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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孤獨

馬奎斯

(馬爾克斯198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獲獎感言)

安東尼奧·皮加費塔(Antonio Pigafetta)是一位佛羅倫薩航海家,曾陪同麥哲倫進行他的第一次環球航行,他在經過南美洲時寫了一本嚴謹的編年史。然而,這就像一個想象中的冒險。他說他看到背上有一些肚臍,一些沒有爪子的鳥,她的母親躺在她的雄性背上孵化蛋,還有一些沒有舌頭的鳥,像鴕鳥,嘴巴像勺子。他說他還見過一個怪物,有騾子的耳朵,駝鹿蹄和像馬嘶嘶聲一樣的咆哮。他說,他們在巴塔哥尼亞遇到的第一批土着人民面前放了一面鏡子,當他看到他的形象時,這位興奮的巨人失去了理智。

這本書很薄,但很迷人。這本書在我們今天的小說萌芽中已經隐約可見,但它遠非我們這個時代現實的最令人驚訝的見證。西印度群島的編年史家給我們留下了無數其他的見證。我們向往的虛幻國家,即金州,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出現在許多地圖上,并根據策劃者的想象改變了它的位置和形式。為了尋找"永遠的春天",神話人物阿爾瓦·努涅斯·卡比薩·德·巴卡已經在墨西哥北部呆了八年。在一次離奇的探險中,團隊成員之間發生了一起精明的事件。在出發的600人中,隻有五人到達了目的地。還有一支由11,000頭騾子組成的團隊,在如此多的活動中将永遠是一個謎。每頭騾子攜帶100磅黃金。有一天,他們從庫斯科出發,前往阿塔瓦爾帕支付贖金,但從未到達目的地。後來,在殖民時期,在被洪水淹沒的土地上飼養的一些母雞被賣在卡塔赫納,包裹在金沙中。直到最近,我們的祖先對黃金的咆哮一直困擾着我們。就在上個世紀,一個研究在巴拿馬地峽建造大洋鐵路的德國團隊斷言,隻要鐵軌不是由當地缺乏的金屬鐵制成的,而是用黃金制成的,該計劃就可以實作。

從西班牙統治中獨立并沒有使我們擺脫瘋狂的無知狀态。統治墨西哥的三屆獨裁者安東尼奧·洛佩茲·德·聖安娜(Antonio Lopez de Santa Ana)下令舉行極其奢華的葬禮,埋葬他在所謂的糕點戰争中失去的右腿。加西亞·莫雷諾(Garcia Moreno)将軍作為專制君主統治了先鋒隊16年,他穿着華麗的制服和裝飾着勳章的胸膛,坐在總統椅上去世。馬克西米利亞諾·埃爾南德斯·馬丁内斯(Maximiliano Hernandez Martinez),薩爾瓦多衆神的暴君:軍隊在一場殘酷的大屠殺中消滅了3萬名農民。為了檢查食物是否中毒,他發明了一把錘子,并下令所有公共照明燈具都要用紅紙覆寫。萬一猩紅色流行。弗朗西斯科·莫拉桑将軍的紀念碑矗立在蒂西加爾帕大廣場,實際上是内元帥的雕像,在巴黎的一個舊雕像倉庫中購買。

十一年前,當代著名詩人之一、智利的巴勃羅·聶魯達在演講中指出了這個問題。從那時起,關于拉丁美洲的虛假消息以前所未有的兇猛闖入了歐洲的善良感,有時甚至是邪惡的。我們廣袤的祖國,男人充滿幻想,女人可以載入史冊,她們極端固執的性格往往摻雜着神話傳說。我們沒有片刻的平靜。一位合法的總統利用他火熱的首都作為戰壕,獨自與整個軍隊作戰,直到他去世。兩起可疑且前所未聞的空難事件殺死了另一位高尚的人,并殺死了一名恢複自己人民尊嚴的民主士兵的生命。在此期間,發生了五場戰争,17次政變,并出現了一個令人發指的獨裁者,他以上帝的名義在當代拉丁美洲犯下了第一次種族滅絕。與此同時,有2000萬拉丁美洲兒童在兩歲之前死亡,比1970年以來的西歐還要多。近120,000人因暴力鎮壓而死亡,就像我們今天不知道烏普薩拉全體人口今天在哪裡一樣。許多在被捕後在阿根廷監獄分娩的孕婦還不知道其子女的下落和身份,這些子女要麼被軍事當局秘密收養,要麼被軍事當局關押在孤兒院。為了避免這種事情再次發生,整個非洲大陸約有200 000名男女死亡,其中100 000多人在中美洲三個極權主義小國,即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和瓜地馬拉。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美國,四年内因暴力而喪生的人數将按比例計算為160萬。

在智利,有熱情好客的傳統,有多達100萬逃犯,占其公民的10%。烏拉圭是一個隻有250萬人口的小國,被認為是非洲大陸上最文明的國家,在流亡中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公民。自1970年以來,薩爾瓦多的内戰每20分鐘就産生一名難民。如果拉丁美洲的流亡者和僑民組成一個單一的國家,總人口将大于挪威的人口。

