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任弼时
任弼时关爱毛主席
1931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到达了闽西。
3月的闽西山区仍旧春寒料峭，这里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带。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任弼时，亲眼看到党在农村开辟出来的苏区，心中不禁热乎起来。
毛泽东和任弼时这两位昔日的校友，而今的革命同志在长汀的一间农家土屋里再次相逢。毛泽东身穿粗布红军制服，快步走过去紧紧握住任弼时的手。
残酷艰苦的革命斗争，早已褪去了毛泽东脸上的书生气，多了些干练和坚定。望着又黑又瘦的毛泽东，任弼时的心中不禁感慨万千，同时也想到了与毛泽东同为校友时的一幕幕。
1915年，任弼时考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高小部学习，当时，毛泽东也在第一师范就读，并且立下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宏伟志向。他与蔡和森、张昆弟等有志青年在校内传播革命思想，成为当时长沙学生界、文化界的著名活动人物。
对学校颇有名气的毛泽东，任弼时也早有耳闻。
图|毛主席
1917年，在长沙第一师范大礼堂，毛泽东率领200多名学生志愿军，智缴了3000余名北洋溃兵的枪械。
在当年的全校人物互选中，毛泽东票数最高，得票项目最多，尤其是在言语和胆识方面，更是唯他独有。
终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任弼时见到了这位高年级的学长。在学生自治会的讨论会上，他看到毛泽东和几名同学正在慷慨激昂地谈论国家大事，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驱使着他和一些同学前去请教。
毛泽东热情地向这些低年级的学弟学妹们介绍了学生自治会的一些情况，同时勉励他们好好学习，锻炼身体，将来为改造社会而奋斗。
这一次见面，毛泽东给年少的任弼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长沙学生运动的骨干纷纷集会。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等人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全体罢课声援北京学生，同时深入民间宣传。
毛泽东主编了《湘江评论》，发表了《民政的大联合》一文，任弼时则联合长郡中学、明德中学、第一师范等多所学校里的湘阴籍学生，组成一个宣讲团，回湘阴老家向民众宣传。毛泽东和任弼时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场爱国运动之中。
五四运动的洪流，使任弼时从学校走向社会，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投身到革命实践斗争的行列。在湖南，毛泽东与方维夏、何叔衡等人一道发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公开宣传十月革命，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这段时期，毛泽东通过各种途径，接受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先进分子，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和从青年学生、教员到职业革命家的转变。
当时，勤工俭学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大城市。任弼时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联系旅法勤工俭学未成，便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去俄罗斯勤工俭学。
图|刘少奇和毛主席
在毛泽东的介绍和安排下，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进步青年先后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准备赴俄学习。在上海学习期间，任弼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4年，在苏联学成归国的任弼时到上海团中央工作，而此时的毛泽东则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
正当国民革命凯歌行进时，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奔赴农村，实行武装斗争。
根据组织的安排，毛泽东回到了湖南组织秋收起义，而任弼时则被调往白区工作，两人分别在农村和城市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秋收起义受挫以后，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领部队向敌人防守薄弱的井冈山进军，并在这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
经过3年的艰苦奋斗，到1930年夏，全国已经建立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
于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任弼时便被派到中央苏区，因此便有了上文中毛主席和任弼时握手寒暄的一幕。
到达中央苏区以后不久，任弼时便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国民党调遣20万大军步步进逼中央苏区，而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前委内部就对敌战略方针一直争论不休。
在任弼时的主持之下，中央局作出坚决进攻、艰苦斗争、持久作战、在苏区内消灭敌人的决策。这对政治上支持反“围剿”战争，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才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后来，毛泽东说道：“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时相当困难。”
而任弼时在跟随部队行动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所领导的红军势如破竹，歼敌3万余，乘胜攻占了赣东北、闽西北的广大地区。
