团公司。
张济时和李东生是当时总公司唯有的两个正处级干部，改造之后，二人也就放弃了政府干部的身份，变成了纯粹的企业人。
重组后，两个人分别负责TCL通讯和TCL电子，各管一摊。李东生领导的电子业务盈利还不到通讯业务的十分之一，毕竟那时候TCL是被称为“电话大王”。36岁的他带领着电子集团5000多名员工开始了新的创业，选择的突破口就是彩电。
当时全国已经引进了100多条彩电生产线，国内彩电市场犹如“春秋时代”，品牌非常多。李东生敏锐地发现，彩电普及率并不高，而且大多都是21寸以下的小彩电。他认为大屏幕的彩电在未来会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于是就从这个点切入市场。
一开始TCL为牡丹、熊猫、北京这些国内大牌贴牌生产电视，等到自己的业务能成熟之后，再推出自己的品牌。
1993年，TCL28寸的大彩电出场，首批一万台被抢购一空。李东生敏锐的以大屏彩电为切入点，再加上自己已经拥有的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让TCL彩电一炮打响。
上世纪90年代，各家企业都喜欢给自己的产品起一个夸张的，富有激情的名字，迎合整个社会涌动的野心和欲望，像是长虹的红太阳、康佳的彩霸，日本松下的“画王”和东芝的火箭炮。
李东生他们内部讨论多次之后，给自己的产品起名王牌。王牌彩电，彩电王牌，现在听起来是土的掉渣，但在当时人们听到这个名字还是为之一振，既响亮又符合那个时候中国消费者的品味。
1995年，刘晓庆代言的TCL王牌彩电的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刘晓庆可是那个时候的带货女王，广告一出，立刻引爆，TCL王牌进入国产彩电前列。
90年代初，上海卖场里的TCL王牌彩电
1997年，TCL彩电实现了全年净利润2.5亿。在彩电业务的拉动下，李东生领导的TCL电子，无论是经营规模还是盈利能力，都远远超过了TCL通讯。
这时候，张济时也到了退休的年龄，李东生顺理成章地接任TCL集团董事长。
1998年，TCL又进入手机行业，1999年拿到了手机牌照，成为了国内最早的12家手机厂商之一。当年，李东生在手机领域也是做得风生水起，2002年的时候，做到了国产手机品牌销量第一。
改革标杆
1996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经营者被允许以各种方式获得企业资产。在这一轮的国企改革中，有的企业经营者过于激进，酿成了惨痛的悲剧。
而TCL的做法非常智慧，堪称国企所有制改革中的典范。李东生花了4个月的时间仔细研究，提出了“授权经营，增量奖励”的改制方案。
这个方案对TCL的资产做了彻底清算，将3亿多的净资产全部界定为国有资产，形成存量部分。然后，TCL与惠州市政府签订为期5年的授权经营考核奖惩责任书，来考核增量部分。如果TCL每年的资产增值超过10%，就奖励给管理层一定的股份，增值越多奖励也越多。如果干得不好，增长不到10%，李东生就要卷铺盖走人。
这个方案得到了政府的高度认可，它既保证了国有资产存量的保值，又为管理层入股创造了空间。这一轮产权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让国有资本从完全竞争性领域中撤出，所以随后，每年有分红了，政府就拿钱，而管理团队不分红，把钱放到企业折算成股权，这样一来，国有股权的比例逐年下降，管理团队的股权逐年上升。
1997年5月12日，TCL集团与惠州市政府签订《TCL集团公司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责任书》
TCL的产权改革方案获批实施的时候，李东生作为改制后风险承担的主体，个人要提交50万的风险保证金，当年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千块钱，根本不够。他不得不把自己和父母的房子都拿去银行抵押，才筹集到了这笔钱。
改制后的TCL，就像是绿皮火车变高铁。2001年底，5年的授权经营到期的时候，TCL资产增长了2.6倍，等于是再造了两个TCL，纳税额也增长了7.3倍。
随后，在惠州市政府的推动下，引进了包括飞利浦，东芝在内的5家外资企业的战略投资，国有资本放弃了对于企业的控股。直到2004年，TCL集团整体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伴随着体制改革彻底完成，企业的发展也达到了另一个高峰。
至暗时刻
20世纪来临前后，一种亢奋的情绪弥漫在中国商界。
《财富》杂志全球商界领袖论坛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未来：中国的50年”，这让中国企业的世界500强情结前所未有的高涨。几年以来内地市场的空前繁荣，令中国的企业家觉得其实世界并非想象中的那么远，那些不可一世的跨国公司也并非无法追逐，都跃跃欲试地想走出跟他们掰掰手腕。
