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远征

作者：叶周

最近读到一些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作家实地考察的信息，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远征——1939年6月，中华全国文艺反敌协会组织作家到东南战场考察。出发前，周恩来、国军委政治部三部部长郭莫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于立子出席了告别会并致辞鼓励。作家的实地考察是三馆下作家协会的"笔支部队"，这是抗日战争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经过周恩来的推荐，刚从英国回来的诗人王立喜担任代表团团长、剧作家宋志副团长，成员分别是作家罗伟、白浪、葛一红、杨硕、杨硕、李慧英、袁波、我父亲叶一群、画家陈晓楠、诗人方寅等14人。南方局选拔后，大多是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党员。

代表团出发前，重庆作家们聚集在一起讨论"文章去乡下，文章入伍"，直到他们真正进入火热的生活，才觉得前线士兵非常需要后方文化界的支持。士兵和村民看到那些穿着军装但不带枪的人，经常好奇地问他们在哪个单位，当他们得知他们是特别访问的作家时，他们甚至更加热情。

我在地图上标出了使团的路线，这是一条横跨中国腹地的斜线，从重庆开始，经过成都、宝鸡、西安，到洛阳。代表团在洛阳会见了第一战区司令员魏立煌，渡过黄河，进入中多山八路军司令部的抗日前线。

洛阳的防空警报时不时响起，日本飞机每天都会出击，但当地军民并没有认真对待。王立喜向魏立煌将军赠送了一面写有"国干城"字样的横幅。魏将军在讲话中说："卫国战争本应是我们士兵的职业......你们每支笔可以达到10万名士兵，14支笔将达到140万士兵。这一百四十万士兵来到我们面前，这给我们增添了一层最强大的人，那么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还能担心什么呢？"代表团成员对听证会感到鼓舞。

离开洛阳，代表团进入了被称为黄河屏障的中山。有沟壑，连绵起伏的丘陵，路过沉重，有很多路不能开，只能骑马。有些陡峭的路段悬崖边，连马都骑不着，跌落就是深渊，我们只能走路，一走几十里。盛夏，天气炎热，下雨晴朗，山路崎岖泥泞。这条路线也经常在日本飞机和枪支的射程之内，附近的学生经常被敌人迷路和俘虏。读着作者留下的日记，他们一路上辛辛苦，随时处于危险之中，却没有改变行程，继续前进。作家在部队或村庄休息之前就工作，无论是在会议中还是在与官兵和群众的访谈中，在军队中，甚至在战壕中收集信息。对于当时一些弱小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作家白朗写了一本日记《我们十四个人》，真实地记录了任务行程的一部分。罗伟和白浪，来自东北，生了一个儿子，死后四个孩子，只有两岁，为了去前线，他们把孩子的痛苦交给了母亲去扶养。在路上，白朗从重庆被日军轰炸的消息中得知，总是担心孩子和老人的安全。父亲叶一群年仅28岁，一路上与罗伟、白朗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在白朗的文字中看到了很多生动的记录，我那位不言而喻的父亲当时非常活跃。当气氛沉闷时，父亲和小组组长给队员们写了油诗。他和罗伟、白朗爬上华山，快速的动作让白朗惊叹道："两个平凡静静的默默人，一个向上移动，却显得那么活泼天真。"座谈会上，父亲和团长一起向部队介绍了使团的组成和计划，使团团长生病后，父亲代表大家发表了讲话，"他的话很感人。在陡峭的山坡上，陡峭的斜坡很滑，四匹马滑了下来，我父亲挣扎着从倒下的马背上站起来，结果被马蹄铁踢中了肚子。我看到了奉化正茂的父亲，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远征中，仿佛冲走了书，在茫茫的山川中愤怒，锻造了一个新的灵魂。

王立喜在途中因突发黄疸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死，于是被父亲叶一群为组长，与杨硕、元波三人坚持到底。他们从中山一路向北走到太行山，最后到达了山西省武乡县砖墙村的八路军司令部。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新华社华北地区新华社为他们组织了特别的欢迎晚会，闫、李伯轩、刘白宇、陈废煤、徐伟勇、任白歌等都为他们举办了欢迎会。父亲介绍了中华全国抗敌协会在文艺界的情况，立即有人提议在晋东南部设立中国艺术文化协会分会。经过紧张的准备，中华全国艺术协会抗敌晋东南分会在下北畺村正式成立。这是在敌后抗日基地成立的全国艺术文学协会的第一个分会，也是作家实地考察的重要成果之一。

指挥前线行动的总司令裘德知道要举行就职典礼，骑着一匹高大的深褐色马到雪地里，会议的气氛忽然亮了起来，年轻人的鲜血沸腾。我看到一张总司令裘德在太行山举行文学座谈会的照片。它后面是一座大砖房，前面有两张木桌和凳子，桌子周围有会议，有大碗泡茶。战场上的文艺武士们都穿着戏服，穿着灰色厚厚的中山式军装，腰间系着腰带，系着绑着绑腿。"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攻击和文化侵略，我们庞大的敌人基地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反击。裘德说："前面，我们拿枪玩起来很活泼，你拿笔和棍子打虽然也活泼，但还不够。在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枪和笔靠近在一起。"中国人民协会分会成立后，在各地建立了抗敌文艺交流站，发展了一大批文艺通讯员，迅速有效地建立了强大的边境地区抗日文艺阵营。

代表团的作家留下了集体日记《笔游击队》、白浪的《我们十四人》、叶轶群的《在战斗中长大》、宋的《开歌》、王立喜的《笔曲》、罗伟的《食物》等一系列作品，让后方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中国抗日前线的形势。这次前线之行也让父亲与陈伟煤、刘白玉、周福等解放区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我看到父亲留在太行山区的一张照片，离开重庆后持续了半年多，跋涉了一万多英里，一路走过风、雨、雪，他剥下了几层皮肤，原来的白脸变成了黑秋色，细长了一圈。他站着，双手交叉在芦苇丛中，厚厚的衬衫像一块揉捏的布一样缠绕在他的身体上。那张脸看起来很严肃，似乎有点累，但看起来很坚毅。前线之旅在他父亲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回国后，父亲通过协助毛盾编辑的《文学立场》等刊物和他主持的文学协会，不遗余力地推广一线作家的作品，与抗日战争前线军民的心紧密相连。

光明日报 （202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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