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国庆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辽史、古代东北地方史研究。已出版专著《辽代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史研究》等国家及地方核心学术期（报）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研究成果获辽宁省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专著）一等奖。
内容提要：有辽一代，各民族世家大族间联姻通婚频繁而常见。若联姻与政治挂钩，便生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政治生态。诸如，契丹耶律、萧两姓联姻通婚，即产生了利弊互见的皇族与后族联合执政现象；汉人韩氏与契丹萧氏联姻通婚，便在民族同化的基础上致使王朝统治实力大大扩增；汉人世家大族间联姻通婚，即促成了汉官集团的族群性延续与相对稳固，等等。两百多年间，契丹辽朝既在这种生态环境中发展壮大，最终，也从这一生态环境里走向了衰亡。
关键词：契丹；辽朝；世家大族；联姻；政治生态
世家大族联姻是中国古代诸王朝政治婚姻的一种常态，契丹辽朝亦不例外。因此，研究历朝历代世家大族间的联姻，亦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既然把世家大族间的联姻定义为政治婚姻，那么，其对王朝政治的影响亦不可小视。尽管中国古代各王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世家大族间的联姻现象，但受王朝内部诸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不同王朝世家大族联姻的现象与程度，联姻者之间的关系与性状，特别是世家大族联姻背景下衍生的王朝政治生态，又是异彩纷呈，各具特色。辽朝是公元10－12世纪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以契丹贵族为主，联合汉、渤海、奚等上层组建的封建政权。有辽一代二百余年，每一民族世家大族之间以及不同民族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姻异常频繁，或呈常态，已成规制；或较随意，各具缘由，彰显出不同于中原汉族王朝世家大族联姻之特色。此前，辽史学界对辽朝婚姻制度及世家大族间联姻等问题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但他们或是对某一民族中某些世家大族的婚姻制度进行研究，或对不同民族间某两个特定家族间的联姻通婚现象予以探讨，似乎少了些对辽朝上层社会世家大族联姻通婚状况的全面、系统之勾勒，或鲜见对世家大族联姻背景下衍生的王朝政治生态的探讨。笔者不揣浅陋，拟在学界朋友研究的基础上，就辽朝同一民族内部世家大族之间及不同民族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姻状况，以及联姻通婚后衍生的辽朝政治生态及其利弊影响等做些研究，错谬之处，祈望方家教正。
一、耶律、萧两姓通婚：皇族与后族联合执政的利弊呈现
辽代的契丹人分为耶律姓和萧姓两大部分，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均严格执行两姓互为嫁娶的婚姻制度，即耶律姓的男子必娶萧姓女子为妻，耶律姓的女子必嫁萧姓男子为夫。正如《辽史·后妃传》所云：“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
辽朝的皇帝为耶律姓，所以，皇帝们所纳之皇后基本上都是萧姓女子。这样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辽朝的耶律姓皇族和萧姓后族。并且，为了维护这种传统的政治结构，辽朝的契丹统治者便用法律的形式来约束和保障耶律姓皇族和萧姓后族的通婚特权。如《契丹国志·族姓原始》即载：“番（契丹）法，王族（耶律姓皇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或诸部族彼此相婚嫁，不拘此限。故北番惟耶律、萧氏二姓也。”根据《辽史·后妃传》所记，辽朝九帝，除辽世宗耶律阮先纳汉族女子甄氏为皇后，不久便废黜，再纳萧撒葛只为后外，其余八帝均纳萧氏女子为皇后。同样，据《辽史·公主表》记载，辽代的耶律姓皇室公主下嫁的驸马都尉大多为萧姓后族男子（有个别嫁与奚、渤海及汉族贵族男子者）。
除了文献记载的契丹耶律姓皇帝和萧姓皇后、耶律姓公主和萧姓驸马都尉世代互婚外，见诸出土辽代石刻文字的其他契丹官贵家庭，也都比较严格地执行耶律姓与萧姓之间的互婚制度。比如，皇族耶律姓男子娶妻，首选便是后族萧姓女子。如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的《耶律弘世妻秦越国妃墓志》即载：“妃姓萧氏，世出兰陵。……清宁六禩，皇上以同气之爱，求宜家之媛，诏外戚良家女数十人，促赴行在所。时宗天皇太后阅视，妃首预选纳。嗣岁春，始封秦国妃。”所谓“外戚”，指的就是萧姓后族。石刻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的《耶律元妻晋国夫人萧氏墓志》亦云：“夫人族姓萧氏，父讳（萧）谐里，赠魏王。母齐国太妃。……适故南面行营都统、燕京留守、于越、宋国王长子，故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师、西北路右神武卫上将军耶律元。自结懿姻，益隆茂眷。”天祚帝乾统八年（1108）的《耶律弘益妻萧氏墓志》亦载：“夫人萧氏，名弥勒女。……太和宫使耶律弘益，婚侣道契，嫁述之礼通，凤鸾翕尔以和鸣，丝萝崛龙而缔结。”等。同样，皇族耶律姓女子大多要嫁给后族萧姓男子为妻。如辽道宗大安十年（1094）的《耶律庆嗣墓志》即载：耶律庆嗣有妹三人，“长曰（耶律）兀欲娘子，适大长公主孙（萧）普达；次曰（耶律）迪辇夫人，适故尚父、奚王萧福善男、右祗侯郎君详稳（萧）忠信；次曰（耶律）乙信娘子，适故大长公主孙萧特末。”耶律庆嗣之女名耶律劬辇娘子，“适大国舅、故兰陵郡王孙萧查剌。”等。
有些石刻文字资料还真实地记录了某些契丹家族几代人的两姓通婚，颇具代表性。如辽兴宗重熙十四年（1045）的《秦国太妃墓志》即记载秦国太妃耶律氏家族数代人与萧氏两姓通婚之情况：“太祖圣元皇帝同母弟、守太师、兼中书令、赠许国王讳（耶律）亚思，夫人兰陵萧氏，曾王父母也。大内惕隐讳（耶律）旻隐，夫人兰陵萧氏，王父母也。赠中书令讳（耶律）陶宁，夫人兰陵萧氏，烈考妣也。”秦国太妃耶律氏亦嫁萧姓男子，夫名萧谐领。夫妇二人生有四女，亦均嫁耶律姓男子为妻。“长适故上京留守、兼侍中、漆水郡王耶律宁，封秦国夫人。……次适西南面都招讨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耶律忠，封兰陵郡夫人。次适故林牙、兵部尚书耶律延宁，封晋国夫人。”