紧接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与世界的大门相互敞开，这令李东生胸中燃起了国际化之火。当时的TCL已登上山巅，一览众山小，国内的家电行业中已经看不到比自己布局更好的对手，国内市场也已经做到顶了。李东生毅然决然地决定要跨出去，但就是这把国际化之火，险些将TCL焚烧殆尽，让它差一点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2004年，正值中法建交40周年。1月28日晚上，就在胡锦涛主席和法国总理拉法兰的见证之下，李东生与法国汤姆逊签订了合资协议，收购汤姆逊公司的主营业务——彩电。
要知道汤姆逊当时可是世界500强企业，销售额是TCL集团的三倍多，这是不折不扣的是“蛇吞象”。
并购当年，TCL全球彩电业务雄踞世界第一。
在同一个时间点，TCL还收购了法国另一家国际大公司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
2004年4月26日，李东生与阿尔卡特集团董事长谢瑞克签署谅解备忘录，组建合资公司
李东生通过两起举世瞩目的并购案，向世界展示出了中国企业的力量与豪气，他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就是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没有敢于成为先烈的勇气，就不可能成为先驱！”
但是说完这句话的李东生转过身去，迎面就是漫天的风雪。
我们先看手机业务，在并购阿尔卡特之前，TCL手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全球排名第八，年利润超过10亿元。
在并购之后，TCL通讯与阿尔卡特的手机部门各行其是，资源难以共享，技术优势无法整合，团队文化冲突更是随处可见，于是海外业务很快就出现了巨额亏损。
同时，中国加入的全球信息产品贸易协议让手机进口关税降到零，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外资品牌长驱直入，加上横空出世的山寨机的影响，国内市场也岌岌可危。
TCL手机业务腹背受敌，内忧外患。2005年，整个集团亏损了9个亿，这是TCL创立23年来，第一次出现严重的经营性亏损。
这还只凛冽寒冬的第一场雪，更大的危机在于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正在发生，从显像管技术到液晶面板技术的变革，是整个电视机行业的转折时刻。
97年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三星和LG大举进军液晶显示领域。经过六七年的发育，液晶技术已经完全成熟。
当初TCL选择收购汤姆逊的彩电业务，是出于三个目的。一是希望能拥有全球化的产业格局，二是提高市场份额，三是拿到专利技术。
汤姆逊是显像管技术的鼻祖和主要生产厂商，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彩电技术专利。可转瞬之间，电视屏幕的技术路径就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汤姆逊积累的优势不仅被完全清零，还成了尾大不掉的包袱。
一个时代要抛弃你的时候，连招呼都不会打。液晶显示的时代呼啸而来，选择其他技术路径的企业只能充当历史的过客。
2006年，TCL彩电的海外业务以每天500万的速度在累积亏损。
在一波接一波的打击之下，李东生变得沉默寡言，每天的状态就像是在梦游，情绪也变得暴躁无比。他接到的电话、收到的电子邮件统统全部都是坏消息，TCL迎来了自己的至暗时刻。
因为这两起跨国并购案，2004年，李东生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同样是因为这两起收购案，2006年，李东生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最差CEO。仅仅时隔两年，一落千丈。
企业坠入谷底，李东生痛苦万分，巨大的焦虑让他的体重骤降20斤。他自己也说：“当时我就想，等这个事情处理完之后，我就归隐不干了。”但是他知道，是不会有人来接盘的。
企业家就像是船长，当船遇危的时候，船长是不能离开的。就算船沉下去，你也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刻，甚至是与船一同沉没。
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能救TCL的只有李东生。
对于汤姆逊和阿尔卡特，李东生赶紧收缩规模，精简业务，大量裁员，以现金为王，想尽一切办法遏制住海外业务的大出血，只求能活下来。
巨额亏损让作为A股上市公司的TCL，被戴上了退市预警的帽子。
