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本人原创，首发《信息时报》） （《烈爱：伊丽莎白·泰勒&理查德·伯顿的世纪婚姻》，（美）萨姆·卡什纳、南希·勋伯格 著，檀秋文 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电影公司总希望通过翻拍经典作品来获得能够更可靠实现的票房预期收益。1960年代，美国电影巨头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就翻拍了1917年默片时代的史诗巨制《埃及艳后》，本来以为可以将开销控制在中等预算影片的支出水平，本来以为可以带来超高的票房。但这两个预期都因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而被打破。
这个女人叫伊丽莎白·泰勒，在《埃及艳后》中担当女主角“尼罗河女王”克莱奥帕特拉的饰演，通过软磨硬泡将片酬从她个人当时的12.5万美元提升到基本片酬100万美元、每周3000美元生活津贴、超出拍片计划补偿额外的每周5万美元，以及影片总利润10%的分红。作为当时最红的好莱坞女星，伊丽莎白·泰勒还通过游说，取得了此片的导演决定权。福克斯与泰勒达成的片酬方案、导演决定权安排经事后证明，是造成此片拍摄严重拖延、成本激增的重要原因。
伊丽莎白·泰勒
然而，让《埃及艳后》这部巨制片彻底成为票房毒药并险些导致福克斯因巨亏破产的原因，还与伊丽莎白·泰勒引发的别的事端有关。在《埃及艳后》中，克莱奥帕特拉与自己丈夫（尤里乌斯·凯撒）的侄子马克·安东尼成为了情侣，最终结合。糟糕的是，两个主角——伊丽莎白·泰勒和理查德·伯顿也当真走到了一起，她和他背弃了各自的家庭，从片场偷欢到公开的出双入对，让关注大片《埃及艳后》的娱乐圈记者都马上转入这段偷情丑闻的追踪报道。
理查德·伯顿
泰勒此前一直是好莱坞的宠儿，伯顿算得上英国最成功的莎士比亚话剧演员和电影演员，这样一对金童玉女越是设法逃避媒体追踪，越是让记者为适应公众八卦窥私的需要而开始使用原先只用来追击政客的采访技术手段、报道手法。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段偷情丑闻直接开创了而后延续至今的娱乐圈名人新闻模式，即为了“查清”真相，记者不断设法采用更能直接捕捉明星动态的手段方法——可以说，这正是造成几十年后戴安娜王妃乘坐的轿车为躲避狗仔队连续偷拍而遭遇事故，以及千千万万明星丑闻或个人隐私被揭的源头。
泰勒和伯顿偷情丑闻在当时已经“脱离娱乐新闻，进入到严肃新闻范畴了”，被报纸放在头版，与肯尼迪、赫鲁晓夫和古巴导弹的新闻放在一起。罗马教廷（梵蒂冈）发表声明，对泰勒予以谴责，美国国会也掀起了针对此事的激烈争论，有议员认为美国的道德滑坡应归咎于“泰勒-伯顿”的私通。
为爱情作出极大牺牲
偷情主角令人惊诧的分别结束了各自的婚姻（伯顿离婚较早，泰勒是在跟伯顿成为伴侣两年后以放弃部分财产为代价，才结束了原先的婚姻），继而走在了一起，这其实惊人的契合了《埃及艳后》的剧情：男主角与女主角“不可遏制的欲望升华成了爱情”。《烈爱：伊丽莎白·泰勒&理查德·伯顿的世纪婚姻》一书特意提到，《埃及艳后》中，伯顿饰演的安东尼在抛弃他的士兵去追随克莱奥帕特拉时，抛弃了自己的羞耻心；而后他和克莱奥帕特拉被屋大维打败，残余部队弃他而去，安东尼找不到人杀死他，好让他死得有尊严，哭喊着：“这难道就是最终的抛弃吗？这是我自己造成的！”“无论是艺术上还是生活上，伯顿会经常觉得是他自己造成了最后的抛弃‘这是我自己造成的’。”这种无奈感、自我抛弃感，贯穿了伯顿与泰勒的爱情、婚姻全过程。
泰勒为伯顿作出了极大牺牲。她希望自己的丈夫能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为此她可以一连数年不接新片——这个选择对她本人的演艺事业的损害是决定性的，长期不接新片，让泰勒的老观众对偶像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个超级无敌的纯情玉女印象，因此，几年后，当稍稍发福并尝试新角色挑战的泰勒拿出新作品时，老观众首先不认同，还把这个账算在了伯顿身上。更糟糕的是，恰逢风起云涌的1960年代，社会风潮和时尚观念都在发生剧烈转变，泰勒曝光率的减少让年轻人直接将她等同于过气人物，嘲笑她的丰腴体型和老式的珠光宝气。
而在伯顿这一方，尽管他得到了泰勒的支持和指点，但名气大大逊于妻子还是让这个威尔士矿工的儿子深感自卑。伯顿得以成长为好莱坞、欧洲乃至全世界顶级男演员，主要得益于泰勒的帮助，泰勒促使他勇敢面对自己的恐惧，包括恐高、患有血友病、脸颊上长有麻子，等等，但这些努力也进一步加剧了伯顿的自卑，并最终积累成为多年后数次背叛女方的冲动来源。
泰勒试图反过来用自己与伯顿此前的偷情丑闻做文章，一部《春光无限恨》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烈爱》一书对此的评价是“观众无法停止通过观看影片来重温这对夫妇当初那震惊世界的通奸带来的刺激”。然后，这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好消息，此后伯顿夫妇合作出演的影片，几乎全部成为“票房毒药”，反过来，两个人分开参演的电影，倒有一些可以获得商业和舆论口碑上的成功。
