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之言，闻于雷鼓

作者：潘玉毅

阅读余怒的《蜗牛》真是“太难了”。手捧这本诗集，如同看见一幢造型别致的小楼，上前叩门却无人应答。因为不曾“入门”，所以只能臆测：余怒的出生地安徽安庆是个与禅宗颇有渊源的地方，不知是否受乡风熏染，他的诗歌带有一种隐秘的、未知的东西。或许，诗意本身就是禅意的一种。

深秋时节，黄叶满地，我们徜徉其中，但在心中搜罗良久，才发现只能用“不可方物”来形容这种美，也根本说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个美法。与之相似，读余怒的诗，读者也常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可内心却仿佛被鞭炮炸响的黑夜，声音由此及彼，经久不息，有时还会与诗里的某个句子、某个场景产生共鸣，将自己带入诗句所营造的意境里去。

余怒是诗歌界的探险家，传统语言习惯的逆行者。他放下了现有的经验，选择了一条未被开发的、不曾模式化的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充满新意的文本样式。一如《蜗牛》里所展示的那样，余怒的诗像是重新剪辑之前的《东邪西毒》，弱化了语言的表达，丰富了人的想象。此处或有一比，如果在黑板上画一个圆并给它定义为西瓜，那它只能是西瓜，而如果不加以定义的话，它可以有很多种可能，比如轮胎、皮球、太阳、月亮。与此同时，在余怒笔下，属于“歌”的部分被隐去，属于诗的部分则被突出。放弃了平仄、押韵这些形式，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韵味和节奏，但阅读的陌生化带来的障碍感反而能激发读者潜意识里的探索能力。

在《蜗牛》中，“存在”一词被多次提及。思维、光照、动物、人……诗人没有写这些被描述的对象因何存在，而是直言其存在的状态。这里的存在是一种客观，至于意义，诗人并没有作出阐释，而是任由读者自己去体会。读者从诗里获取的不是作者的秘密，而是个体经验在文本中的重生。

书中，发生在茶吧里的那场相遇，让人不自觉地想起施蛰存的《梅雨之夕》；而读到“在我打开门的那个早上，送奶人/将它同牛奶一起，送还给我。/我们互道早安”，我们眼前仿佛开了一扇窗，看见什么、看见多少因人而异，用它来形容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当真是太妙了，只是很难用精确的语言进行描述。

书中的每首诗都有个如同武学套路的“起手式”。在很多人的概念里，起手式只是用来客套的礼数，临敌时毫无用处，不过金庸在《碧血剑》里借袁承志对刘培生的指点反驳了这一观点：起手式并非无用，而是看你用得是否得法。《蜗牛》中一些诗歌的起手式很是吸引人，《普通语言学》的第一句话就是“直接的感受是尖锐物”，《记录》的第一句话则是“抓住人们所说的”，开宗明义，巧妙点题。比如前者的意思大概是说，语言是尖锐物，把一个抽象的东西具象化了，有助于增进读者的理解，读者可以结合自身经验以及“恶语伤人”等俗语，更好地体会诗中所指；后者则更直白一些，“抓住人们所说的”可不就是记录吗？不过是用了拟人手法之后，句子越发生动了。

“起手式”之后是诗的正文，作为看客，有些能懂，有些不懂，有些似懂非懂，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读出自己的感觉就行了。这就好比说到“独孤九剑”，鲜少有人能记全九种招式，但是说到“无招胜有招”，就谁都知道了，而且每每说起总是心潮澎湃。余怒的诗亦然。

因为胸中少墨，所以不敢乱说，只能谈谈自己的感受。也许这些与诗人的本意并不相同，却是文本投射在我心中的一道影像。（潘玉毅）

来源： 河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