当时，各方都认为TCL将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李东生在求援的路上望尽冷脸，各家银行都对其收紧了信贷额度。一家企业，亏损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没有现金流，没有了血液，那离破产就不远了。
终于，李东生抓到了一个机会。他把TCL国际电工业务卖给了一家法国的公司，拿到了20亿，靠这笔钱把TCL的命给续了下来。
前线止血，后方输血，TCL前后折腾了18个月，直到2007年的10月份，才再次盈利，这口气才算是缓过来了。
当李东生带领TCL穿越了至暗时刻之后，之前要隐退的想法一扫而空。这么大的磨难都熬过去了，还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呢？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动过放弃的念头。
鹰的重生
2006年，李东生写下《鹰的重生》，轰动了中国商界。
他说鹰到中年的时候，站在悬崖边上凝视着草原，它的喙已经无法进食，爪子也已经老化，厚重的羽毛让翅膀无力张开，死亡正在逐步逼近。
但是鹰不愿就此放弃天空，于是用力把喙和爪子撞向岩石，直到脱落，待到新的喙长出来，再将全身的羽毛都拔掉，等待150天，长出新的爪子和羽毛，获得重生。
鹰的重生不像凤凰涅槃般华丽，而是一个痛苦、漫长的、血淋淋的过程，而这样的重生就发生在当年的TCL和李东生身上。
回顾04年的海外并购，TCL的问题在于对自我能力、项目风险的评估不足以及对于行业技术发展趋势的判断出现了重大的偏差。然而，TCL的国际化战略方向却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入世意味着在中国本土市场上的竞争就是全球化的竞争，本土企业只守着中国市场进行全球化竞争是不可能胜出的。
除了TCL，还有华为、联想、海尔这些在过去快速发展、成为所在行业佼佼者的中国企业，都较早地意识到全球化的机会与挑战，并积极布局全球化。而所有成功的世界级企业都是全球化经营的，从美国、欧洲到日本、韩国都无一例外。
04年两期跨国并购，虽然给TCL带来了巨大的挫折，但经历了生死轮回之后，他的价值也显现了出来。后来TCL的欧洲业务和美国业务都特别强，而国内的其他电子消费品企业走出去之后，却是在东南亚的业务相当突出。为什么会这样？
一方面是因为汤姆逊与阿尔卡特的并购直接让TCL快速进入了欧美的主流市场，加速了国际化的大格局；另一方面，收购的经历迫使TCL自身的能力得到增强。
数据显示，有超过70%的并购案都是以惨败收场的，原因就在于收购者只关心自己能从收购中得到什么，而不关心自己能给予什么。如果只是买下一家公司，再交给别人去管理，几乎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收购者要找到给予被收购者价值的办法，提供资本，提供管理，转移技能或者是分享能力。让被收购者更具有竞争力，才有可能成功。
并购的挫折并没有腐蚀TCL全球化的决心，他们不断锤炼企业能力，逐渐建立起了全球化的业务结构和资源配置格局。
如今TCL彩电销量跨入全球前三，并稳居美国市场前二。在近几年美国对华单边加税的情况下，TCL在美销量依旧不断增长。这就是企业拥有强大全球化运营能力的体现。
美国好莱坞地标“中国大剧院”，85年来第一次把冠名权给了一家企业，更名为TCL中国大剧院。
作为李东升个人，当然也一扫05、06年遭受挫败时留给大众的负面印象，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李东生作为“电子产业打开国际市场的开拓者”，获得改革先锋称号。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京召开，李东生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华星光电
当年的挫败，让李东生下定决心要做的还有另一件事，就是一定要自己掌握核心技术，进军上游半导体显示产业。
纵观2000年到2010年全球彩电业务的竞争格局，韩国三星逐渐超越东芝、索尼、夏普这些日本企业，成为全球第一品牌。这是因为它拥有上游的半导体显示和半导体芯片产业。而日本公司的没落要么是选错了方向，要么就是因为在这方面投资不足。
李东生说：TCL想要做到全球领先，必须要在上游核心技术领域有根本性的突破，我们要有能力生产世界顶尖的液晶面板。
2009年，李东生与深圳市政府推动了中国液晶板面行业的一次重大变革。他们拿出了245亿，投资建设了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华星光电。
TCL华星深圳t2研发中心
这一次TCL是砸锅卖铁把所有资源都压上去了。外界的质疑声此起彼伏，说这是李东生的又一次豪赌。但李东生很不喜欢赌这个字，因为赌太讲究运气，这次不是“赌”而是“搏”，是计算风险之后的拼搏。
管理学家德鲁克曾说：企业战略是什么？不是研究我们未来要做什么，而是研究我们今天做什么才能拥有未来。李东生相信，尽管华星光电项目的投资和风险巨大，但是如果TCL不进军面板产业，就根本不会有未来！
