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监狱生活

2010年，那是我在A监狱里的第十五个年头，也是最后一年。北国的四月，春寒料峭。厚厚高高的监墙上安装着纵横交错的高压线，监墙上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岗楼，岗楼里哨兵荷枪实弹24小时执勤，翻越监墙越狱的事在A监狱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所有人都不知道高压线是否真的通着高压。一墙之隔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坍缩成与世隔绝的小社会。

1995年的冬天，我们一批押运来的有九个人，都是十五年以上的重刑犯，起初还有人喊冤，后来也不喊了，我们九个人分到不同的狱室。我去的狱室有20多个床位，床上的被子像那些当兵的一样叠成了豆腐块，夜晚，狱室里数十盏白炽灯明晃晃的悬挂在房顶，灯火通明的狱室里鼾声此起彼伏，其他狱友出于习惯或白天的苦役耗尽了全身的力气对周遭的一切已经麻木不仁，刚去的一个多月，彻夜难眠，想着外面的世界，悔恨当初犯的错误，鼾声和灯光交织在一起，我看见白炽灯管上坐着黄头发的青年，一直在那里摇摇晃晃，咧嘴对着我笑又像流着泪在乞求，眼泪滴答滴答的落在地上，染成一片血红，不久鲜血漫延了整个房间，我大声的呼喊救命，一双粗犷的打手向我脸上扇来，脸上一阵灼热让我清醒了过来，一顿打是难免的，我抱着头卷缩在地上。

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形容枯槁，肚子瘪进去了，脸上形成一种可怖的病容态，眼睛深奥着邋遢着。A监狱实行的是部队化管理，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叠被子、跑早操，第一个月的时间用来训练监狱养成。接下来按照以前职业分配了各种活，我以前在街上当混混，无门无派，没有职业，完全出于一种对自我身体素质的自信和无知无畏的野蛮，让我可以是无忌惮的欺负别的小混混，打一顿教他做人，收点零花钱，去网吧打游戏消磨时光。

我被分到了分到了建筑队，听狱友说，监狱的新楼和公园都是狱友之手。我们住的地方不像从影视剧看来的监狱，从外面看是一栋栋修得不错的楼房，外墙上还有狱友们设计的一些图形文案，我喜欢一个人从脚手架爬到很高的地方，俯瞰大地和岗楼里的哨兵，这是一门不要命的技艺，我想如果跌落下去死了也无所谓，刚开始腿还会不自觉的发抖，后来我常爬上去干活，那是在修锅炉房烟囱的时候。冬天烧锅炉是一件极为惬意的事，我被分配这个差事的时候已经在监狱里呆了10年，还通过努力减了5年的刑期，和狱警和狱友也有不错的关系，那晚我在锅炉房烧火，隔一段时间往锅炉里铲几铲渣煤，通过黑市弄了一瓶白大仓，高度酒在这样的冬天很合时宜，小酒一喝，裹着破烂的棉衣在岗楼底下找哨兵聊天，哨兵对我们也很好奇，多数时间不会跟我们说话，尤其是新兵，根据各种判断我们不看警衔就知道谁是新兵，谁是老油子，这种聊天一般都是打发一下难耐的寂寞，谁都不会说真的。这十多年来，换了一茬茬哨兵，看着他们站在岗楼里，有种肃穆，也有种悲哀，这些人跟我们隔着一道墙，我们朝夕相处，就连生活节奏都差不多，或许他们是最了解我们的人。

每年都有几次突袭的清监行动，说是突袭，其实我们内部早就得到了消息，为了不过分的干净，就会留下一些不足为道的小毛病等待狱警和士兵来查获收缴，让大家都能心满意足是一门很难的学问，狡猾的一些狱警深谙此道。狱警和士兵们戴着口罩、手套到监狱里检查，翻箱倒柜，他们过去一阵，留下一片狼藉，收罗出来的东西，无非一些连只蚊子都杀不死的钝器和一些破破烂烂的黄色书刊，偶尔也能收到一些私自藏的钱财，A监狱里流通的货币不是人民币，而是香烟，香烟起初还不是违禁品，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有人把烟头在打火机上烤到很高的温度，这是个技术活，先把烟头扒拉出来，捻成继续极尖的头，然后让烟头达到一定的高温，又不能燃烧起来，最后往手腕上一抹，手腕就像刀片割的一样。从这以后，监狱里的香烟都被提前拔去了烟头。