有辽一代，不论是契丹耶律姓男子，还是萧姓男子，他们丧偶再娶，新妻不仅与故妻同姓，不少还是姊妹关系。如辽道宗大安六年（1090）的《萧袍鲁墓志》即云：北宰相萧袍鲁，“夫人耶律氏，横帐故前节度使（耶律）曷芦不女，早亡。次娶耶律氏，北大王帐故静江军节度使（耶律）陈家奴女，以为继室，亦早亡。续娶次夫人妹，以待巾栉。”可见萧袍鲁的第二任、第三任妻子即是姊妹关系。
辽朝耶律姓皇族与萧姓后族的世代通婚之结果，便是通过血缘融汇的方式，在政治上使两姓糅合为一体，形成了长期而稳定的皇族与后族联合执政之局面。这在历史文献及石刻文字中都均明确记载。如《辽史·卓行传》即云：“辽之共国任事，耶律、萧二族而已。”《辽史·外戚表》亦云：“辽史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相为唇齿，以翰邦家，是或一道”。辽圣宗太平九年（1029）的《萧仅墓志》亦有“耶律世保承祧之业，箫（萧）氏家传内助之风”说法。所谓“承祧”，指的就是辽朝皇位由耶律氏世代传承，而后族萧氏则肩负着助保皇权稳固之重任。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圣宗仁德皇后哀册》的作者在评价仁德皇后时也说：“后德中助，帝功大成。”天祚帝乾统元年（1101）《道宗宣懿皇后哀册》的作者亦言宣懿皇后“赞助大化，启迪内职”，等等，都是时人对萧氏后族辅助耶律氏皇族，二姓联合执政的赞颂之辞。
当然，辽朝通过契丹耶律氏皇族与萧氏后族世代通婚而形成的联合执政也不都是值得称赞的。换言之，皇族与后族联合执政有利亦有弊，若后族成员合理辅政，皇族与后族结成强大的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执政联盟，对巩固辽朝封建政权，推动社会发展，即十分有利。而一旦有后族成员强行干政，后果便是祸起萧墙，内斗升级，辽王朝便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先说“利”的一面。也就是以皇（太）后为核心的后族合理辅政，使皇权得以稳固，社会得以进步。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后妃助帝征战，御敌平叛，开疆拓土，致使契丹辽国走向强盛。在这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有两位皇（太）后，一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妻子应天皇后述律平，在契丹建国前后，她跟随阿保机南征北战，平诸弟之乱，灭渤海国，固本拓疆，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位是辽圣宗的母亲承天太后萧燕燕。北宋立国后不久，便多次出兵北伐，意欲收复石晋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失地。圣宗年少即位，契丹军队南下御敌，承天太后便多次亲临前线，运筹帷幄，最终迫使北宋与之达成澶渊停战协议，化干戈为玉帛，为契丹辽朝发展与强大，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诚如《契丹国志》所云：“统和年间，举国南征，（承天）后亲跨马行阵，与幼帝提兵初趣威虏军、顺安军，东趣保州。又与幼帝及统军顺国王挞览合势以攻定州，余众直抵深、祈以东。又从阳城淀缘胡卢河踰关，南抵瀛洲城下，兵势甚盛，后与幼帝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雨。复自瀛洲抵贝、冀、天雄，南宋惶遽，驾亲幸澶渊，然后为谋主，至遣王继忠通好，及所得岁币，亦后之谋也。”元朝史官对辽代后妃的军事才能评价颇高：“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当然，还不仅仅是萧姓后妃，在辽代的诸多次对外御敌或平叛战争中，后族出身的诸多军帅与将领，也都立下了赫赫战功。著名的即有萧敌鲁、萧室鲁、萧阿古只、萧翰、萧思温、萧挞凛、萧孝穆，等等。
二是皇位暂缺或即位皇帝年少，或在位皇帝体弱多病，或皇帝离宫御驾亲征等，每每至此，皇后或皇太后均要垂帘摄政或临朝执政，最终或使皇权平稳交接，或使朝政机器正常运转。如天显元年（926）七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国后，在班师途中猝死扶余城，当时皇太子耶律倍正留在新建立的东丹国主政，大元帅耶律德光正忙于带兵镇压渤海遗民的反辽叛乱。在此皇位暂时空缺的特殊情况下，述律平作为已故皇帝的妻子和皇后，毅然决然地担负起了临时主持朝政的重任。史载，“太祖崩，后称制，摄军国事。”辽太宗耶律德光即位后，亦经常率军南征离开本土，每至此，朝政便由其母述律太后暂时代理。如，“太宗南入大梁，述律后专秉国事”。协助生病的丈夫处理朝政的是景宗皇后萧燕燕。萧燕燕本名萧绰，小字燕燕，是北府宰相萧思温的女儿，嫁与景宗耶律贤为贵妃，并很快被册封为皇后，即景宗睿智皇后。萧燕燕作为妻子和皇后，在替生病的丈夫——景宗皇帝处理朝政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一位女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和精明干练。史载，景宗“自幼得疾，沉疴连年”。即位后，“婴风疾，多不视朝”。诸多政事，景宗只是“点头”，具体操作完全交给了睿智皇后。“燕燕皇后以女主临朝，国事一决于其手。大诛伐、大征讨，番汉诸臣集众共议，皇后裁决，报之知帝而已”。《辽史•景宗纪》即云：保宁八年（976）二月，景宗皇帝曾“谕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即‘予’，著为定式”。景宗死后，十二岁的耶律隆绪即位，是为辽圣宗。圣宗年幼，便理所当然地由其母承天太后（即景宗睿智皇后萧燕燕）临朝摄政。《辽史•圣宗纪》即载：乾亨四年（982）九月，“皇后奉遗诏摄政，诏谕诸道”。统和元年（983）七月，“皇太后听政”。《契丹国志》亦云：统和二十七年（1009），承天太后“归政于帝，未逾月而崩。临朝二十七年。”承天太后临朝称制时间虽久，但她却用自己作为一代女政治家的聪明才智，为辽朝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深为当时与后世人所称颂。
再说“弊”的一面。也就是以皇（太）后为核心的后族强行干政，最终致皇权不稳，政争激烈，对辽朝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了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也有两个方面：
一是以己之见干涉皇位继承——以述律太后为例。
