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假期期間，看了兩個版本的《7号房的禮物》，一個是南韓版的，一個是土耳其版的。南韓版本2013年上映，由李煥慶導演，柳承龍、葛素媛，鄭進永，樸信惠等主演。土耳其版本根據南韓版本改編，2019年上映。
在看這兩部電影的時候，我想起了那部由奧斯卡影帝肖恩潘主演的電影《我是山姆》，一個關于智障爸爸和聰明伶俐的女兒之間的故事，催人淚下。
《7号房的禮物》兩個版本都是以女兒的視角以倒叙的方式進行的。都是以一起因為一個女孩背的包包引起的冤案為基本故事核心，結合各自的文化進行的演繹。影片聚焦的不是智障爸爸是否享有撫養女兒權力的問題，而是關于這個弱勢群體能否享受到社會公正的問題。
一個智障的爸爸卷入一個小女孩的死亡案件，最終被捉拿投入監獄，判處死刑。在監獄的七号房監室裡發生了一系列的故事，讓這個充滿着罪惡的監獄也閃耀着人性的聖潔之光，更讓社會弊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南韓版本注重東方人情，以情動人，戲劇沖突性強，悲劇的收場，卻有一絲喜劇效果，更加觸動社會關注。
影片沒有對智障爸爸李龍九的自身做過多的解釋和鋪墊，為什麼智障，他的家庭，老婆哪兒去了，靠什麼養活女兒？等等。這是一個愛女兒的爸爸，為了給女兒買一個喜歡了很久的美少女書包，涉嫌強奸殺害了警察局長的女兒，在屈打成招下認罪，關進監獄，等待判刑。
故事的完整鍊條圍繞着李龍九的善良和女兒藝勝的聰明和可愛展開。小女孩在裡面的戲份較重。影片對7号房的獄友們的故事進行了深入的挖掘，李龍九舍身替身為黑幫老大的獄友擋了一刀，并在監獄大火時沖入火場救了保安科長等舉動，讓獄友們認定這個大腦隻有豆粒大的人不可能犯下如此重罪，進而在教會、學校老師、7号房的獄友們之間，甚至在管理監獄的保安科長之間搭建起了同情、幫助智障爸爸和女兒李藝勝伸冤的鍊條。獄友們甚至制作了一個龐大的熱氣球想幫助父女兩個逃出監獄争取自由，但是沒有成功。
故事的結局是悲劇性的收場，伸冤的過程，被警察所操縱，法庭判決的公正性大打折扣，智障爸爸被執行了槍決。
若幹年後，女兒藝勝長大了，在她和養父，也就是監獄保安科長，還有昔日爸爸獄友們的不懈努力下，冤案得到了糾正，還了爸爸的清白。
土耳其版本注重邏輯和理性，故事情節平穩，悲喜交加的結局，符合人們對團圓的渴望，留下更多的企盼。
故事是從智障爸爸麥莫斯開始的，他去接女兒歐娃時，同學們就開始嘲笑他是傻子。傻子有一個奶奶，他們生活在一個有山有水的海灘邊，靠放羊過活，日子清貧。
轉折點也是因為要給女兒買一個海蒂背包，結果，這個包包被軍隊司令的女兒買去了。智障爸爸被卷入殺害司令女兒的案子中，進而被收監來到7号房監獄。
與南韓版本相比，影片隐去了所謂的強奸罪行，是以，7号房的獄友們除了最開始的欺生外，相對而言對智障爸爸的歧視并沒有那麼強烈。智障爸爸麥莫斯的善良和替獄友擋刀等情節一如南韓版本，獄友們願意幫助他，他們幫助父女在監獄7号房偷偷見面。
聽到歐娃說看到一個逃跑的士兵目睹了司令女孩掉下懸崖的過程，他們在監獄管理者的支援下，設法把士兵找來作為人證，試圖幫助麥莫斯洗清冤案。但是，殘忍的司令槍殺了證人，麥莫斯的奶奶焦急中死去，麥莫斯也被判處死刑，将在12月23日執行死刑。
同在7号房的一個曾對自己女兒犯有過失導緻女兒死亡的爸爸，受到良心的召喚，最終毅然代替麥莫斯接受絞刑，為麥莫斯赢得了逃出監獄、與女兒團聚的機會。
故事的結局悲喜交加。有人被絞刑，有人逃出而生。直到最終土耳其大國民議會取消了死刑，而那個代替麥莫斯被絞死的父親就是最後一例死刑犯。
可能是同為東方文化背景的緣故，加上南韓版的小女孩在裡面的戲份更多，作用更大，7号房監獄的獄友們的形象更飽滿，更富有戲劇性，是以，我更偏愛南韓版本。
無論那個版本，無論怎樣的結局，其實，影片都促使我們思考：
人性錯綜複雜。生活在社會中的人，往往并不是隻有一張面孔，而是有着多張面孔，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不同的境遇條件下，以不同的面孔展現在世人的面前。高高在上者不一定時刻掌握着道德的制高點，匍匐在下者，也并不隻有阿谀奉承的份，也有自我的尊嚴。如同影片中所講的，七号房監獄，是一個人渣泛濫之地，但是，這裡依然有人性的燧石，在引入一個火種後就可以閃光。在這部影片中，這個火種恰恰就是那個智障的爸爸和他的女兒。
社會呼喚公正。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依據社會地位、社會财富、社會聲望等不同的标準分為不同的階層，或者更通俗一些，是社會的不同群體。馬太效應、社會達爾文主義，往往導緻弱勢群體的生活空間和生活條件更容易受到社會變化的影響。但是，高下互相依賴，貧富互相交織，強弱互相依存。社會應該注重保護弱者，讓他們享受社會的公平，隻有如此，人類才能夠和諧共處。
正因為如此，我更喜歡南韓版本，弱勢群體得到社會的關注，推動制度建設走向法治軌道，而不是靠某個人的良心發現成全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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