爱得太激烈，就灼伤了对方
伯顿和泰勒在相爱的同时，也一直在相互伤害。泰勒担忧伯顿继续与她结婚前勾搭合作的女演员的作风，而伯顿更担心自己貌若天仙的妻子成为其他男人的目标。两个人分开参演电影时，一方回到另一方片场探班，甚至明确无误地“监视”自己的妻子（丈夫）与异性主演配戏。两个人在公开场合经常相互抬杠和吵闹，以此为加深感情的固有方式，却忘记了争吵的积累，毕竟会造成矛盾的升级。
这对明星夫妇都喜欢用巨额金钱购买礼物送给对方。伯顿不止一次斥巨资购买竞拍的珠宝送给妻子，败在他手下的竞拍方包括希腊船王、中东王室和美国金融家。而泰勒则更倾向于在经济上作出牺牲，以支持伯顿写作、继续参演莎士比亚话剧等形式，满足丈夫的诗人和话剧演员梦想。两个人的相互支持，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因为没能将注意力全部放在参演的电影上，票房越来越差，伯顿也逐渐过气，片酬和选片空间都大大缩水，让他多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而最终无缘奖项，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他的自卑心理，使他在与妻子相处中，常常以刻意挑衅的方式来破坏相爱关系。
——泰勒热衷收藏珍稀珠宝并大肆展示的做法，在开展“向贫困宣战”的当时美国，可谓大逆不道，连《纽约时报》都发表评论抨击这个虚荣过时的老女人。
《烈爱》一书还披露，伯顿和泰勒这两个激情相爱的人，结婚多年后仍然保持着惊人的激情，而这种激情体现的方式就是，两个人都保留着大量饮酒、依赖药物的习惯，这虽然让他和她相处相爱的每一天都似乎充溢着浓情蜜意，但毕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彼此的健康，也最终毁了两个人的星途。
最让泰勒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在年满40岁的时候，她的事业不断滑坡，又欲罢不能，还不能不分出精力去预防自己轻佻的丈夫出轨。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直害怕看到的消息，伯顿勾搭了阿兰·德隆的前妻娜塔丽·德隆。尽管泰勒原谅了丈夫，但伯顿放任自己成天陷入酒醉状态及酒醉下的失控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不能让人忍受。
延续烈爱
两个人的关系而后变得有些莫名其妙。他和她经历了分手-短暂复合-突然离婚-复婚-再离婚的纠葛，而在分手及两次离婚期间，两人反倒可以更趋平静耐心的对话，当泰勒做手术住院时，伯顿从片场请假从意大利飞往洛杉矶；但一旦外界认为神经质般的这两个明星又有希望复合时，两人却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新男友（女友）乃至新丈夫（妻子）。在这样一种复杂紊乱的爱情、婚姻、生活状态下，伯顿渐渐走向了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1984年8月3日，他与朋友到酒吧观看足球比赛转播，与他人发生口角，被推倒了，头撞到地上。第二天，伯顿经抢救无效死去，年仅58岁。
伯顿死前在床边用红色墨水写下了莎士比亚诗句：
“倒要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红呢……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我们的狂欢已经结束了……”
泰勒知道伯顿的死讯时，晕了过去。后来，她说，“知道他去世的哪一天，我仍然疯狂地爱着他。我想他也爱着我。我认为他会永远在那里，在电话的那一头，即使我们不在一起，我知道他仍然在这个世界上”。伯顿的最后一任妻子莎莉要求泰勒不要参加伯顿的葬礼，她同意了，也就失去了亲眼再见她最爱的他的最后一次机会（目的是为了不伤害莎莉）。过了几日，她悄悄来到伯顿的墓地。
为了纪念伯顿，为了延续自己对他的爱，曾经招致媒体和许多民众痛斥的泰勒站出来为艾滋病研究大声疾呼，要求美国政府和公众改变对艾滋病和同性恋的态度，并亲自募集了数百万美元用以寻求解决和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泰勒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伯顿年轻时曾有同性恋经历，还患有血友病（这两方面在当时都存在极强的社会歧视）。她手里有一封伯顿1984年8月2日寄出的信（在伯顿死后几日送达，在信中，伯顿表达了想和她复合的愿望），从那时起，到2011年3月23日（泰勒去世），她一直保存着那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