契丹族早期的原始汗位“世选制”对辽代前期的皇位继承影响很大，这也为皇太后干预皇位继承人的选拟提供了先决条件。比如，太祖皇后述律平，即曾在“世选”遗风的影响下，干预过太宗、世宗两任皇帝的选立。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生前即已确立了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太祖死后，在述律太后的干预下，却另立了次子耶律德光为新君。《契丹国志》载：“太宗讳德光，太祖第二子也。其母述律氏。……太祖崩于夫余，后欲立之，至西楼，命帝与突欲（耶律倍）俱乘马立帐前，谓诸酋长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酋长知其意，争执德光辔。后曰：‘众之所欲，吾安敢违。’遂立为天皇王，称帝，即位。”述律太后借用契丹之传统，改立了自己喜欢的次子为新君，并使之从表面看上去合理又合法。耶律德光即位后，原皇太子耶律倍遭受排挤和打压，最终含恨渡海，客死他乡。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死于灭晋归国途中，众将领出于多种考虑，推选了随行的耶律倍之子、永康王耶律阮为新皇帝，即辽世宗。可是，身在上京的述律太后却想立自己的小儿子耶律李胡为皇帝。当她听说众将领已立耶律阮为新君，非常气愤，“遣李胡将兵击之”。双方对垒于潢河两岸，一场内战即将爆发。最后，在大臣耶律屋质的调解下，才化解了危机，述律太后与耶律阮达成了和解，避免了一场皇族内部的骨肉相残。
二是夫亡就残害异己，摄政则任人唯亲，不满即阴谋废立——以钦哀皇后为例。
圣宗钦哀皇后是兴宗皇帝的生母，“圣宗崩，令冯家奴等诬仁德皇后与萧浞卜、萧匹敌等谋乱，徙上京，害之。自立为皇太后，摄政”。钦哀皇后家族与仁德皇后家族同为辽代中期萧氏后族中的两大家族。圣宗驾崩，兴宗即位，身为皇帝母亲的钦哀太后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便对后族的另一家族举起了屠刀，不仅残害了仁德皇后，而且还株连了仁德皇后的家人，包括仁德皇后的兄弟、北府宰相萧浞卜（又名萧绰布），仁德皇后的堂兄弟、国舅萧匹敌（又名萧绍宗）等多人被处死，家属被籍没。
钦哀太后在圣宗驾崩及兴宗即位后亦曾仿效其婆母承天太后的临朝听政模式，但她的所作所为，却无法同承天太后相媲美。《辽史•兴宗纪》载：“皇太后听政，帝（兴宗）不亲庶务，群臣表请，不从。”。在钦哀太后听政的三年里，她任人唯亲，专权滥杀，影响极坏。《契丹国志》即云：“后残忍阴毒，居丧未及一年，先朝所行法度变更殆尽。……毛克和等四十人，后家奴隶，咸无劳绩，皆授防、团、节度使；至于出入宫掖，诋慢朝臣，卖官鬻爵，残害番汉。……淫虐肆行，刑政弛紊，南北面番汉公事率其兄弟掌握之。凡所呈奏，弟兄聚议，各个弄权，朝臣朋党，每事必知。”
钦哀太后不仅干政，而且对已经成年的儿子——兴宗皇帝亦严加控制与监视，皇权之威严已丧失殆尽。兴宗皇帝曾无奈地哀叹：“我贵为天子，而与囚同答状耶？”至此，随着钦哀系萧氏后族势力的迅速上升，与耶律氏皇族的矛盾开始激化。于是，钦哀太后便有了要废黜兴宗而另立少子重元（宗元）为帝的谋议。《辽史·后妃传》即云：钦哀“后阴召诸弟议，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所谋白帝”。毫无疑问，钦哀太后阴谋废立皇帝之事应该是得到了其家族成员的赞同的。但由于重元的告发，钦哀太后及其家族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辽史·萧孝先传》载：重熙“三年，太后与孝先谋废立事，帝知之，勒卫兵出宫，召孝先至，谕以废太后意。孝先震慑不能对。迁太后于庆州。”钦哀太后干政的时间虽短，但后果却很严重。《契丹国志》即云：“太后临朝凡四年，兴宗方幽而废之，契丹已困矣”。
世间的任何事情都会有利、弊两个方面。元代史官在对辽朝耶律氏皇族与萧氏后族联合执政的利、弊进行分析时即云：“辽之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戚不使，岂不以为帝王久长万世之计哉。及夫肆叛逆，致乱亡，皆是人也。有国家者，可不深戒乎！”的确值得深思！
二、汉人韩氏与契丹萧氏联姻：民族同化基础上的统治实力扩增
辽代汉族韩姓世家大族有两个，一是安次（今河北廊房）韩延徽家族，一是玉田（今河北玉田）韩知古家族。本节所论之“韩氏”是指后者。韩知古家族与辽朝的兴衰存亡相始终。韩知古本是契丹建国前被契丹军队俘掠北上的中原汉人，时仅六岁即为述律氏家奴。述律平嫁阿保机，韩知古作为陪嫁媵臣，来到了阿保机身边。因其“善谋有识量”，便得到阿保机的赏识与重用，最终官至中书令，成为太祖朝佐命功臣之一。韩知古之后，韩氏子孙世代为官，家族地位十分显赫，成为仅次于契丹耶律氏和萧氏的辽朝第三世家大族，诚如宋人路振《乘轺录》所云，辽朝“耶律、萧、韩三姓恣横”。同时，该家族成员很早即被纳入辽朝统治核心范围之内，成为该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韩知古的儿子韩匡嗣，景宗朝官至南京留守、摄枢密使；韩匡嗣的儿子韩德让，圣宗朝官至两院枢密使、大丞相；韩氏第四代韩制心，官至四十万兵马都总管、南院大王；第五代韩涤鲁（契丹名耶律宗福），官至西北路招讨使、南府宰相，等等。直至辽末金初的韩企先，仍以进士身份仕佐两朝。
在辽代，韩氏家族之所以地位显赫，家族成员世代为官从政，并深得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和信任，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韩氏家族从第一代韩知古开始，即与契丹后族萧氏联姻通婚，并使汉人韩氏家族成员逐渐“契丹化”。
汉人韩氏与契丹萧氏联姻通婚，韩氏家族男子多迎娶契丹萧氏后族女子为妻。如韩氏家族第一代韩知古即已娶契丹萧氏女子为妻。据刘凤翥、乌拉熙春等人释读契丹文《耶律（韩）高十墓志铭》及《韩敌烈墓志铭》等得知，韩知古的契丹名为迪里姑鲁，契丹字为延你，他的妻子为契丹欧古妮萧氏，名欧妮·迈扎。
从韩氏家族第二代韩匡嗣开始，出土的汉文墓志石刻更清晰地记载了历代韩氏家族男子娶契丹萧氏后族女子为妻的实况。如韩匡嗣娶妻萧氏。辽圣宗统和三年（985）的《韩匡嗣墓志》即载：“公（韩匡嗣）娶兰陵萧氏，封陈国夫人。以柔顺睦诸姻，故诸姻称其德；以圣善训诸子，故诸子克其家。”辽圣宗统和十一年（993）的《韩匡嗣妻秦国太夫人墓志》亦云：“唯兹萧氏，世称茂族。或为后，或为妃，或为夫人，皆出此一宗”；“时秦王（韩匡嗣）方在妙龄，绰有英概，历选华援（媛），爰□好逑。乃于积善之门，大协乘飞之兆。”韩氏家族第二代除韩匡嗣之外，其弟韩匡美的三个妻子亦均娶自契丹萧氏后族。
韩氏家族第三代、韩匡嗣之子韩德威的两任妻子均是契丹萧氏后族之女。辽圣宗统和十五年（997）的《韩德威墓志》即云：“公（韩德威）前后夫人萧氏，出濯龙之胄，协鸣凤之兆。”另据考释契丹文《耶律（韩）高十墓志铭》后得知，韩匡嗣的其他几个儿子，如韩德源、韩德庆、韩德冲、韩德凝、韩德昌等亦均娶妻于契丹后族萧氏。此外，韩匡美之子韩瑜的两个妻子亦为契丹后族萧氏之女。辽圣宗统和九年（991）的《韩瑜墓志》云：韩瑜“始娶夫人萧氏，先亡。……继室夫人萧氏，诚叹未亡，礼无再嫁。”辽圣宗开泰六年（1017）的《韩相墓志》记载韩匡胤之子韩琬之次妻亦为契丹后族萧氏女子。
