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假期期间，看了两个版本的《7号房的礼物》，一个是韩国版的，一个是土耳其版的。韩国版本2013年上映，由李焕庆导演，柳承龙、葛素媛，郑进永，朴信惠等主演。土耳其版本根据韩国版本改编，2019年上映。
在看这两部电影的时候，我想起了那部由奥斯卡影帝肖恩潘主演的电影《我是山姆》，一个关于智障爸爸和聪明伶俐的女儿之间的故事，催人泪下。
《7号房的礼物》两个版本都是以女儿的视角以倒叙的方式进行的。都是以一起因为一个女孩背的包包引起的冤案为基本故事内核，结合各自的文化进行的演绎。影片聚焦的不是智障爸爸是否享有抚养女儿权力的问题，而是关于这个弱势群体能否享受到社会公正的问题。
一个智障的爸爸卷入一个小女孩的死亡案件，最终被捉拿投入监狱，判处死刑。在监狱的七号房监室里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让这个充满着罪恶的监狱也闪耀着人性的圣洁之光，更让社会弊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韩国版本注重东方人情，以情动人，戏剧冲突性强，悲剧的收场，却有一丝喜剧效果，更加触动社会关注。
影片没有对智障爸爸李龙九的自身做过多的解释和铺垫，为什么智障，他的家庭，老婆哪儿去了，靠什么养活女儿？等等。这是一个爱女儿的爸爸，为了给女儿买一个喜欢了很久的美少女书包，涉嫌强奸杀害了警察局长的女儿，在屈打成招下认罪，关进监狱，等待判刑。
故事的完整链条围绕着李龙九的善良和女儿艺胜的聪明和可爱展开。小女孩在里面的戏份较重。影片对7号房的狱友们的故事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李龙九舍身替身为黑帮老大的狱友挡了一刀，并在监狱大火时冲入火场救了保安科长等举动，让狱友们认定这个大脑只有豆粒大的人不可能犯下如此重罪，从而在教会、学校老师、7号房的狱友们之间，甚至在管理监狱的保安科长之间搭建起了同情、帮助智障爸爸和女儿李艺胜伸冤的链条。狱友们甚至制作了一个庞大的热气球想帮助父女两个逃出监狱争取自由，但是没有成功。
故事的结局是悲剧性的收场，伸冤的过程，被警察所操纵，法庭判决的公正性大打折扣，智障爸爸被执行了枪决。
若干年后，女儿艺胜长大了，在她和养父，也就是监狱保安科长，还有昔日爸爸狱友们的不懈努力下，冤案得到了纠正，还了爸爸的清白。
土耳其版本注重逻辑和理性，故事情节平稳，悲喜交加的结局，符合人们对团圆的渴望，留下更多的企盼。
故事是从智障爸爸麦莫斯开始的，他去接女儿欧娃时，同学们就开始嘲笑他是傻子。傻子有一个奶奶，他们生活在一个有山有水的海滩边，靠放羊过活，日子清贫。
转折点也是因为要给女儿买一个海蒂背包，结果，这个包包被军队司令的女儿买去了。智障爸爸被卷入杀害司令女儿的案子中，从而被收监来到7号房监狱。
与韩国版本相比，影片隐去了所谓的强奸罪行，所以，7号房的狱友们除了最开始的欺生外，相对而言对智障爸爸的歧视并没有那么强烈。智障爸爸麦莫斯的善良和替狱友挡刀等情节一如韩国版本，狱友们愿意帮助他，他们帮助父女在监狱7号房偷偷见面。
听到欧娃说看到一个逃跑的士兵目睹了司令女孩掉下悬崖的过程，他们在监狱管理者的支持下，设法把士兵找来作为人证，试图帮助麦莫斯洗清冤案。但是，残忍的司令枪杀了证人，麦莫斯的奶奶焦急中死去，麦莫斯也被判处死刑，将在12月23日执行死刑。
同在7号房的一个曾对自己女儿犯有过失导致女儿死亡的爸爸，受到良心的召唤，最终毅然代替麦莫斯接受绞刑，为麦莫斯赢得了逃出监狱、与女儿团聚的机会。
故事的结局悲喜交加。有人被绞刑，有人逃出而生。直到最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取消了死刑，而那个代替麦莫斯被绞死的父亲就是最后一例死刑犯。
可能是同为东方文化背景的缘故，加上韩国版的小女孩在里面的戏份更多，作用更大，7号房监狱的狱友们的形象更饱满，更富有戏剧性，所以，我更偏爱韩国版本。
无论那个版本，无论怎样的结局，其实，影片都促使我们思考：
人性错综复杂。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往往并不是只有一张面孔，而是有着多张面孔，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境遇条件下，以不同的面孔展现在世人的面前。高高在上者不一定时刻掌握着道德的制高点，匍匐在下者，也并不只有阿谀奉承的份，也有自我的尊严。如同影片中所讲的，七号房监狱，是一个人渣泛滥之地，但是，这里依然有人性的燧石，在引入一个火种后就可以闪光。在这部影片中，这个火种恰恰就是那个智障的爸爸和他的女儿。
社会呼唤公正。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依据社会地位、社会财富、社会声望等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阶层，或者更通俗一些，是社会的不同群体。马太效应、社会达尔文主义，往往导致弱势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条件更容易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但是，高下相互依赖，贫富相互交织，强弱相互依存。社会应该注重保护弱者，让他们享受社会的公平，只有如此，人类才能够和谐共处。
正因为如此，我更喜欢韩国版本，弱势群体得到社会的关注，推动制度建设走向法治轨道，而不是靠某个人的良心发现成全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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