2009年11月华星光电签约启动，2010年1月正式开工建设，17个月之后2011年的8月投产。这是深圳从1979年建市以来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也是国内第一条完全依靠自主创新建设的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
后来的结果，完全超出了李东生的预期，投产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华星光电就实现了盈利。随后10年时间里，TCL陆续又投建了7条生产线。
TCL华星创造了一个奇迹，它是半导体行业迄今为止唯一一家，穿越行业周期，从未发生过亏损的企业。
如今的华星光电已经是中国乃至世界液晶面板产业的一面旗帜。去年，他们家的面板的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二，主流的55英寸面板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回望2017年，李东生在北京参加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推动制造强国建设座谈会。总理在听完李东生的汇报之后，问他说：什么时候能超过三星和索尼？李东生回答：三到五年。
四年之后，李东生说：“就液晶显示来说，我们在2020年收购了三星在苏州的显示和模组工厂，意味着我们已经成为超越者，技术上我们和三星平起平坐，但是华星光电的效率更高，成本控制更好，所以三星主动选择了战略性退出。也算是对总理有了一个交代。”
到了今年，华星光电和京东方的液晶面板产能已经占到全球的40%，这两家“双寡头”中国高科技企业逐渐掌握千亿美元面板市场的定价权，全球面板产业的双雄格局已然形成。这就是我们应该为之骄傲的中国科技的力量。
2020年，TCL收购单晶硅片龙头企业中环股份，正式迈入半导体显示和智能终端以外的第三条赛道——半导体光伏及半导体材料。
今年，微芯半导体成立，TCL正式加入“造芯”的行列，我相信很快我们就能看到，TCL在芯片领域大展拳脚。
TCL惠州总部大厦
成就不凡
40年的时间，这家企业从惠州奔向了全球，它用40年的时间证明：敢为，成就不凡！
从1981年到2021年，TCL探索过的行业，从消费电子、通讯、家电、互联网到半导体显示、半导体光伏等等，全部都是充分竞争行业。在制造业的中国企业当中，TCL不是最大的，最出名的，最惊艳的，但却是做过最多探索的，他几乎和所有的机会都握过手，有的抓住了，有的没抓住，有的还在抓，有的又不得不放弃。但是它的脚步永不停歇，不断地追求更好。
TCL吸引我们的是其巨大的丰富性，有起有落但矢志不渝的探索性。而这种探索的方向，在TCL初创时，李东生的能力初显时就已明确，那就是成为一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完成历史赋予的责任与使命。
TCL跃变的40年，其背后的关键驱动力，就是李东生本人。作为企业的灵魂，他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一路走来，从经理人到企业家，再到攀登世界工业高峰的产业家。
他自己的跃变来自深刻的使命感，对变化的洞察力，自我变革的精神，以及开放学习不断超越的态度，数十年如一日，未曾动摇。
TCL40不惑，李东生依然弄潮儿在潮头立。
TCL的40年，正好是改革开放的40年，无论辉煌、波折还是超越，都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演进、变革与创新。
时间是最好的标尺，在它的度量下，我们看到了中国涌现出了一代代优秀的基石企业家。
出生于40年代的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一代；出生于50年代的李东生、董明珠一代；出生于60年代的马云、雷军、李彦宏一代；出生于70年代的马化腾、刘强东、王兴一代；出生于80年代的张一鸣、黄峥、程维一代。
代代接续，生生不息，这些向前奋进的背影，与这个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恰成对应。
40年风雨，洗尽铅华，早有凌云志，不负揽月心。李东生他们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他们把自己也献给了这个时代。
后发经济体的追赶之路，实体经济的强国之路，企业寻求新生的变革之路，企业家终其一生追求的全球领先之路，这就是TCL的道路。
最后借用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的一句话：
他超越了他的命运，他比他推的石头更加的坚强！
今天就聊这么多，以上内容来自《万物生生-——TCL敢为40年1981-2021》，这本书推荐给所有的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