通过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战略决策的争论和实际的指挥，任弼时深感到自己缺乏作战经验，而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大军压境之际，洞察敌情，临机果断，指挥若定，使他甚为折服，萌生了向组织推荐毛泽东为苏区党的主要领导的想法。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和任弼时同住在瑞金叶坪的一栋小楼里，二人秉烛夜谈，共同筹备苏区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来自全国各苏区的29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图|从左到右|任弼时、周恩来、毛主席
然而，王明的“左”倾路线。使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受到排挤。1932年10月，毛泽东离开前方回后方养病。
但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仍然在红军中有很深的影响，任弼时在前线指挥期间，同周恩来、朱德一起，仍然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由于多次推荐毛泽东，在“配合”王明路线反“毛右倾”不得力，1933年5月任弼时被免去中央局组织部长的职务，派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
在长征途中，面对张国焘攻击和诋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分裂行径，作为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的任弼时坚决抵制，维护中央权威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名誉。
他作出指示，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他们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文件材料只保留一份，其余全部烧掉。
同时。任弼时坚决抵制张国焘分化和吞并红二、六军团，反对张国焘利用组织手段压制红二、六军团。
图|毛主席和张国焘
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后，在红二、四方面军的干部会上，张国焘又公开诋毁毛泽东。
任弼时见到此种情况后，对张国焘进行了严厉地警告：“我们二方面军的同志，很多是从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你如果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他们就要翻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
在任弼时的一身正气面前，张国焘一筹莫展。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立即从张国焘那里要来了电报密码本，从此和党中央有了直接联系。
在甘孜的日子，任弼时、贺龙等人和张国焘的斗争既坚持了党的原则，又立足于对张的争取和团结，斗争非常讲究艺术
任弼时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致力于促进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他想方设法解救被张国焘关押撤离进行迫害的干部如廖承志等人，并对他们关怀备至。
在过草地时，任弼时冷静而诚恳地和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交谈，同时向广大指战员宣传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北上与中央会合的重要意义，使大家对目前形势和中央的策略路线认识趋于一致。张国焘日渐孤立，最后只得表示同意北上。
1936年11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会见任弼时等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说：“你们出发时1万人，走出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毛主席对任弼时的关心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毛主席专门下了一道禁令：“任弼时不能参加开国大典！”
作为与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并称为“中共五大书记”的任弼时，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他却不被允许参加开国大典，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其实这背后，饱含着毛主席对他的关心和爱护。
1928年秋，任弼时奉党中央的命令，前往安徽协助处理安徽党组织恢复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0月15日下午，任弼时和林植夫来到了安徽香油寺附近，与之前约好的南陵县基层党团员们见面。
任弼时到达香油寺后，并没有直接去见面地点，而是在附近的小乔墓佯装游览，警惕地观察周围动静。
而这时，南陵县基层党团员刘某和王某也来了，但不幸的是，他们二人在路过国民党南岭县党部的时候，被叛徒发现。
叛徒见刘某和王某二人依次往香油寺方向走去，凭借以往的经验，估计是去开会。于是立即报告了县党部，县党部派县工会主席率领十几名荷枪实弹的保安团丁前往香油寺捕人。
他们迅速封锁了进出香油寺的各条重要道路，当任弼时发现情况不妙，正想走开时，已经来不及了，在他身边出现的是几支乌黑的枪管。
就这样，任弼时、林植夫、刘某、王某四人均被敌人当场逮捕。所幸，任弼时的身上并没有携带党的机密文件，敌人除了在他身上搜到80块银元之外，一无所获。对他的真实身份也并不知情。随后，任弼时等四人被关押到国民党南陵县党部。
第二天晚上，南陵县政府和县党部便在法庭对任弼时进行了会审。主审人是南陵县县长兼军法官。陪审人中有好几个是共产党的叛徒。
图|林植夫
在审讯中，林植夫为了掩护任弼时，矢口否认和任弼时相识，只是在凭吊小乔墓时偶遇。
提审到任弼时时，他镇定自若、神态安详，因为一来敌人尚未从他身上发现任何证据；二来党团员会议还未来得及开就都被捕了，大家并不认识他。唯一知道他真实身份的林植夫又坚决否认认识他。他按早已想好的口供，沉着应付审讯。
主审问道：“你叫什么？哪里人？来南陵干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香油寺”
他对审讯人员说道：“我叫胡少甫，湖南人，是长沙伟伦纸庄的店员，来南陵推销纸张和催收账款，我到香油寺是因为我想凭吊一下小乔墓，只是碰巧遇到了林植夫等人。”
主审见任弼时十分冷静，又是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认定了他在撒谎，他肯定是共产党的高官，于是，敌人为了能够撬开任弼时的嘴，从他的嘴里套出情报，便对他用尽了刑罚。
