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悍记》是英国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创作的剧本，创作于1590年至1600年，讲述了富家女凯瑟琳娜（下称凯瑟）接受彼特鲁乔（下称彼特）的改造，成为一位“失去自我”的温柔妻子的故事。
该剧本故事跌宕起伏，剧情曲折生动，大受欢迎，已被改编成电影和话剧，拥有众多粉丝。不过，在读者与观众欣赏此剧同时，也不免对剧中凯瑟的转变感到不满。尤其是对末尾凯瑟发表的“男权至上”和“妻子应对丈夫绝对服从”的言论，更是大加鞭挞。
其实，凯瑟的驯服只是表面现象。推敲剧本中种种细节，可以发现，凯瑟自始至终都没有被驯服。相反，她反而驯服了自以为是的彼特。披着“被驯服”的外衣，凯瑟成功反击突袭，在那个男权当道的时代为自己争利利益。她才是这场驯悍闹剧中最大的赢家。
本文将从对话、行为与剧情三个角度，剖析为何是凯瑟笑到了最后。
剧本中提到，凯瑟父亲这两个女儿聘请家庭教师，说明凯瑟受过良好教育，这让她有了更广博的见识和高妙的斗争手段。当彼特赞美凯瑟贤德、说他是受感动而来时，凯瑟丽娜却说
“让把你感动得到这里来的那个人，再把你感动回去吧。”
说明她对自己的风评拥有清晰的认知，不相信彼特鲁乔的鬼话。
剧中另有一些台词，暗示她对当时的社会并非一无所知。
“去，傻瓜，我不受你的摆布。” “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一套子好听的话？” “一个女人若是没有抵抗精神，会要终身被人玩弄的。”
她与彼特的对话中，有许多暗语，更不乏粗俗字眼。家庭教师不会教她这些，其父作为一位绅士，在家也不可能说出这些话。这说明凯瑟是自学的，她有意进行过这方面的学习。
那么她为什么要学习这方面的技巧呢？恰恰是因为她有需求，她要以此来抗争、击退未婚者。
她对女人当时的社会地位与现状非常明晰，也培养着自己识哄骗伎俩、对抗男权的本事。
她并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是对社会知之甚深。由于见过的不少，她在心里构筑了坚实的防线，但凡听到类似的花言巧语，就会拉起警报，防范手段十分了得。
凯瑟之父与彼特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需要采取不同的把控手段。
凯瑟的父亲是位绅士，不惜赔上巨额嫁妆、牺牲小女儿利益，也要把声名狼藉的大女儿许配出去。他是处于当时社会平均线上的人，恪守绅士礼仪、为女儿谋划，中规中矩。针对其父，凯瑟采取的谋略便是——成为“悍妇“。
“悍妇”之名是牵制父亲的利器，凯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武器，让人不敢求娶，也让凯瑟有更多自由空间。能够控制住父亲，凯瑟在男权社会下就找到了安乐湾，有了喘息、保持自我的机会。
出于对男人的了解，她不愿过早把自己交出去、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她不了解的人手中。所以她能拖就拖。而事实证明，这种手段效果还不赖。
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她最终是要出嫁的，父亲不可能留她一辈子。特别是当父亲宣布她未出嫁时，妹妹也不能嫁。已经有人要为她的个人自由付出代价，这是独立自由的凯瑟所不能容忍的。
于是嫁人成了迫切的事。凯瑟考查起求婚者来，看谁更易于把握。
厌恶她的那些人自然是不行的，所谓无欲则刚，他们一开始就抵触凯瑟、对她没有兴趣，自然难于为她把握。对这些人，凯瑟就以泼辣为武器进行驱逐，不惜拿琴敲破别人的头来展示自己的彪悍和泼辣。吓退旁人。
而彼特不同，他对凯瑟采取的办法是“以毒攻毒”。凯瑟强硬，他就要更强硬。
在未婚时他就敢大言不惭地说：“我现在就指着天日为誓言，你必须嫁给我，不许嫁给别人，因为我是生来专为驯服你的。”霸道之情一览无余。婚后回门时，他更是表示只要他说天上的太阳是月亮，那它就必须是月亮，强迫凯瑟服从。
他贪图凯瑟的嫁妆，同时有极强的战胜欲，对征服凯瑟雄心勃勃，换言之，他对凯瑟有很深的兴趣。人有了目标和追求，就容易为人把控。通过与彼特的对话，凯瑟感觉自己可以把握彼特，至少可能性比把控其他人要强得多。于是便顺水推舟、遵守父命出嫁。
婚后，彼特故意“凶悍”，让凯瑟都觉得过火了，甚至规劝彼特不要这么爆脾气。按她的本性，应该是与自我争吵才是，然而她却选择了退让。
因为如今的对象变了，彼特不是她的父亲，不吃她以前那套，所以要改变策略。当然，初来乍到，她对彼特了解不是特别深，计策要一点点筹谋。
剧中她的不断退让，其实是一种试探彼特的手段，研究自己和手段该操于哪种程度才最合适。
对于父亲的丈夫，凯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手段也慢慢转变。
凯瑟婚前脾气火爆，“悍妇“之名，婚后却几乎没与彼特争吵，与她一贯彪悍的作风迥然相异，太过突兀，显得不真实。
为了驯服凯瑟，彼特对她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折磨。不让她吃饭、不给她睡觉、不让她穿时髦的衣服，一步步侵占凯瑟的自我空间。
“这裙子是给淑女穿的，你又不是淑女，穿来干什么？”