韩氏家族第四代、韩德威之子韩雱金（契丹名耶律遂正）的妻子为契丹后族萧氏女。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的《耶律遂正墓志》记载：韩雱金“娶兰陵王之女，后加薛国夫人。” “兰陵”为中原萧姓郡望，辽朝契丹萧氏亦攀附之。韩德昌之子韩郭三（契丹名耶律遂忠）两妻均为契丹后族萧氏之女。据辽兴宗重熙六年的（1037）《耶律遂忠墓志》及契丹文《耶律（韩）高十墓志铭》记载，耶律遂忠先妻解里夫人萧氏，出身契丹后族国舅小翁帐；次妻贵哥别胥萧氏，亦出身契丹后族国舅帐。韩琬之子韩相，次妻亦为契丹后族萧氏之女。辽圣宗开泰六年（1017）的《韩相墓志》即载：“府君……复娶兰陵萧氏，疾以奉药，死乃侍丧。”韩瑜之子韩橁，两妻为契丹后族萧氏之女。辽兴宗重熙六年（1037）的《韩橁墓志》记载，韩橁“凡三娶”，“先夫人萧氏”，“继室萧氏”。
韩氏家族第五代、韩雱金（契丹名耶律遂正）长子耶律（韩）元佐，两任妻子均是契丹萧氏后族之女。辽道宗大康九年（1083）的《耶律元佐墓志》即载：“公先娶大丞相枢密使晋国公萧孝睦第二女，封陈国夫人，年五十有一而终。后娶北宰相萧善宁女，封韩国夫人。”韩雱金（契丹名耶律遂正）次子韩涤鲁（契丹名耶律宗福）亦娶契丹后族萧氏女为妻。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耶律宗福墓志》即载：“别婿即大国舅帐保安统军普你□□□女也。” “别胥”是辽朝已婚女子契丹语封号的音译，此指宗福之妻。另据《耶律遂忠墓志》、《耶律（韩）高十墓志铭》等记载，耶律（韩）遂忠之子冯家奴、挞不里、楚不古、高家奴、高十等人亦均娶契丹后族萧氏女子为妻。
韩氏家族第六代、耶律（韩）宗福之子耶律（韩）承训、耶律（韩）承规、耶律（韩）承道均娶契丹后族萧氏女子为妻。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耶律宗福墓志》即载：“所生四男：长曰承训，安国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妇曰兜哥，大国舅陈王之女，受封兰陵郡夫人；次曰乌斡，未冠而逝；次曰承规，礼宾副使、左散骑常侍，妇曰斡里本，亦国舅帐胡都姑太师之女；次曰承导，率府副率，妇曰蒙哥里，前国舅胡都浑相公之女。”
韩氏家族第七代、耶律（韩）承训三子均娶契丹后族萧氏女为妻。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耶律宗福墓志》即载：“长男承训，有子三人：长曰斡里钵，娶得大国舅帐摆太师之女吊里为妇。……次曰主里者，娶得大国舅帐达古只太尉之女道剌为妇。□□乌□，娶得乌欲踵古里北宰相之孙女阻古只为妇。”耶律（韩）承规四子中有二人娶契丹后族萧氏女为妻。辽道宗大安七年（1091）的《萧乌卢本娘子墓志》记载：“次男乌鲁姑，侍得乌煨帐双古里宰相男撒八将军女乌特赖”；“小男浑不鲁，侍得大国舅帐乌骨你宰相男阿古衙内女安哥。”萧乌卢本娘子为耶律（韩）承规夫人，又名萧斡里本。
韩氏家族女子大都嫁给契丹后族萧氏男子为妻。比如，韩氏家族第二代韩匡嗣有七女，其中有两女即嫁契丹后族萧姓男子。辽圣宗统和三年（985）的《韩匡嗣墓志》即云：匡嗣之女“一适辽兴军节度使、太尉、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萧猥恩。一适大国舅弟萧罕。”第四代耶律（韩）遂正有三女，其中两女嫁契丹后族萧氏男子。辽圣宗太平七年（1072）的《耶律遂正墓志》记载：“生八女。长曰，适奚太师为夫人，先亡；次曰，适大国舅为妇也；次二女在室；次曰，适兰陵王第二子也。余皆早亡。”韩橁生四女，其中有两女嫁契丹后族萧氏男子。辽兴宗重熙六年（1037）的《韩橁墓志》记载：“先夫人生二女，长早亡；次适左□军将军萧乞得。继室萧氏生三女，一适护卫将军萧朱（未）。”另据《耶律遂忠墓志》等记载，耶律（韩）遂忠有三女嫁契丹后族萧氏男子。另据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耶律宗福墓志》记载，韩氏家族第五代耶律（韩）宗福之长女嫁契丹大国舅萧姓男子为妻。韩氏家族第六代耶律（韩）承训之女都椀嫁契丹后族大国舅帐杨吴八为妻。耶律（韩）承规女乌特懒嫁契丹后族萧氏大国舅帐萧撒八里为妻。
汉人韩氏与契丹萧氏的世代联姻，首先便导致汉人韩氏家族的“契丹化”，以及契丹萧氏的“汉化”，亦即所谓的民族同化。有学者认为汉人韩氏家族的“契丹化”与契丹人的“汉化”有所区别，前者属于民族同化的性质，后者“则是儒化的性质”。也就是说，契丹人“汉化”“不是血统的汉民族化，而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接受汉文化，在统治方式上充分接受了中原政权相关制度的成果，在文化方面接受儒家文化。”笔者以为，汉人韩氏与契丹萧氏的联姻是双向的，单从血统同化方面而言，双方是等同的。即通过双方几代人的联姻通婚，汉人韩氏家族已融入了越来越多的契丹人血统，契丹萧氏家族也同样融入越来越多的汉人血统。其他方面也大致相类。因而，辽文化是一种在同一地域内多元生态环境影响下的民族同化后的“中和文化”。
联姻通婚后的韩氏家族开始“契丹化”，除了从遗传学角度呈现的契丹血统渐浓外，还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是“姓”“名”的“契丹化”。韩氏家族被赐予皇族耶律姓始于第三代韩德让辅佐圣宗时期。《辽史》记载，韩德让在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时“徙王晋，赐姓，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后，乃改赐今名”。以韩德让为代表的韩氏家族被赐姓耶律，石刻文字亦有记载。如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的《耶律遂正墓志》即云：韩匡嗣“第四子讳隆运，官至大丞相，以位极人臣，上赐国姓，兼连御署，故与天子同姓耶律。”此后，韩匡嗣一系韩氏子孙很多都改姓耶律。见诸石刻文字者，如韩匡嗣第七子本名韩德凝，后改名耶律隆祐；韩德威之子名耶律遂忠、耶律遂正、耶律遂宁、耶律遂恭；韩德昌之子名耶律遂忠（郭三）；耶律遂正之子名耶律元佐、耶律宗福；耶律遂忠（郭三）之子名耶律元佐（高十）；耶律宗福之子名耶律承训、耶律承规、耶律承道；耶律元佐（谢十）之子名耶律度剌，等等。
韩氏家族被赐耶律姓的同时，其成员除有汉名外，始有契丹名或字。如辽圣宗统和二十九年（1011）的《耶律隆祐墓志》即云：“公讳隆祐，字道宁”。“道宁”即耶律隆祐（韩德凝）的契丹字。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耶律宗福墓志》还追溯了墓主父祖几代人的契丹名：“王讳宗福，氏出国姓，官载副书。时有史，家有谍，两皆明白，不烦备纪。高祖讳延你，仆射令公，夫人曰麽散。曾祖讳天你，秦王，夫人曰拏思。烈祖讳普你，招讨侍中，夫人曰拈母浑。其三祖母所出族望，皆王公之贵介，秦晋之逑匹也。烈考何你，惕隐相公，皇妣夫人曰北也，徒欲驸马大王之长女也。”由此即知，韩知古及其夫人的契丹名为延你和麽散，韩匡嗣及夫人的契丹名为天你和拏思，韩德威及夫人的契丹名为普你和拈母浑，耶律（韩）遂正及夫人的契丹名为何你和北也。此外，有关学者据契丹小字《耶律（韩）高十墓志铭》亦曾考释、解读出韩德源、韩德彰、韩德让、韩德冲、韩德凝、韩德昌、韩德晟、耶律遂忠、耶律高十及其夫人、子女的契丹名字。
