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重民而抑君之道
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子，因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而使齐国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他的治国理念也被稷下道家所推尊，并托其名而写成《管子》一书。
这位卓越的政治家首先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孔子说齐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主持盟会，不用武力就制止了战争，都依靠管仲之力。孔子甚至赞美管仲是“仁”德的典范。
但同为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却对管子“重利轻义”的富国之路极为不屑。有一次，孟子的学生公孙丑将孟子与管仲相提并论，孟子大为火光：“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尽管在义利问题上，孟子不同意管子，但在对待人民和君主的态度上，孟子却与管子有共同语言。在《管子》的思想中，有三个比较明显的重民抑君倾向。
一、君主要顺应民心，不可以罔顾民意
“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
意思是人民厌恶忧愁劳累，我就让他们安逸快乐。人民厌恶贫穷下贱，我就让他们富贵。人民厌恶危险，我让他们平安。人民厌恶灭绝，我让他们人丁兴旺。能够使百姓得到安乐的人，百姓必然愿为他忧劳；能够使百姓求得富贵的人，百姓就愿意为其忍受贫贱；能够保全百姓生活安稳的人，百姓也愿意为其担当危难；能够保证百姓生养繁育的人，百姓也就不惜为其牺牲性命。
在此篇中，管子明确君主尊重民意，否则就会导致“近者叛之”。这与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相通的。孟子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表达了同样的诉求。
二、君王应诚心待民，不可以随心所欲
“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
这里的“重”是“慎重”的意思。要治理天下，必须珍惜国力，慎用本国之民；想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慎重保存国内民众的财力物力；想要治理好民众，不敢轻易动用民力不使之虚耗殆尽。管子认为君主只有真正从内心行德，才可以收获较为有效的治国办法，这就叫做“唯夜行者独有”。而君主尤其要避免的，就是对民众假情假意，佯装和善，这就好似乌鸦之间所有的交情一般，只是“虽善不亲”。
孟子也认为君主要遵守规矩，不能过分欲求：“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君主虽为一国之主，却不要将它当成资本，任性妄为，必须学会自我克制，孟子的言辞较于管子更加严厉。
三、君主应谦虚谨慎，不可以居功自傲
“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管子认为，治国理政、为民服务是君主的本分。那些有了功绩就自得自满的君主，好比“自媒之女，丑而不信”，相当于自己做媒的女子不光彩，不会得到好名声。
在这一点上，孟子更为激进。孟子认为，君王必须行“仁政”，没有王道的国君不会长久，甚至会为自己的悲惨未来埋下伏笔。
管子在政治上的成功，与他的政治主张是分不开的。他虽然重民抑君，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因而获得了成功。对比起来，孟子推崇民贵君轻，意思相差不大，却屡遭挫折，二人在政治实践上的实际效果相差太多。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