对于这种情况，凯瑟不能明目张胆地反抗。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已婚妇女是丈夫的财产、要听令于丈夫。她明目张胆的抗争必然为世俗不容，也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凯瑟是聪明的女子，不会让自己陷入绝境。于是她假意改变、满足彼特的好胜心，同时温和的渐变又不至于让彼特起疑心。
在这种状况下，凯瑟才是猎人，彼特是猎物。
剧情末尾，而彼特与众人打赌，说自己的妻子最顺从。为了证明，他让人去请凯瑟前来。
凯瑟并未一呼即来，三催四请后，彼特说出“就说我命令她来见我”时，才姗姗来迟。
这句话昭示着彼特的耐心要被磨光了，耐心处于临界点上。这时候前来，是最佳时机，最能满足他的好胜心，比一呼即来效果更好。借这次打赌，凯瑟也摸清了彼特的底线。
如若凯瑟真的全然顺从丈夫，断不可能姗姗来迟。这也暗示，她最终所说的那番有关妇德的话言不由衷，不过是“棍棒+大枣“政策的体现。
人的改变有一个过程，需要时间。而凯瑟与彼特结婚没多久，就变得如此顺从，与从前彪悍形成剧烈反差，显得不真实。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她的策略，她明白怎么样才能让彼特满意，从而让自己获得好处、过得舒坦。
从戏外看，她的转变如此之快，是为了艺术展现的需要。《驯悍记》作为剧本，是用来演出并赚取收益的。紧凑的安排和突转的剧情能刺激观众的感观，增加艺术张力，得到满意的艺术效果。毕竟，观众才是上帝，他们要掏钱的。凯瑟最后那番宣告，很大程度上是说给观众听的，符合当时“主流价值观”，迎合了观众的口味。
这也要求我们，要源于剧本、高于剧本，解读戏剧文本背后深层次的意义。
从以上角度来看，凯瑟没有并驯服，这不过是她追求个人自由的方式，被驯服的反而是彼特鲁乔。
在莎翁创作此剧的年代，女性尚未取得独立地位，甚至被视为男性附庸，是男性财产的一部分。波伏娃所谓第二性是也，女性远不能与男性平起平坐，只能屈居男性之下，是为“第二性“。
这在剧中也有充分体现。凯瑟父亲可以左右女儿婚姻大事，一句话就能让凯瑟出嫁，也能逼比恩卡待字闺中——即使有人追求她。而前来求婚的彼特，更是无视凯瑟的人格尊严，不过把她当作被征服的对象，意欲图谋凯瑟嫁妆。
回到莎翁所处的时代，伊丽莎白时期的法律没有针对妇女地位的专门条款，女性在婚前拥有几乎和男子同样的权利，但是婚后，妇女的合法权利就消失，成为丈夫财产的一部分。
在当时，对女性权益的无视是常态，即使有思想前卫的女性，想要活得自由、摆脱束缚，也得不到支持，只能惹来非议。
男性给女性定下标准，规定贤良淑德，女性也以此为准，丝毫不觉难为。社会形成了稳定的架构，一两个人的觉醒于事无补，反而会被视为异类。如剧中的凯瑟，“悍妇“之名远播，父亲为之头疼，连妹妹也表示嫌弃。
在这种情况下，标新立异、呐喊女性权益无疑是危险的，也是注定没有结果的。正是预见了这种结果，凯瑟转而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以为自己争得最大的权益。
她受过教育，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知道该如何作为以得到想要的东西。既然彼特口出狂言又爱冒险征服，不如做戏满足了他的征服欲，让他“有面子“。他满足了，自己也就好过了。
这也启示现代的我们，对人的教育不可或缺，斗争的方式也可以是软性的。教育是让我们摆脱社会成见与歧视、实现个人价值的必要方式，而“软斗争”，是我们在客观条件不利于个人之时，保护自己的绝好方法。
也许有人说这还是表示凯瑟对男权屈服了，她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与彼特斗争到底，才不愧为新时代女性。
这种说法，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在那个年代，丈夫对妻子有掌控权，丈夫的话妻子不能反抗，凯瑟既为彼特夫人，从法律和道德上讲，她都必须服从。出嫁后，彼特不是她的老父亲，会对她的“泼辣“行为放任之，直接斗争的方式不适用于彼特。
艺术取材于生活，莎翁的作品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广泛地从生活中取材。既然有凯瑟这样的人物，说明当时必然有与她类似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为自己的利益，采取巧妙的手段抗争。也即，凯瑟并非虚幻的存在，生活中必有原型。
莎翁的其他作品中，也大量出现富有抗争精神的女性，如《感情基础商人》中的鲍西娅、《无事生非》中不甘心女性屈辱命运的贝特丽丝、《奥赛罗》中柔中带刚的苔丝狄蒙娜等。
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莎翁对人性的尊重远超时代，对女性的态度也如此。细究文本、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作者人格，我们就能发现潜藏在文本背后人物真实的性格，从而看见超越时代的艺术经典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