二是身份地位的“契丹化”。韩氏家族因与契丹后族萧氏的世代联姻通婚，家族成员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于是，到第三代韩德让辅政期间，除被赐耶律姓外，同时还得到了出宫籍脱离私奴身份、隶横帐季父房后变为“皇族”的特殊待遇。上已述及，契丹建国前，述律平之兄欲稳随阿保机征掠中原蓟州，少年韩知古被俘掠至契丹，成为述律氏的家奴。述律平嫁阿保机，韩知古作为陪嫁媵臣，来到阿保机身边。后来，虽因才能显露而得到辽太祖的重用，官至中书令，赐佐命功臣，但其隶宫籍的私奴“身份”并没有改变。至景宗朝，韩知古之子韩匡嗣官拜南京留守、西南面招讨使，封燕王，但他及家族成员的“身份”仍一如从前。直至韩德让辅佐圣宗母子，功高盖世，才获得改变“身份”之良机。究其原因，除了韩德让的能力与功劳外，与韩氏家族同契丹后族萧氏世代联姻，主动靠近并融入契丹，民族同化程度渐次加深有很大关系。
显示韩氏家族身份改变、地位提高的另一显著标志是韩德让有了相当于皇帝及个别皇太后、皇太弟才有资格建的“斡鲁朵”（宫卫）——“文忠王府”。辽代二百余年，契丹皇帝、皇太后及皇太弟共建有十二个斡鲁朵，加上韩德让的“文忠王府”，共计十三个。可见，韩德让已经享受与契丹皇帝、个别皇太后及皇太弟相类的待遇，其身份地位已非同一般。此外，辽朝有“头下州”，是为契丹皇族、后族中有大军功者以被俘中原汉人而建的私人州城。《辽史·地理志》即云：“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其余不得建城郭。”然而，韩氏家族成员中竟也有被特例准许建立“头下州”者，那就是韩匡嗣和他的私城“全州”。此即标明，自韩匡嗣开始，韩氏家族的政治地位确已开始提升。
三是习用契丹文字，接受契丹婚俗。随着汉人韩氏与契丹后族萧氏不间断的联姻通婚，韩氏家族成员中说契丹语、懂契丹文者应不在少数，如韩氏家族第三代的佼佼者韩德让即是其中之一。《辽史·耶律隆运传》即云：德让“侍景宗，以谨饬闻，加东头承奉官，补枢密院通事。”所谓“通事”即是翻译。辽代的“通事”一般由通契丹语、懂契丹文的汉人担任。这就是说，早在景宗朝，刚刚入仕的年轻韩德让即已通晓契丹语言和文字。从韩氏家族第四代开始，大多数家族成员已改用契丹耶律姓，他们中通晓契丹文的肯定不少。考古资料证明，有些韩氏家族成员死后，已用汉文和契丹文两种文字分别书写墓志铭。
辽代契丹人的婚姻习俗很特殊，盛行不限尊卑辈分、不讲纲常伦理、为汉人所不齿的婚配方式，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甥舅婚”。随着汉人韩氏家族的“契丹化”程度加深，韩氏族人也接受了契丹人的这一婚俗。如韩氏家族第六代耶律承规（韩涤鲁）娶萧乌卢本（又名萧斡里本）为妻。萧乌卢本是耶律承规（韩涤鲁）姐姐当哥夫人与萧胡都古太师所生之女，按辈分是耶律承规（韩涤鲁）的外甥女，二人即是典型的甥舅配。还有耶律承规（韩涤鲁）的儿子乌鲁姑，其妻萧乌特赖娘子是耶律承规（韩涤鲁）次女耶律（韩）乌独赖的女儿，二人结婚亦是甥舅配。
四是尚武骑射，建立军功。韩氏家族也可以定性为军功世家，历代韩氏入仕子弟，大多为高级武职，他们在御敌戍边、擒贼平叛等军事行动中作战英勇，功勋卓著。这与该家族世代与契丹萧氏通婚，迅速“契丹化”不无关系。契丹人尚武善骑射，便从血缘基因及文化传承两个方面，影响了韩氏族人。可以说，从韩氏家族第一代韩知古开始，韩氏族人便开始了尚武骑射、军功起家的过程。比如韩知古。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为消除契丹南下中原作战的后顾之忧，曾亲率蕃汉诸将，“举兵击渤海之辽东”，韩知古亦随军参战。《辽史·韩知古传》即云：知古“与康默记将汉军征渤海有功，迁中书令”。韩知古之子韩匡嗣，“善骑射”，景宗朝，以南京留守身份参与了辽朝对北宋的作战。尽管战事偶有失误，但事后仍被委以方面重任。“国家以天下方理，河西未平，资其定远之谋，委以专征之柄，授兼西南面招讨使。”韩匡嗣之子韩德威，仕景、圣两朝，官至西南面五押招讨大将军。韩德威经常统兵出征，智勇双全，战无不胜。统和十五年（997）的《韩德威墓志》言其“陈借筯之谋，膺推毂之拜。员半千三阵，孰测深机；诸葛亮七擒，咸钦秘略。戢兵禁暴，拓土开疆。铸柱标名，乃立征蛮之绩；囊沙决胜，克彰破赵之功。”韩德威在率军征讨叛离之党项，抗击北伐之赵宋等重大军事行动中，均取得了重大胜利。“于是，西河之部落咸宁，其家族称臣而内附也。土番之酋长请结其婚姻，事大以来庭也。”再如韩德威之子耶律（韩）遂正，也是辽朝一员猛将，“一斗胆万人无敌，三尺剑四海知名。”韩匡美之子韩瑜，仕穆、景、圣三朝，“生而魁伟，幼有端良。雅好大谋，卓闻奇节。趋庭就傅，学诗礼以检身；筮仕勤王，便骑射而成性”。在与宋军争夺长城口战斗中，身先士卒，壮烈殉国。此外，韩氏家族成员中任武职者还有很多，如韩知古第五子韩匡美任南京统军使；韩匡嗣次子韩德庆任左监门卫将军，第七子韩德凝任西南面五押大将军；韩德威之孙韩涤鲁任西北路招讨使；韩德冲之子韩制心任四十万兵马都总管；韩涤鲁之子韩燕五任南京步军都指挥使，等等。王玉亭先生在其《辽代韩德昌及其子嗣职官述略－兼论玉田韩第五代权势问题》一文中，还考证出韩匡嗣第九子韩德昌的后代之孙中有多人出任不同级别的武职。均反映了辽代韩氏家族在尚武、军功方面的“契丹化”表现。
辽代玉田韩氏家族通过与契丹萧氏后族世代联姻通婚，加速了“契丹化”进程，并逐渐融入契丹，其家族成员中的政治及军事精英被契丹统治集团所接纳，成为该集团中的重要成员，结果是使辽朝契丹统治集团的实力大大增强。如果说韩知古由家奴身份的陪嫁媵臣一跃而成为太祖朝的佐命功臣，韩匡嗣出任南京留守、西南面招讨使，已为辽朝统治者所青睐和看重，在某些方面为辽朝统治服务，做出了较大贡献的话，那么，到了圣宗朝的韩德让（契丹名耶律隆运），已经成为担当辅政大任的股肱与栋梁。圣宗皇帝年少即位，年轻寡母萧绰摄政，宗室贵族，觊觎皇位，契丹政坛，波诡云谲。圣宗与太后母子果断重用韩德让，朝政危机才得解除。《辽史·耶律隆运传》即云：“景宗疾大渐，（韩德让）与耶律斜轸受顾命，立粱王为帝，皇后为皇太后，称制，隆运总宿卫事，太后益宠任之。”韩德让得到重用后，便将自己视作了契丹统治集团之一员，兢兢业业，殚心竭力，外御强敌，内肃朝纲，辽朝社会开始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封建化最终在圣宗朝得以完成。文武双全的韩德让功不可没，“太后喜曰：‘进贤辅政，真大臣之职。’优加赐赉。”自统和十二年（995）始，韩德让任北府宰相，领枢密使，监修国史，被赐兴化功臣；此后，又拜大丞相，总南北二枢密院事，揽契丹辽朝军政大权于一身，可谓位极人臣矣！
圣宗朝之后，还有韩氏家族成员陆续加入契丹统治集团，任两府宰相及其他重要官职者仍不在少数。如辽圣宗开泰六年（1017）的《韩相墓志》即云：韩氏家族“代生贤相，世出名王，建带河砺岳之功，居列鼎累茵之贵”。辽兴宗重熙六年（1037）的《韩橁墓志》亦载：韩氏家族成员“谱系于国姓，其余戚属族人，拜使相者七，任宣猷者九，持节旄，绾符印，宿卫交戟，入侍纳陛者，实倍百人”。由此可见一斑。
三、汉人世家大族间的联姻：汉官集团的族群性延续与稳固
