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正酣，多支奧運會參賽隊伍的備戰，都是在訓練局完成的。本文謹以一個訓練局老同志的身份，記錄下訓練局種種往事。
華以剛近影 李銘珅 攝
奧運會正酣。多支奧運會參賽隊伍的備戰，都是在訓練局完成的，這裡成為令人矚目的焦點。這些隊伍雖然不直接隸屬于訓練局管轄，但是訓練局提供膳食、住宿、訓練、交通、文化教育和康複理療等一整套後勤保障，其重要性仍然不言而喻。
宿舍場館
1965年12月，我從上海圍棋隊上調到國家圍棋隊。當時國家隊的機關名字并不是現在的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而叫做北京體育學院運動系，是國家體委的直屬機關之一。我的大段青春歲月在這裡度過。
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于1952年11月宣告成立，一般稱之為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簡稱國家體委。1998年3月，國家體委正式改組為國家體育總局并于4月6日正式挂牌。北京體育學院曾是國家體委的直屬院校，于1993年升格為北京體育大學，隸屬關系不變。體院之中原先設有運動系，被用作國家隊的機關名稱。體院升格為體大後，按照教育界慣例，運動系随之升格為競技體育學院，這時北京體院運動系早已更名為訓練局，也就沒有人再關注老名字的升格與否了。
我剛來國家隊時，訓練局大樓在體育館路上。門牌号是體育館路2号。後來搬到了天壇東路，和中國棋院成為鄰居。訓練局舊址已經變身國家體育總局機關的辦公大樓。
老訓練局大樓一共六層，五層和六層是女生宿舍，三層和四層是男生宿舍。一層主要是醫務處、食堂和行政處，二層主要是局上司辦公室、局辦公室、局黨委和人事處、訓練處。運動員宿舍一般是十五六平方米，住2人或3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建成的宿舍，地面鋪的竟然是實木地闆。大家都知道當時國家經濟很困難，鋪水泥肯定比較節省經費。據上級正式傳達，周總理審批建設方案時說，運動員多有傷病，水泥地面濕冷，不利于關節，是以特批了實木地闆。不起眼的史實卻溫暖人心。為友善洗漱，每個房間裡都配備了洗臉池。暖氣是北京常見的熱水汀。大樓沒有電梯。後來聽說，這是因為當時規定樓房七層以上（含）才配備電梯。
北京體育館
當時的場館配備以北京體育館為中心，西邊連着遊泳館，東邊連着練習館。這三個場館雖然功能有别，卻是互相連通，一氣呵成，頗為敦實，氣勢傲人。這樣的大建築誕生于上世紀50年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們與我的緣分說來話長。
1962年陳毅副總理親自倡導的六城市少年兒童圍棋比賽，就在體育館三樓的東、西會議廳進行。我和師兄王汝南、師弟聶衛平等棋友和同仁就此相識結緣。陳老總專注地觀看王汝南和我比賽的照片，由中國體育報記者拍攝，成為訓練局、中國棋院、中國體育報、中國棋院杭州分院、上海棋院等機關的展品。新民晚報近年也有大篇報道。
1985年11月20日，首屆中日圍棋擂台賽，聶衛平與日方主将藤澤秀行之間的主将決戰就安排在體育館一層的西會議室進行。時任中央電視台體育部主任朱繼峰先生順應時勢，果斷擔當，決定進行現場直播，由此開創了央視直播圍棋比賽的先河。數千名觀衆觀看了王汝南和我的聯合講解。從此之後，中央電視台以及被帶動的地方電視台直播、錄播圍棋節目成為常态，講棋也成為職業棋手的一項經常性工作。
1962年陳毅觀看六城市少年兒童圍棋賽，小棋手華以剛（右）、王汝南（左）
我記得很清楚，國家圍棋隊的日常訓練，基本安排在體育館五層會議室。會議室另有任務或者需要維修時，也曾使用過遊泳館的房間。
在沒有比賽任務時，練習館是各運動隊日常訓練的主要場館。内部最為寬闊的是籃球、排球場。球場的兩邊用落地式的大格網，辟出兩大條很寬的長廊，這不是用來通行的，而是乒乓球、跳水等項目的訓練場。練習館的北端設定成舉重館，為避免幹擾，保證安全，練習館北門永久鎖閉，所有人員出入均使用南門。
除了體育館主建築之外，還有網球館、室外田徑場、室外足球場等場館。後來乒乓球館、體操館、羽毛球館、舉重館、室内田徑場和運動員新宿舍相繼建成，訓練局日益擴大。