狱警和狱友都知道一个对生无念想要自杀的人，是没有办法阻止他自杀的，用撞墙的方式自杀的也有，不过这个狱友并没有自杀成功，撞成了严重的脑震荡，由狱警和士兵看押着去医院躺着半个月，回来以后没有再寻过死。

2000年是个多事之秋，有三人在午饭的时候从废弃的暖气管道爬了出去，一个周后这三人被击毙在逃跑路上。比起蹲大牢越狱的风险成本太高，一般发生在穷凶极恶的无期徒刑身上。

监狱的东侧有一个大型的机械厂房，门口连接了一条通往外界的火车轨道，2000年以前每隔几天就有火车进来拉走狱友们加工的产品，2000年以后就再也没有火车进来过。我们监狱西侧是铁轨线，时间久了，每天有63趟火车不分昼夜的从铁轨上驶过，火车成了我们的时钟。

监狱南侧有几株梧桐树，低诉着春夏秋冬。我是喜欢春天的，阳光渐渐亮堂温暖，一扫冬日阴霾，还带着些许问候的成分。南侧修建的小型公园是我们春季的游乐场。除了阳光，春天也带来了活力，放风筝，是每年春天必有的活动。我曾一度怀疑这个活动的意义，想必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天真地认为，像我们这种被剥夺了自由限制于监狱的人，会寄情于风筝，从而产生对自由的渴望。不知道他们是否做过数据统计，放风筝的意义到底有多大。但是那些看不见的精神层次的意义似乎又微乎其微，因为每一个犯人对风筝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乐趣，笨拙而又认真地进行风筝制作，那一刻，监狱似乎真的安静了。简单的木条、纸片、碎布之类的材料，经我们之手，便有了生命。当片片风筝轻盈地飘在天上的时候，在他们眼里，风筝似乎化作了纯净的灵魂，接受春风洗涤，净化污垢。而我当时只是想着，我的风筝比老三的飞的更高。监狱真正剥夺的，不仅是身体的自由，而是精神的自主。这个时候，我终于可以短暂的做一下还活着的自己。

2010年，我被分到到机械厂做事，这个已经落魄的机械厂，现在只会生产一些简单足够监狱用的一些器具，被派到这里的人都是快刑满释放的积极分子，至少是得到狱警信任的人。刚来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违禁品检查。新来是一个年轻士兵。他几乎是装模作样地翻腾着我的床铺、桌斗，直到看到那个皮包。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眉眼闪动，捏起皮夹，抖出里面的书籍资料。发现只是一本圣经和一些笔记后，他有些失落。他拨开圣经，百无聊赖扫了几眼笔记后，发现里面只是千篇一律的忏悔之词，便草草合上。我本是不信主的，圣经是母亲寄给我的，我相信母亲，所以我又信主。他抬起头，目光与我碰触后，有些闪躲。犹豫片刻只有，又把笔记整理好，和圣经叠在一起，双手捧着递给我，嘴角钳动，似乎想说点什么，又羞涩地终究没有说出口。唉，终究还只是个年轻的孩子。

去年夏天，我的狱友生病申请到外就医，狱警和士兵看押着去了医院，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晚上我们在灯火通明的牢房里围住一团为他祈祷，他家在东北农村，本是本本分分的庄稼人，前些年不知道在谁的蛊惑下，种植了4000多株罂粟，第一年买了4000多元，第二年就把抓了，判了无期。愿他来生做个好人，免受牢狱之灾。我们这些人，十五年以上劳役，渴望的自由和与世界的疏离造成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壮年时入狱，出狱时已经是老眼昏花，世界再也不是当初那个世界。老汪，他在这里蹲了20多年，如今快要刑满释放，60多岁的人，走的时候抱着我们痛哭，他想在这里终年，后来听说他冻死在了大街上。

走出监狱的那一刻，我回头望着层层关闭的监狱大门，也关闭了一个世界，关闭了我的十五年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