辽代汉人世家大族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元以后盛传之韩、刘、马、赵四大家族。如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73《题辽太师赵思温族系后》即云：“辽氏开国二百载，跨有燕云，雄长夷夏。虽其创业之君规模宏远，守成之主善于继述，亦由一时谋臣猛将，与夫子孙蕃衍众多，克肖肯构，有以维持蕃翰而致然也……迄今燕之故老，谈勋阀富盛，照映前后者，必曰韩、刘、马、赵四大族焉。”当代学者所言辽代韩、刘、马、赵四大家族，一般是指韩知古（或韩延徽）家族、刘六符家族、马人望（或马德臣、马保忠、马直温）家族、赵思温（或赵德钧）家族。钩沉文献史料及石刻文字，辽代汉人世家大族还远不止这四姓九大家族，应该还包括刘承嗣家族、耿崇美家族、王悦家族、张俭家族、杜防家族、姚景行家族、郑弘节家族、梁援家族、孟初家族、梁颖家族、康默记家族、室昉家族、邢抱朴家族、王泽家族、丁文逳家族，等等。
出土石刻文字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辽代汉人世家大族间的联姻通婚状况。比如韩知古家族，除了上述比较稳固地与契丹萧氏联姻外，同时也存在与其他汉人世家大族联姻现象。辽代，韩氏家族成员中不时有与其他汉人世家大族联姻通婚者。如韩匡嗣的女儿中即有一人嫁给了耿氏家族成员，即耿崇美的儿子耿绍纪。辽圣宗统和三年（985）的《韩匡嗣墓志》即云：匡嗣“有女七人，一适昭义军节度使、太傅耿绍纪”。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的《耿延毅墓志》亦有相类记载，并毫无掩饰地炫耀通过世家大族联姻而反映出的家族地位与自豪感：“……累赠太傅、左羽林统军讳绍纪，乃考也。燕京留守、尚父秦王季女，累赠陈国太夫人耶律氏，乃妣也。大丞相、晋国王、赠太傅、谥文忠乃伯舅也。齐天彰德皇后，乃姨兄妹也。”耿延毅是耿绍纪之子，官至户部使。“燕京留守、尚父秦王”即韩匡嗣。该墓志之所以称韩匡嗣的女儿为“耶律氏”，是为此时韩匡嗣之子韩德让已被赐姓耶律之故。而官至“大丞相”的“伯舅”正是韩德让（契丹名耶律隆运）。圣宗“齐天彰德皇后”萧氏，为平州节度使萧思猥之女，其母为韩德让之姊妹，与耿延毅之母亦是同胞姊妹。再如韩氏家族第六代韩相，前妻“彭城刘氏”，虽不明具体出身，但依辽代门第婚姻习俗，肯定也是豪族，不排除为刘六符或刘承嗣家族女子。再如韩氏家族第八代韩瑞，娶妻“清河张氏”，或即张俭家族女子。同时，韩瑞有“儿妇二，耿氏、王氏”。其中“耿氏”应为耿崇美家族女子。
石刻文字反映刘承嗣家族成员与其他汉人世家大族联姻亦常见。如刘承嗣之子刘宇杰两任妻子均来自他姓大族。辽圣宗统和十八年（1000）的《刘宇杰墓志》即云：宇杰“先夫人太原王氏，早逝。始亏偕老之徵，终起同穴之叹。今夫人清河郡张氏，礼仪合度，柔顺宜家”。王氏应该来自王悦或王师儒家族，张氏或出自张俭家族。刘宇杰六女中有二人嫁入他姓世家大族。“长适清河张氏，次二人早亡，次出家，次适天水赵氏”。赵思温家族与赵德钧家族均以天水为郡望，所以，刘宇杰之女或是嫁入赵思温家族，或是嫁入赵德钧家族，总之都是汉人世家大族。刘宇杰之子刘日泳娶妻亦选择官宦家族女子。如辽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的《刘日泳墓志》即载：刘日泳“妻二人。先娶燕京故永兴宫□□使粱公之孟女，……次娶故翰林使李公之仲女”。刘日泳的儿子们娶妻亦如此：“仲曰从举，娶故尚药奉御李公之长女。季曰从文，娶燕京故制衙提辖使粱公之孟女。……次曰湘，……娶故兴中府节度使左威上将军韩公之仲女。次曰济，娶故尚药奉御庄公之六女”。总之都是汉人官宦人家女子。
其他汉人世家大族亦与之相类，也都有家族男性成员迎娶他姓大族女子为妻，或有女子嫁给他姓大族男子为妻之现象。如耿氏家族中的耿延毅，两任妻子均是韩知古家族女子，且二人为姑侄关系。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的《耿延毅墓志》即云：耿延毅“先娶陈国太夫人之弟、武定帅、赠侍中女，封漆水郡夫人，早卒。有一女，初筓未嫁。侍中元配梁国太夫人曰：‘吾甥婿也，勿他娶！’遂以侄继之，袭封漆水郡夫人，大横帐、惕隐、漆水郡王乃父也”。耿延毅前妻有墓志出土。辽圣宗统和三十年（1012）的《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云：“夫人耶律氏，本姓韩。……赐耶律氏，与国同姓焉。……列考讳德冲，武定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赠侍中。”韩德冲（崇）为韩匡嗣之子。据向南先生考证，耿延毅的次妻为韩制（直）心之女，韩德冲（崇）的孙女。耿延毅与次妻生有一子二女，子名知新，十五岁便不幸夭折，但有墓志出土。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的《耿知新墓志》也反映了耿氏家族与韩氏家族、韩氏家族与契丹后族萧氏的联姻实况：“齐天彰德皇后之姨兄，乃考也。封漆水郡夫人耶律氏，乃慈母也。大横帐、燕京留守、燕王、移镇南王、累增陈国王乃外祖父。封陈国迤逦免夫人乃外祖母也。左千牛卫小将军乃孟舅也。崇德宫汉儿渤海都部署、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乃仲舅也。帅府将军乃季舅也”。齐天彰德皇后的母亲与耿延毅的母亲同为韩匡嗣之女，故言耿知新的父亲耿延毅为齐天彰德皇后之“姨兄”；漆水郡夫人耶律氏即韩制（直）心之女、耿知新的母亲；燕京留守、燕王即韩制（直）心为耿知新的外祖父；陈国迤逦免夫人萧氏是耿知新的外祖母。
又如王氏家族中的王悦娶妻赵氏，是王氏家族与赵思温家族的联姻。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1005）的《王悦墓志》即云：“公（指王悦）娶室天水郡赵氏，保静军节度使、太保匡尧之长女。”赵匡尧为赵思温之孙。
张俭家族与郑弘节家族、王景运家族的联姻。如，张俭的长女嫁王景运为妻，次女嫁郑弘节为妻。辽兴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的《张俭墓志》载：俭有“女二人，长适故前进士、起居郎、知制诰、东京户部使王景运。次适故前进士、翰林学士、给事中、知制诰郑弘节”。而张俭的侄子张嗣复（张俨子）又娶郑弘节女儿为妻。天祚帝天庆三年（1113）的《马直温妻张馆墓志》即云：“父讳嗣复，……母曰晋国夫人郑氏，……乃唐末谏议大夫云叟之后，翰林学士、赠侍中（郑）弘节之女，左丞相、洛京留守、尚父、陈王张俭之外孙，故相国、赠中书令（郑）颛之姊。”而郑弘节的长子郑颉又娶王景运之女为妻。辽道宗大安元年（1085）的《郑颉墓志》亦记述了张、郑、王三大汉人家族联姻之实况：“兄讳颉，……翰林学士（郑）弘节之长子也。……母张氏，左丞相、守太师、中书令、尚父、陈王（张）俭，齐国夫人于氏之季女。……妹四人，长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侍中（张）嗣复。次出家。次适太子校书郎石钦讷。次适阁门祗侯李供。嫂王氏，户部副使（王）景运之女”。