敌人先是用带了倒刺的鞭子狠狠地抽他的身体，往他鲜血淋淋的伤口上撒上细盐，把烧得发烫的红烙铁按在他的身上，然后又用蘸了辣椒的水泼在他的伤口和眼睛口鼻里面。
在任弼时遭受酷刑的过程中，陪审中的一名共产党叛徒频频地向任弼时诱供，企图趁任弼时身体受损，精神恍惚的时候，从任弼时的嘴里套出情报。
但任弼时尽管身体上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但他的头脑却异常地机智和清醒，成功地驳回了敌人屡次的诱供，
在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讯之后，任弼时已经彻底摸清了敌人的审讯思路和对自己情况的掌握。他们手上根本没有掌握丝毫有关自己的证据。想到这里的任弼时，便一口咬定，他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敌人审了一夜，他都以钢铁般的意志，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敌人没有办法，便将任弼时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和一同被捕的林植夫三人一起送往省城安庆饮马塘看守所。
被羁押在安庆饮马塘看守所的任弼时，几经审讯，敌人对他施以种种酷刑，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昏死过去，但是任弼时始终始终坚贞不屈。敌人面对他这样的硬骨头，也是无无计可施，无可奈何。
1929年3月，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多方营救，受了五个月牢狱之灾的任弼时，终于获释出狱，但他并没有做任何的休养，就拖着被敌人折磨得病残虚弱的身子，又踏上了新的战斗征途。
1934年，我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任弼时临危受命，带领红二、六军团进行长征。
一次夜间急行，在前有追兵，后有堵截的情况下，任弼时走在队伍的前面，极其小心地躲过敌人布下的铁丝网，却不幸掉入敌人的陷阱里。
一根十厘米的竹签扎透了他的脚掌，鲜血汹涌而出，刺骨的疼痛让他忍不住浑身战栗。
战士们看到后，着急地说道：“政委，赶快包扎一下吧！”
任弼时却摆摆手：“我们是先锋部队，需要给后面的队伍探路，哪有停下来的时间？”
说完，任弼时咬紧牙关，左手按着自己的脚，右手猛地把竹签从脚里拔出来，疼痛让他脸上的肌肉都抽搐了。
看着喷溅在手上、身上、脸上的鲜血，他只是随手抹了一下，就继续带领着队伍继续赶路了。
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再加上长时间的跋涉，任弼时的脚伤最终化脓了。
为了拔出里面的脓血，红军战士们只好把纱布裁成窄窄的细条，蘸上水穿过伤洞，并来回扯动。
每拉扯一下，就带来钻心的疼痛，但这却是在艰苦的环境之下遏制伤口进一步感染的唯一办法。任弼时就是在这种无比艰难的情况下，带领部队胜利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后来，超强度的工作，加上旧伤时而复发，任弼时的身体每况愈下，并患上了动脉硬化、糖尿病、脑供血不足等多种疾病。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医生给任弼时检查身体时，发现他的身体状况更差了，便向毛主席建议：“任弼时不能参加开国大典，他的情绪不能太过激动。”
可是，这是新中国即将成立的伟大时刻，任弼时坚持要亲自去看一看。在万般无奈之下，毛主席便专门下了那一道禁令，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保重身体。
任弼时逝世之后
可是，任弼时的身体状况实在是太差了，再加上他高强度的工作，1957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过度劳累，病情加重，于北京逝世，年仅46岁。
任弼时自16岁起即投身革命，30年如一日，将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英年早逝，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悲痛。
图|毛主席和任弼时
作为任弼时的老战友，毛主席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0月28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由242人组成的任弼时同志治丧委员会。同日，任弼时遗体入殓，并移灵至劳动人民文化宫，接受战友和各方友好、人民群众的瞻仰和吊唁。
这天上午9点，毛泽东亲视含殓。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亲自抬任弼时遗体入殓。当将遗体从屋内小心翼翼地抬出门时，因屋门太窄，几位领导都侧过身，慢慢地挪动脚步。毛泽东在门外快步迎过去，伸手帮助走在前面的刘少奇和周恩来托起任弼时的遗体，平稳地来到院中。
任弼时遗体入殓时，毛泽东俯身深情注视着老战友，把任弼时最后的遗容深深地印在脑子里。
10月30日上午9点，首都各界4万多人聚集于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前广场，隆重举行任弼时同志追悼大会。
在追悼会上，叶剑英沉痛地说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是中国人民的骆驼！担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任弼时的灵柩移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执绋前导
在中央举行悼念活动的同时，全国各地也纷纷举行悼念任弼时的活动。邓小平在西南局召开的任弼时同志追悼大会上沉痛地号召：“全体党员和青年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巩固我们的革命胜利，好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完成弼时同志的遗志，来弥补这个巨大的损失”。
任弼时曾经工作过多年的延安郊区枣园、杨家岭等地的农民，在听到任弼时逝世的不幸消息后，万分悲痛。
1950年10月30日上午，70多位农民代表拿着香表，怀着沉痛的心情，在枣园礼堂举行追悼会。大家以沉痛的心情回顾了任弼时在枣园时对他们的亲切关怀，表示要以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来安慰英灵。
会上还通过了给中共中央任弼时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唁电。唁电说：“任弼时同志领导边区建设事业，贡献极大。特别是1943年亲自领导我们生产，时刻关系农民的生活，但不幸病故，实为中国人民一大损失。功在人民，虽死犹荣。特电致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