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之师于慎行——（6）于慎行的文学著述（点击链接了解前章)
明代讲幄名臣于慎行，字可远，又字无垢，号谷山，生于嘉靖24年（1545年），卒于万历35年（1607年），东阿人（今属山东省平阴县东阿镇）。于慎行弱冠登朝，官至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是明代中后期饶有影响的学者、诗人、政治家。
于慎行在文学、史学、典章礼仪等领域所表现出的博学多识使他成为“文学为一时冠” ，史学造诣精深，而又“明习典制，诸大礼多所裁定”的大家，也是历史上少有的三代帝王之师。被王世祯誉为“临朐四冯”之一的冯琦在于慎行的重要著作《谷山笔尘》的题词中不禁写道：“余聆其言，若惊河汉，韪其识，如陟泰岱而望吴门。”于慎行留下的《谷城山馆诗集》、《谷城山馆文集》、《读史漫录》、《谷山笔尘》等著作则代表了他在各个领域的重要成就。
虽然于慎行举仕较早，却因各种原因家居多年，可以说于慎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齐鲁大地上度过的，他的思想理论和处世为人体现出浓重的齐鲁传统文化特征，甚至可以说，于慎行就是齐鲁传统文化的一个标本，于慎行的文化人格就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齐鲁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他“崇仁”、“尚德”、“守直”，展现了真切而朴素的操守和情怀；他是博学多识的大学士，是恪守礼数、中规中矩的标准封建官员；他心系朝廷，“有志于道”，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为此他承受了命运的悲剧……。
“尚仁”、“崇德”、“守直”
于慎行的文化人格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这句话大致概括了孔子的思想体系，“道”、“仁”、“德”也成为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而这些特征在于慎行的言行著述当中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这一思想此后更是内化为齐鲁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讲“仁者爱人”，赋予了“仁”浓重的道德属性，将其发展成人与人关系的伦理学说。可以说，“仁”的概念的提出和内涵的赋予，是孔子的一次创新，体现了原始的人道主义，也体现了一种道德要求。于慎行是“尚仁”的。
于慎行的“尚仁”表现为对人的宽容仁慈。于慎行为官严谨，为人耿直，他对张居正的飞扬跋扈和“不尊礼仪”之“夺情”多有批评弹劾，这使他与张居正关系紧张。而于慎行的“仁”就在于他能对事不对人，对事严守规章，对人却宽容仁厚：张居正病卒后，御史李植等人弹劾张居正及其党羽，神宗下诏夺去张居正上柱国、太师之称，继而又夺去其封谥，下场极惨。此时，于慎行不计前嫌，连同申时行等同僚疏谏缓之。后来，神宗下诏留其宅院一所、田十顷赡其父母。此事之后，慎行之仁，令举朝刮目相看。
于慎行崇“仁”尚“义”，更为可贵的是他反对“仁”的形式主义和沽名钓誉，注重实际行动，真正立足于实践“爱人”的原则，这种务实真正体现了“仁”的本质：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据《谷山笔尘》记载，针对日益增多的贫困人口和沿街乞讨的乞丐，蜡烛和幡竿两个寺院收养贫困人员，而公卿大夫也有不少“载钱自随”，“车马所过，辄散以予之（乞丐——引者注）”，而普通百姓对此的态度则是“相传以为美谈”。然而于慎行对这样的“仁义之举”却不屑一顾：对蜡烛寺和幡竿寺收养贫穷的做法，他分析道：“所养贫人不及万分之二，而叫号冻馁充满天街，至于不可听闻，则二寺之设亦何为？”言下之意，这种做法对于如此众多的穷苦百姓来说，不是杯水车薪就是朝廷的“形象工程”。他鄙夷那些以施小恩小惠为“仁义”的官员们：“而乞予一钱以为私惠，若里巷妇人之为者” 。然而于慎行没有放弃对穷苦百姓命运的思考和关怀：“身为公卿，海隅一夫，咸使得所，阙亭之下，流离叫号，是谁所致？”对这个问题，于慎行的结论是“（公卿——引者注）惠而不知为政也”！百姓流离失所、贫困潦倒，还不是官员为政不利的结果吗？由此可见，于慎行讲“仁”，不仅是限于纸面和口头的道学，也不仅是玄而又玄的道理，他试图将“仁”的理想化为实际，这在当时是相当难得的，与政客的施小惠以取名声和柔弱知识分子苍白的哀叹相比，这种眼光和思考更具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也更接近人道主义的本质。