生活節奏
國家隊的夥食标準是每天1.80元，在六十年代可謂超高标準。當時住校學生的夥食标準一般是每月12元，也就是每天0.4元。很可能是參照了這個标準，國家隊運動員每月要從工資裡扣除12元夥食費。遇到節假日或探親假有人不吃運動竈時，可以提前辦理“退夥”，也就是退回自交的每天0.4元。
當時國家隊統一規定各隊必須出早操，大緻是清早6:00，起床鈴響徹全樓，持續時間還挺長，不醒都難。15分鐘後，鈴聲又起，這叫集合鈴，各隊排好隊，清點人數後，早操就開始了，具體形式由各隊教練員自行決定。60年代的北京，冬天零下十好幾度司空見慣。國家體委老上司榮高棠經常在大冬天清早視察隊員出操，習慣騎着機車來到室外田徑場。他叫得出許多運動員的名字，并親切招呼。其中圍棋隊員簡直是“雞立鶴群”，榮老一眼就會識别出來：“你們是圍棋隊的吧。”
龍潭西湖公園
大家很快發現，走出訓練局的邊門不遠處，就有一個不收門票的龍潭西湖公園，大小适中，周長約800米，相當于田徑場兩圈。很多隊員很喜歡清早跑上一圈。既然有龍潭西湖，就一定有龍潭東湖。這龍潭東湖可就大得多了，周長足有好幾千米，還有一大一小兩個湖心島，小湖心島上沒有任何建築，離岸邊最近處也就一百米左右。在不能進行正常專業訓練的特殊年代，小湖心島及其附件水域，竟成為曹志林、邱鑫、黃德勳和我等年輕隊員的私家樂園。在大夏天，我們跑到龍潭湖邊，單手托舉着運動短褲之類輕裝，側泳到小湖心島，将衣裝放在島上之後，就開始盡情玩耍。
訓練局還有統一午休的習慣。跟早操一樣，下午也有起床鈴和集合鈴。晚上10:00則有熄燈鈴。要說訓練局的生活節奏具有半軍事化色彩絕不為過。在國家隊待久了，很容易對鈴聲産生某種依賴性，鈴聲就是指令。國家隊運動員的日常生活可謂既辛苦又單純。再細化一下，就是胸懷理想，把宿舍、訓練場、食堂這三點連成一線，奮力拼搏。有一個在教練員之間廣為流傳的觀點：給運動員歇探親假，路途計算在内（那時候沒有飛機和高鐵，全程綠皮火車就算最友善的了），半個月算是快的了。但是競技狀态要恢複到行前的水準，平均需要花費兩個月左右。是以國家隊運動員幾乎不可能正常享受國家規定的一年一次探親假。
當年國家體委對訓練工作有一個響亮的口号叫“三從一大”，就是從難、從嚴、從實戰需要出發，進行大運動量訓練。并且進一步細化為“每周訓練50小時”，意味着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的制度之下，平均每天至少訓練8小時。即使星期日完全不休息，也要訓練7小時。在所有的運動隊中，也許隻有圍棋隊對此不感到特别苛刻。至于我這個新開豆腐店，更是累并快樂着。
籃球夥伴
訓練局各隊雖然同吃一鍋飯，但是各歸各訓練，不相往來。1966年之後，不正常的訓練狀态，卻打開了兄弟隊互相交流之門。吳淞笙、曹志林、邱鑫和我，成為國家田徑女隊的籃球夥伴。她們是賀祖芬（短跑）、沈素英（短跑）、肖潔萍（跳遠）、楊淑仙（鐵餅）。我們互相成為球友，大概是因為圍棋隊的體能、球技太差，在男隊中根本“找不到對手”，而她們幾個都是本項目中的領軍人物，在女隊中也難以找到适當的對手。既然雙方各自項目的訓練都進入自流狀态，于是一拍即合。她們的平均年齡比我們稍大，姐弟相處十分融洽。
訓練局食堂經常早飯時，在運動員的餐桌上堆放一些刀豆讓大家幫忙撕筋，花費時間較多，卻成為約定幾點鐘打籃球的絕好時機：“還是下午3點吧？”都不知道是誰先提出來的。對方回答“好！”就算約好了。4對4如果打籃球全場，我們跑不動，占用場地也太大，是以打半場。每局10分，每次打3到5局，總之都是單數。當時還要争口氣，分出個輸赢。但是打完就忘了，根本沒有人去記雙方的總分。印象中雙方旗鼓相當。想想也對，如果比分太懸殊，興緻就沒那麼高了。我們打球的目的完全為鍛煉身體，樂在其中。哪怕輸球一方受罰買個冷飲之類都未曾有過——雙方的生活節奏不一樣，除了打球，平時并不容易随時見面。
說到球風，圍棋隊還算紳士，基本上不會主動随意沖撞姐姐。反倒是姐姐們比較潑辣，聽見“啪”的清脆響聲，那準是一個大巴掌拍在我們光膀子的汗背上了，于是大家哄笑一下，沒有人計較，繼續打球。
地震驚魂