韩延徽家族与杜防家族、王师儒家族的联姻。韩延徽家族第五代有名韩造者，其二女一嫁杜防家族成员杜悆，一嫁王师儒。杜悆为杜防之侄孙，仕道宗、天祚两朝，官至枢密院副使、翰林侍读学士等职。杜悆的次妻即韩造之女。天祚帝天庆十年（1120）的《杜悆墓志》即云：“公（指杜悆）先娶故逸士孙克规女，故启圣军节度使克构姪也。早承□封邑，遽叹逝川。后妻故守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使事、赠中书令韩造第三女。人或议曰：昌黎氏数百年间为幽燕之大族矣。诗云：食鱼必鲂。古人所谓之岂期特□明公以为之。果然洎蕬萝一结，銮凤长和，累封至昌黎郡夫人。”王师儒亦仕道宗、天祚两朝，官至诸行宫都部署。王师儒的妻子是韩造的另一个女儿。天祚帝天庆四年（1114）的《王师儒墓志》即云：“夫人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赠中书令韩造之女，以公累封至丰国夫人。”可见，同朝为官的杜悆与王师儒已成连襟关系。
李继成家族与室昉家族、马德臣家族、韩延徽家族的联姻。李氏家族亦为辽代燕云官宦世家。据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的《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记载，继成“大王父讳无裕，辽兴军掌书记。王父讳審藂，安次县令。烈考讳凝，卢龙军观察判官、左补阙。咸以遗爱在人，修德洁已。阴功萃于王室，余庆流于私门。公即观察补阙之嗣子，枢密使、守太保、政事令、尚父、文献王昉之外孙。夫人室氏所出。”由此可知，李继成的父亲娶室昉之女为妻，形成了李、室两大家族的联姻。后来，李继成娶马德臣之女为妻，又形成了李、马两大家族的联姻；李继成的一个女儿、两个孙女均嫁韩延徽家族男子，又促成了李、韩两大家族的联姻。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的《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即云：继成“夫人即宣政殿学士、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马得臣之长女。……女一人，岐国夫人，适故尚书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侍中韩绍芳。……孙女二人，长适故南院宣徽、太子少傅韩绍升次男、礼宾副使（韩）遹。次适故仆射侍中韩绍芳次男（韩）遘。”韩绍芳、韩绍升均为韩延徽之曾孙。
辽代汉人世家大族又可称为汉人官宦世家大族，因为每一家族成员多是世代为官，绵延不绝。官宦人家讲究婚姻的门当户对，这应是辽代汉人世家大族之间联姻通婚历二百余年而未间断的原因之一。出土辽代石刻文字常见此类描述。如辽圣宗统和三十年（1012）的《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铭文中即见“王公贵胄，秦晋成姻”之字样。这就是说，官宦世家之间有类于“秦”与“晋”，地位平等，门户相当，有联姻通婚的先决条件。另，辽道宗寿昌三年（1097）的《张公恕妻陈氏墓志铭》阐述了颍川陈氏族人的择偶观。颍川陈氏亦为辽代汉人世家大族，如出仕兴、道两朝的陈顗，曾官至太子太保，封颍川郡开国公。张公恕妻子陈氏的父亲陈昭裕曾任北安州兴化县令。陈顗为陈氏之叔祖。“陈志”云：陈氏“仅筓，叔祖宫保尝谓所亲曰：‘是女也，有容德，宜于士族间选有闻人即称其俪。吾闻清河张文宗有子曰公恕，字仁先，嗜学，富文藻，矫矫有立，实凤毛也，可妻之。’由是，遂归于张氏。”张氏家族也是辽代世家大族，张公恕的父亲名张郁，字文宗，官至鸿胪少卿，他的两任妻子均来自天水赵氏家族，亦属门当户对的大族联姻。
辽代汉人世家大族间缔结门第婚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使婚姻双方能够在政治上互为利用，巩固与增强各自的政治势力与地位，最终实现自己家族的绵延持久，长盛不衰。出土辽代石刻中常见有如此意愿的文字表述。如耿氏家族与韩氏家族联姻，耿延毅娶韩德冲之女为妻，辽圣宗统和三十年（1012）的《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志文中即有“弥切附萝之势，勉从超乘之选。二姓合好，克符鸣凤之占；百两言归，允协乘龙之庆”之语，即反映了汉人世家大族谋求联姻通婚，互为攀附，强强联合的意愿。的确，这种汉人世家大族间的不间断的互为婚姻，政治上的共同利益，强烈地支撑着一个个汉人世家大族或久盛不衰，或衰而不绝。韩延徽家族即是显例之一。天祚帝天庆十年（1120）的《杜悆墓志》作者在记载杜防家族的成员杜悆娶韩延徽家族成员韩造之女为妻、实现杜氏家族与韩氏家族联姻后，借时人之言即表白：“昌黎氏数百年间为幽燕之大族矣！”
辽代二百余年，如果我们以大约七十年左右之时间长度划线，将辽朝划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大约为太祖、太宗、世宗、穆宗和景宗朝（907－982）；中期大约为圣宗和兴宗朝（983－1054）；后期大约为道宗和天祚帝朝（1055－1125）。依据《辽史》“列传”和出土辽代石刻文字（辽人墓志铭）记载，笔者发现，在辽代前期由某些汉人世家大族成员构成的汉官集团，到辽代中期乃至后期，该汉官集团的主要家族成员“姓氏构成”仍比较稳定；既便有变化，集团的多数家族成员至少是活跃在两个时段（或早、中期，或中、晚期，均长达一个半世纪左右）。而汉人世家大族间世代互通婚姻，应该是造成这一后果的条件之一。
以见载于《辽史》“纪”“传”及石刻文字，能大致确定其为官时间者为例，我们看看辽朝三大阶段汉官集团的家族成员构成情况（以中、高级官员为主）。
（一）韩知古家族与汉官集团
辽代前期汉官集团成员：韩知古，彰武军节度使、中书令；韩匡业（献），天成军节度使；韩匡嗣，西南面招讨使、晋昌军节度使；韩匡祐，临海军节度使；韩匡美，燕京统军使、天雄军节度使；韩匡胤，户部使、镇安军节度使；韩德冲，户部使、威胜军节度使；韩德源，始平军节度使。
辽朝中期汉官集团成员：韩德让，枢密使、兼侍中；韩德威，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冲，威胜军节度使、户部使；韩德凝，大同军节度使；韩瑜，内客省使；韩琬，辽兴军节度使；耶律（韩）遂正，辽兴军节度、惕隐；耶律（韩）遂忠，忠顺军节度使。
辽朝后期汉官集团成员：韩橁，宣徽南院使；耶律（韩）元佐（谢十），保大军节度使、惕隐、侍中；耶律（韩）宗福，南宰相、崇德宫使、惕隐；耶律（韩）元祐，奉先军节度使；耶律（韩）高家奴，南院宣徽使；耶律（韩）高十，辽兴军节度使；耶律（韩）元佐，河西军节度使；耶律（韩）承训，安国军节度使；耶律（韩）承规，礼宾副使。
辽代韩知古家族成员虽然“契丹化”程度较深，但其仍属汉官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贯穿于整个辽朝三大阶段，长盛不衰。而且，韩知古第九世孙韩企先，韩企先之子韩铎，由辽入金，跨越两大王朝，分别官至尚书右丞相及顺天军节度使。
（二）赵思温家族与汉官集团
辽代前期汉官集团成员：赵思温，燕京留守、卢龙军节度使；赵延照，永清军节度使；赵延祚，燕京留守；赵延卿，大同军节度使；赵延威（宁），保静军节度使；赵延光，顺义军节度使；赵延玉，彰国军节度使。