“崇德”也是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鲁之孔、孟，齐之稷下先生，几乎都向往着“德治”的社会理想。“崇德”便是相信人的向善，并不断用道德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和制约。“崇德”首先是要求个人都要加强修养和自律，养成良好的德行；在国家来讲，“崇德”要求当政者用道德规范治理国家，使整个国家都以德为重，崇德守纪。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这种思想在齐鲁大地上影响深远。
于慎行特别推崇“德”。在《谷山笔尘》的“臣品”一卷当中，他就着重提到了“德”。他首先讲：“古豪杰用事，求其才略，固亦可企而及，为气魄与望不可强。”什么是“望”呢？他说：“人臣之望有三：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于慎行将“德”置于大臣若干重要品质的第一位，由此可见他对“德”的重视。他还举了御史大夫葛端肃的例子来强化说明：葛公终身不置姬侍，当其夫人“求一姬奉之”的时候，“公固不肯”，当见到“姬直侍卧内”的时候，“公拂衣而出，竟不复往”；他上疏禁戏，当朋友娶亲唱戏之时，他也要“挥妓乐以出”……葛端肃的“崇德”现在看来呆板得可爱，而在于慎行眼中，却无比真诚和严肃，还要在自己的书中把他立为楷模。于慎行对“德”的推崇可见一斑，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德”的问题上他也还有着不可避免的封建和保守的一面。
“守直”也是齐鲁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恪守直道，刚直不阿，为人耿直，在齐鲁传统文化里都被视为优良传统，从放言直谏而被曹操所杀的孔融，到文艺作品里的水浒诸英雄，再到宁死不屈的骨鲠之臣史可法，“直”向来被认为是齐鲁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今天的山东人仍然沾了祖宗的光，以直爽性格闻名于天下。
于慎行也是个直性子。对皇帝，他屡次三番上疏请求“早建东宫，出阁讲读”，即使惹恼了天子也在所不惜，仍然严肃地认为江山社稷安危兴亡的问题自己责无旁贷，即便“帝怒，再严旨诘责”，仍然“章无虑，十余上”。如此耿直性子，也最终造成了于慎行虽弱冠登朝，却不得不在大好年华屈居乡里的悲剧。对炙手可热的权臣张居正，于慎行同样耿直不阿。御史刘台以弹劾张居正下狱，同僚故交慑于张居正的淫威，多畏嫌避匿，“慎行独往视之”；等到张居正用“夺情”为借口，不肯放权的时候，于慎行又“偕同官具疏谏”如此耿直性子，如此不善圆滑，如此“撞到南墙不回头”的性格，可谓“守直”的典范了。
当然，于慎行不是看不懂官场，不是不知道圆滑世故对于为官者的重要性，在《谷山笔尘》一书中，他曾以屏风和车轮作比喻，论证处世圆滑的必要性：“屏之张也，直则不立，必也回而曲之；轮之转也，方则不可行，必也揉而圆之。处世亦然。”虽然心里明白只有圆滑才可左右逢源，但是于慎性仍然不愿背离操守，不愿放弃耿直的性情，他写道：“虽然，屏必有幅，轮必有轴。屏虽欲曲不可不齐，轮虽欲圆不可不正。君子自处亦然。”可以看到，于慎行非常清楚官场状况，也曾经有过深刻的思考，但是在这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中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坚守直道，这种选择让他屡屡碰壁、头破血流，也造成了他有大才大德却长期得不到重用的悲剧命运。而若干年后，当年他对“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圆滑”明知其有益而弃之的气概仍然让人肃然起敬。
博学多识 恪守礼数
于慎行“遵礼”的思想很浓重，也正因为他对“礼”的精通才成为了封建朝廷的栋梁之臣。如果说于慎行在当时能被推为馆阁重臣而享有崇高威望，在今天仍然有能被记忆和研究的价值的话，其对于中国传统典制礼仪的博学多识和对于礼数贯彻的虔诚严谨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因素。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左传》称：“周礼尽在鲁矣” （《左传·召公二年》），齐鲁大地后世被称作“礼仪之邦”，齐鲁土地上也走出了一位位礼学大师：叔孙通、公孙弘、郑玄……据历史学家研究，之所以封伯禽于鲁，周王朝就是希望鲁国能够秉承周礼，以影响和教化原来殷商之地，这种历史背景就决定了鲁地与礼文化的渊源关系，鲁国也成为周代礼乐保存最完整的国家，诸侯至鲁，“于是观礼” （《左传·襄公十年》）。虽然后世周礼和鲁礼经历了“礼崩乐坏”，但是崇礼、明礼、“服于有礼”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的思想却在齐鲁大地生根发芽，深入人心。于慎行便是在这样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礼学大家。