1976年唐山大地震，國家圍棋隊住集體宿舍的隻有王汝南和我。睡夢中，屋子的紗窗劃破窗簾，重重地掉落在地上，我被吵醒，頓時清醒地感覺到：地震了，挺強的地震。1966年邢台地震時我恰好在北京，地震發生在白天的訓練時間，親曆之後，自然對地震就有些感性認識。但是這一次比邢台明顯厲害得多了。我坐在床上一看表：4點52分。隻聽到走廊裡人聲鼎沸。我卻沒有一點點要倉皇逃命的感覺，甚至于想過要不要幹脆起床出個早操呢。我躺下去，想等天亮一點再說。沒想到我這一躺，竟成了訓練局宿舍幾百号運動員之中的唯一。
王汝南近影 李銘珅 攝
過了一會兒，王汝南敲門進來了：“你倒好，還睡着呢？快跟我走！”
“這麼早？離吃早飯還早着呢！”
“吃什麼早飯，各隊正在清點人數，看看有沒有意外情況，我滿處找不到你，特意上樓的，有餘震的！”
汝南戰友是遵照組織安排，冒着餘震風險來接我的，感謝都來不及，更别說不聽勸了。一下樓才看到，大門口人頭攢動，三人一堆，五人一群。衆人多有一種躲過一劫，喜不自勝的表情。聽說有些女隊員，别看住在最高的5層、6層，逃跑速度可不慢，一個翻身就往下沖，沖到樓下才發現彼此衣冠不整一副狼狽相。有人逃跑時還本能地順手抄一把東西，到樓下卻發現抄了個餐巾紙盒之類，不由得相視一笑。在那天早餐的飯桌上，似乎恍惚聽到鄰桌有人議論圍棋隊誰誰誰怎麼怎麼樣。另類總會成為話題。
從當天上午開始，各隊就接到通知，為躲避餘震，盡可能不進大樓，大家都到練習館臨時安身。想不到剛去一兩天，新體育雜志社長郝克強就來找我。郝社長就是後來推出中日圍棋擂台賽的風雲人物。這個鐵杆棋迷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下下指導棋。我哪有這個心思？順口就編：“有餘震呐，我可不敢進大樓拿棋子！”“沒關系，你把宿舍鑰匙給我，我進去拿！”我頓時無語，覆水難收，隻有陪着下棋了。
當天晚飯，運動員餐廳還按照慣例發飯後水果。那天發的是西瓜。我嫌吃西瓜弄得滿嘴滿手汁水，總喜歡帶上樓吃，即使那天也不例外。正巧在4樓的洗臉池吃西瓜時，大樓明顯搖晃——又地震了！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一刹那，一樓餐廳傳出“啪”的一聲巨響。這是幾百人整齊劃一地将筷子、勺子拍在桌子上産生的巨響。幾百名運動員反應都極快，極其一緻，無需排練，就非常成功地完成了這一場戲。我在4樓聽得真真切切。極其震撼之餘，連自己都很難解釋自己：不僅西瓜照吃不誤，還有傾聽逃跑巨響的雅興！
食堂故事
訓練局高标準的夥食，容易造成浪費。曹志林、邱鑫和我調入國家隊，乘火車來北京途中經過德州，買了一隻扒雞，吃不了就帶到北京。訓練局的夥食好，想不到吃它，孩子又不懂得在第一時間送給需要的人，扒雞沒幾天就發黴了，隻能扔掉。最後我們三個在訓練局内部刊物上受到點名批評。
華以剛（右）與聶衛平（左）共同聆聽吳清源教誨
1986年我先後擔任國家圍棋隊副領隊、領隊。我們從全國各省市直接調來一批好苗子，常昊、羅洗河、邵炜剛、錢宇平、周鶴洋為代表的一批人就是那時候調進來的。小隊員們來後，我發現他們浪費比較嚴重，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他們不考慮是不是吃得下，打進餐盤再說，吃不下就随手倒掉，包括整塊的豬排、整條的雞腿等等，顯然到了必須管的地步。我又想，自己比這些孩子們大好幾歲時尚且不懂事，管理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以達到效果為目标，不能讓他們産生抵觸情緒。
不久，好機會來了。《人民日報》登載了何钰铮短期通路聯邦德國的遊記《學學他們的吃》，裡面提到德國人吃飯的最後一口一定是面包——用來把餐盤裡的汁水都擦幹淨，然後吃掉。我就把這篇文章分發給大家，讓小隊員們寫讀後感。大家興緻勃勃，寫得很認真。羅洗河的讀後感尤其令我驚喜。當時我的點評是：“主題明确，文筆流暢，具有一定的寫作技巧，詞彙也豐富。”我表揚大家寫文章很認真，接着強調要落實到行動中去。在食堂裡我仔細觀察，浪費食物的惡習有所扭轉，但是沒有根除。我又抓了幾個典型。後來這批隊員到哪裡吃自助餐都是模範，而且這個好傳統代代相傳。
以上這些往事在我的日常談話中或有涉及，但是很少公開成文，話題難免瑣碎，但都是親曆的真人真事。還有些故事，留待以後分說。（華以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