我敢說,今年值得瑞典學院的關注,這是拉丁美洲的非凡現實,而不僅僅是它的文學表達。這個現實不是寫在紙上,而是與我們一起生活,它決定了每天發生的無數死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永不枯竭的創造之源,充滿了災難和美好的事物。而屬于我的這個源頭,這個流浪的,懷舊的哥倫比亞人的家鄉,卻被飛機指定了另一個數字。在這個非凡的現實中,所有的人,無論是詩人、乞丐、音樂家、戰士,還是那些頭腦不正常的人,都必須訴諸想象力,因為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缺乏使我們的生活可信所必需的傳統财富。我的朋友們,這是我們自閉症的症結所在。

既然這些困難已經使它的本質變得遲鈍,就不難了解為什麼世界這邊那些欣賞自己文化的理性主義天才找不到一種有效的方法來解釋我們。如果我們不提到生活中的災難不會平等地降臨到每個人身上,也沒有提到我們尋找自己身份的鬥争像過去那樣艱難和殘酷,這是可以了解的,那麼他們堅持用自己的衡量标準來衡量我們是可以了解的。用别人的圖表來解釋我們的現實,隻會讓我們越來越不為人所知,越來越不自由,越來越孤獨。受人尊敬的歐洲如果從自己的角度來看待我們,可能會更容易了解。回想一下:倫敦花了300年時間建造了第一堵牆,又花了300年才得到一位主教,羅馬在黑暗的混亂中戰鬥了20個世紀,直到埃特雷裡亞的國王在曆史上建立了這座城市,今天,憑借其蓬松的奶酪和無敵的手表,和平的瑞十人在16世紀作為幸運的戰士洗淨了歐洲, 即使在文藝複興時期。帝國軍隊支付的12,000名士兵也洗劫了羅馬,将其夷為平地,殺死了8,000名居民。

我并不是要實作托馬斯·曼(Thomas Mann)23年前在這裡稱贊的托尼奧·克萊格爾(Tonio Klegel)的夢想,将純粹的北方與充滿激情的南方聯系起來。但我認為,歐洲人在這裡為創造一個更人道和公正的祖國而奮鬥,如果他們完全改變他們看待我們的方式,他們本來會更好地幫助我們。如果不采取合法行動來支援那些幻想在世界的分布中享受生活的人,那麼僅僅同情我們的夢想不會減少我們的孤獨感。

拉丁美洲不願意也不關心成為董事會上沒有獨立意志的"階段",也不幻想将其獨立和獨特發展計劃變成西方的願望。然而,雖然航海的成就大大縮短了我們美洲和歐洲之間的距離,但它們似乎擴大了我們之間的文化鴻溝。為什麼我們能毫無保留地在文學上認同我們的獨特性,而我們辛辛苦苦苦進行的社會變革嘗試卻被各種懷疑所否定?為什麼你認為先進的歐洲人試圖強加給他們國家的社會正義不能以另一種方式成為拉丁美洲的目标?不!我們在曆史上遭受的無休止的暴力和悲劇是幾個世紀以來不公正和無數痛苦的結果,而不是在離我們家園3 000英裡(在西班牙,相當于5.5公裡)的地方策劃的陰謀。但是,許多歐洲上司人和思想家天真地相信這一點,就像他們的祖先一樣,他們忘記了他們年輕時的瘋狂表現,好像他們無處可去,隻能靠世界上兩位偉人的生活生活。朋友們,這就是我們孤獨的大小。

然而,面對壓迫、掠奪和孤獨,我們的答案就是生活。無論是洪水還是瘟疫、饑餓或社會動蕩,甚至是幾個世紀的永恒戰争,都無法削弱生命勝過死亡的堅定優勢。這一優勢還在不斷增長,依然處于死胡同的堅實優勢。這一優勢正在增長和加速:每年出生人數多于死亡人數7400萬人。新人口的數量相當于紐約人口數量的年增長率的七倍。他們中的大多數出生在财富匮乏的國家,當然也包括拉丁美洲。相比之下,那些經濟蓬勃發展的國家已經成功地積累了足夠的破壞力。這股力量不僅能夠消滅所有幸存至今的人類,而且能夠消滅所有經過這個不幸星球100次的生物。

與今天一樣,我的導師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站在這裡說:"我拒絕人類末日的想法。如果我沒有清楚地意識到他32年前拒絕接受的巨大災難,這是自人類出現以來的第一次,這被認為是科學上的簡單可能性,我會覺得我處于他所處的位置是不相稱的。面對這個在人類發展的全過程中可能看起來像烏托邦的驚人現實,我們這些相信所有寓言的人都覺得我們有權認為,現在制造烏托邦的對立面還為時不晚。這将是一個新的,美麗的,充滿活力的烏托邦。在那裡,他們的命運無法由他人決定,包括死亡之路,愛情是真愛,幸福是可能的,注定要孤獨一百年的家庭最終将并且将永遠享受世界上的第二次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