于慎行广泛搜集各朝各代典制礼仪，深入考证，对比优劣，最终在礼学领域成为学识渊博的集大成者，形成了一整套典制礼仪思想和知识体系，因此他在当时享有崇高的威望，在礼学方面成为不可动摇的权威，从而官至礼部尚书，“诸大礼多所裁定”，而满朝文武“皆服其知礼”。他的礼学体系涉及殿见、官品、爵位、谥号、礼乐、后宫、嫁娶、奏议、选官、轿马、官服、赏赐、称谓，等等。在封建社会，“礼”是维护秩序的重要保证，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极为看重礼的作用，对礼的尊崇和谨奉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很多人甚至以通礼而仕，以精于礼而为馆阁重臣。从某种意义上说，于慎行等博学多识的封建士大夫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内容得以传承延续下去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也正是从这种角度上说，对他们做研究还是必要的。
于慎行虔诚地遵守朝廷礼数，严谨地考究和奉行各种礼法制度，他是礼的最忠实的守护者和捍卫者。对待礼数他一丝不苟：“国家典章制度掌故，所守不肯深考参稽，多所谬误。”对待这些谬误，他做了多方考证，终于找出了出错的原因，这才罢休。对待礼数他十分谨严，谈到当朝实行的朝见次序时说：“此迁就之方，非正礼也。”当他见到所守护的礼数受到其他因素干扰的时候，他满怀悲伤和遗憾：“若大臣不爱官爵，即自重不为抗，台谏不畏强，即守礼不畏诎。奈何其不然也？”他忠实地守护着朝廷的礼法，不容许任何人破坏，当朝权臣张居正想以“夺情”为借口，抓权不放，不回家为父亲守丧，于慎行也要“偕同官具疏谏”；就算是皇帝家里祭祀的袝祧之礼不当，他也要站出来说“非礼”！正是有这样一种捍卫礼数的思想，他才会在社会上有违反礼数行为存在的时候表现出真切的惆怅和深深的失望，他批判“今世风俗大坏，人心不古”，他无奈地哀叹：“人心世道，此足观矣” 。于慎行对礼数的这种情结，颇类于孔子感慨礼崩乐坏之春秋时期“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呼喊，相信这种哀叹和呼喊绝不是无病呻吟或者虚张声势，而是一位礼数捍卫者面对残酷现实而发出的痛彻心扉的失望和痛苦。严格按照礼数所规定和允许的范畴看问题办事情，也让于慎行等封建官僚显得保守呆板，不会变通，往往会在改革来临的时候站在其对立面，这是一种局限。但是这些能够以礼数为标准，抨击和限制违法乱纪的行为，无疑又是有积极意义的。
于慎行以学者的眼光和思维，把典章礼仪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考证，并考察各个朝代典章礼仪的发展演变，挖掘整理了一系列典章制度，还在各种典章制度之间进行比较，这种对典章礼仪的深入研究大大加深了当时人们对典章礼仪的理解。可以说，这是于慎行作为礼学大家的一项重要贡献。在他的《谷山笔尘》当中，很多关于礼数典制的章节都会提到“汉制”、“唐制”、“宋制”等等，并且与当朝制度进行对比，找出优缺点。他有尊古的思想，注意吸取古代礼制中的优点：讲到有关后宫嫔妃和“动戚大臣”的时候，他认为“祖宗礼法之善，此其一云”；讲到诏敕书画等的制度之时，他认为“宋之制为尽善也”；讲到致仕朝参的礼仪时，他则认为唐代制度“甚雅” 。他在以朝廷礼部官员的身份尊礼的同时，也在以学者的眼光查考各代制度，把国家典章制度掌故“多所谬误”之处考究出来，正是这种学者的眼光才使得于慎行卓然与其他封建官僚有所不同了。在多方考据、学习借鉴的同时，他为明代礼仪制度的完备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一点连他自己都非常自豪。关于明代殿见制度，他宣称“较之唐制善矣。”提到封谥制度时他说：“此唐、宋所不及也。” 讲到封赠父母之礼时，他说“教孝之典，可谓大备矣。”
于慎行在礼学上影响如此之大，不仅在于他重视“礼仪”、“礼俗”，还在于他重视“礼义”。在齐鲁传统文化当中的“礼”，既包括礼仪、礼俗这些形式和外在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还有“礼义”这层内涵；礼仪、礼俗是具体的礼节、做法，礼义才是更深刻的意义，礼仪、礼俗本服从于礼义，但是在礼的发展过程中，各朝各代都存在着“礼存其仪而失其义”的现象，礼乐之“义”丧失而“仪”却日渐繁缛。这也恰好应验了《礼记·礼运》里的那种担忧：“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然而在日益追求繁琐礼节的社会环境下，于慎行却表现出了别样的开明，对某些无关紧要的礼节不做斤斤计较，却对正在逐渐被人们所遗忘的礼之“义”念念不忘：在谥号庙号制度当中，存在着以字数多为尊的现象，甚至“本朝庙号多至十六字” ，于慎行对此不以为然：“尊养之至，亦岂在弥文繁称哉？”看得出，他并不一定在乎“弥文繁称”，却一定要求“尊养之至”，这也正体现了于慎行重礼之“义”的一面。