辽代中、后期汉官集团成员：赵匡禹，遂州观察使；赵为臣，西南面安抚副使；赵为果，天德军节度使；赵为干，沂州刺史；赵为航，保静军节度使；赵渍，宁昌军节度使；赵公谨，龙虎卫上将军；赵镕，镇国上将军；赵居常，骠骑将军。
（三）韩延徽家族与汉官集团
辽代前期汉官集团成员：韩延徽，南府宰相、尚书令；韩德枢，南院宣徽使、政事令；韩佚，始平军节度使；韩倬，宣徽北院使、镇安军节度使。
辽代中、后期汉官集团成员：韩绍勋，东京户部使；韩绍芳，广德军节度使；韩绍升，崇义军节度使；韩绍文，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逑，诸行宫都部署；韩造，诸宫制置使；韩资让，崇义军节度使；韩资道，六宅副使；韩资顺，崇义军节度使。
（四）刘承嗣家族与汉官集团
辽代前期汉官集团成员：刘守奇，平州刺史、横海军节度使；刘承嗣，兴州刺史、左骁卫将军；刘宇杰，彰武军节度副使；刘宇一，彰武军节度使；刘宇平，利州观察使；刘申正，内省使。
辽代中、后期汉官集团成员：刘日泳，宿州刺史、中京绫锦使；刘善，庆州节度副使；刘亨，怀州节度使；刘爱，西京商税点检使；刘日用，涿州刺史；刘宏，宁昌军节度使（后仕金）。
（五）耿崇美家族与汉官集团
辽代前期汉官集团成员：耿崇美，武定军节度使。耿绍忠，上京副留守。耿绍纪，户部副使。
辽代中、后期汉官集团成员：耿延毅，户部使。
（六）王悦家族与汉官集团
辽代前、中期汉官集团成员：王郁，龙化州节度使、明殿左相；王庭鹗，龙化州节度使；王庭阮，左千牛卫大将军；王裕，崇义军节度使；王悦，宁远军节度副使；王式，涿州刺史；王瓒，积庆宫汉儿副部署。
后期仕宦情况不明。
（七）张俭家族与汉官集团
前期仕宦情况不明。
辽代中、后期汉官集团成员：张俭，枢密使、左丞相；张嗣复，左仆射、兼侍中；张嶧，秦州团练使；张屺，给事中、知秘书监；张峤，忠顺军节度副使。
（八）杜防家族与汉官集团
辽代中、后期汉官集团成员：杜防，右丞相；杜公谔，翰林学士；杜公谓，南府宰相、知枢密院事；杜悆，参知政事。
（九）郑弘节家族与汉官集团
辽代中、后期汉官集团成员：郑从范，左散骑常侍；郑弘节，翰林学士、临潢少尹；郑颉，知永兴彰愍宫提辖司事；郑虞，尚书；郑颛，昭文馆直学士、宰相；郑硕，右拾遗、史馆修撰。
（十）梁援家族与汉官集团
前期汉官集团成员：粱文规，吏部尚书、防御使；粱廷嗣，宁远军节度使。中期仕宦情况不明。
后期汉官集团成员：梁援，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
（十一）刘六符家族与汉官集团
前期汉官集团成员：刘景，户部使、南京副留守；刘慎行，北府宰相、监修国史。
中、后期汉官集团成员：刘二玄，上京留守；刘三嘏，驸马都尉；刘四端，驸马都尉、枢密直学士；刘五常，三司使、武定军节度使；刘六符，三司使、长宁军节度使；刘霄，中京留守；刘彦宗，知枢密院事（后仕金）。
由上可知，辽代汉人世家大族中，韩知古家族成员、赵思温家族成员、韩延徽家族成员、刘承嗣家族成员、耿崇美家族成员、梁援家族成员等仕宦为官，均贯穿于整个辽朝；王悦家族成员、张俭家族成员、杜防家族成员、郑弘节家族成员、刘六符家族成员等仕宦为官，或在辽朝前、中期，或在辽朝中、后期。所以，辽代的汉官集团即由这些汉人世家大族成员构成，相对比较稳定。王善军教授是研究辽代世家大族的专家，他认为，传统的人治社会，婚姻是家族间在政治上结成利益集团的主要手段之一。辽代世家大族的婚姻对象较为固定，门第观念强烈。世家大族之间互为婚姻，从而形成婚姻政治集团，这对其家族地位的维持具有重用作用。的确，辽代汉人世家大族间的相互联姻，即形成了以韩、刘、马、赵四姓九大家族为骨干，联合其他姓氏家族，世代相传、比较稳固的汉族官僚集团，为辽朝契丹统治者制定的“因俗而治”国策能够一以贯之的顺利执行，创造了合适的政治环境。
四、余论
辽代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姻，除上述几种模式之外，还有一种亦需阐述，那就是契丹皇族耶律氏、后族萧氏与韩知古家族之外的其他汉人世家大族，以及与渤海世家大族、奚人世家大族间的联姻通婚。比如，辽代契丹皇帝有纳汉人、渤海人世家大族女子为后妃的情况。辽世宗耶律阮有两任皇后，第一任皇后甄氏，就是“后唐宫人”出身。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嫔妃中有出身汉人世家大族者多人。《辽史·圣宗纪》即云：开泰二年（1013）正月，圣宗诏令，“以马氏为丽仪，耿氏淑仪，尚寝白氏昭仪，尚服李氏顺仪，尚功艾氏芳仪，尚仪孙氏和仪。”其中“耿氏淑仪”即出身耿崇美家族，是耿崇美的孙女。耿氏父名耿绍忠，母耶律氏，“北王之息女也”。耿氏与圣宗生有皇子一人，名耶律宗愿，官至泰宁军节度使、临潢尹事等。耿氏在圣宗死后出家为尼，死后被追赠“寂善大师，赐紫”，有墓志铭出土。由淑仪耿氏之母为耶律姓“北王之息女”可知，汉人耿崇美家族与契丹皇族耶律氏早有通婚关系（此耶律氏应非出自赐姓耶律的韩氏家族）。另据《辽史·公主表》记载，辽景宗耶律贤嫔妃中有出身渤海世家大族者，姓氏不详；辽圣宗耶律隆绪嫔妃中也有出身渤海世家大族者，姓大氏。而景宗、圣宗所生之公主郡主等，又有多人下嫁汉人、渤海人以及奚人世家大族子弟。如辽景宗耶律贤第四女淑哥，母渤海妃，嫁汉人卢俊；辽圣宗耶律隆绪第八女长寿，母渤海大氏，嫁渤海人大力秋；圣宗第九女八哥，母汉人白氏，嫁汉人刘三嘏；圣宗第十女十哥，母汉人白氏，嫁奚人萧高九；圣宗第十一女擘失，母汉人白氏，嫁汉人刘四端。等等。
总而言之，辽代上层社会不同民族、不同家族、不同姓氏间通过这种千丝万缕的血缘姻亲关系，结成了政治同盟或利益集团，相互帮援，互为利用，颇具特色的辽朝政治生态环境渐次形成，为辽朝政权的稳固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然前已言之，事情往往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世家大族联姻对辽朝政治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田广林先生即曾指出，辽朝几大家族把持政权机要，排斥了其他有识之士进入政权核心，难免使统治集团处于孤立状态；实行高门集团内婚制，避免不了会加剧最高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之争；世家大族间通过联姻通婚，结成了比较稳固的官僚统治集团，此后，其家族子弟不必积极进取（契丹贵族子弟通过“世选制”，汉官子弟通过“荫补制”——笔者注），即可坐致使相公卿，从而使辽朝统治集团成员素质渐次退化，肯定会影响官僚机构正常职能的有效发挥。笔者赞同田先生的观点。缘此，元代史家所言之“辽史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相为唇齿，以翰邦家，是或一道。然以是而兴，亦以是而亡”，应该是有一定根据和道理的。
【注】文章原载于《辽金历史与考古》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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