心系朝廷“有志于道”
以道自任的精神在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的思想中表现得非常强烈，孔子讲“志于道”，他把“道”比作迈向理想人生的大门，他认为追求“道”的实现，不仅高于生存的价值：“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甚至高于生命的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后来的孟子也高呼：“士穷不失义，士达不失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齐国的稷下先生们的百家争鸣，则体现了士“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战国策·齐策》）的品格。后来这种对“道”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成为士人们对理想精神和操守的追求，并且常常与忠君爱国结合起来，成为他们忠贞不渝的信念，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有杀身以成仁”。而在士人们前仆后继地卫道、殉道的过程中，“道”也已经超越了原有的狭隘内涵，成为一种精神和信仰的代名词。
于慎行是个传统士人，他也“志于道”，以江山社稷的昌隆兴衰为重，以为朝廷负责为己任。在他不被朝廷和同僚理解的时候，他“尝自叹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但抱怨过后，仍然义无反顾地说道：“尽吾心而已，何所不可洒也？”对国家朝廷的一片赤诚忠心，也便是士人对“道”的虔诚守护。在古代的官僚队伍当中有两种人，一是知识分子，一是政客。知识分子与政客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知识分子“志于道”，而政客志于官、志于权。毫无疑问，于慎行属于后者。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将“道”看作比生命都重要的东西，拼尽全力去守护，其实就是在守候一种理想，捍卫一种尊严，担当一种责任，这也正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和最让人钦佩之处。然而，正因为知识分子对于“道”的绝对信仰和忠诚捍卫，却也常常触犯权势，也因为知识分子对于信仰的坚持和不可妥协，在历史上出现了一幕幕悲剧：孔融放言直谏被曹操杀头正法，嵇康钢肠嫉恶、锋芒毕露，也遭杀身之祸；……于慎行也有志于“道”，也因为对“道”的追求和捍卫而每每遭受打击，使得他仕途坎坷，造成了他虽对朝廷社稷忠心耿耿却被朝廷长期抛弃的悲剧。
在于慎行看来，对朝廷社稷的负责便是对“道”的坚守。在立储一事上，于慎行的表现便是“志于道”的绝好体现。神宗皇帝于万历10年得皇长子常洛，此后相继有常洵、常治、常浩、常润等皇子，及至万历18年仍未立太子，朝野内外议论纷纷，神宗皇帝深厌苦之，此时于慎行却“不识时务”地五次三番上疏立太子，不惜丢官夺俸。《明史》这样记载：“十八年正月，疏请早建东宫，出阁讲读。及冬，又请。帝怒，再严旨诘责。慎行不为慑，明日复言：‘册立臣部执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速决大计，放归田里。’帝益不悦，责以要君疑上，淆乱国本，乃僚属皆夺俸。”就这样，于慎行为了坚持这种责任，拼死相谏，最终也落得个削官夺俸。如果说于慎行在其位时上疏求建东宫还是在职责之内的话，那么他归于田里之后仍然牵挂国事，就更能说明他对这种责任和“道”的坚守之虔诚了。万历29年，神宗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号光宗，慎行闻讯即赋《恭闻东宫礼成志喜》，表达了他由衷的高兴和欣慰。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杜甫的名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发自肺腑，一样的“志于道”。而于慎行以如此巨大代价所捍卫的“道”，也早已经超出了立储一事的范畴，变成了一种信仰和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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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整理：于瑞国，感谢原作者，如有错漏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