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曉笛】
【今年是七七事變八十周年，在中國大陸開啟全面抗戰的時候，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已經鬥争了四十多年，一批仁人志士前赴後繼，為了争取本島人民權益，與日本殖民者抗争。值此七七事變80周年之際，我們一起來重溫日據時代，台灣知識分子的抗争之路。】
知識精英崛起與文化協會的成立
談及日據時代的台灣反日運動，不可否認知識分子的重要作用。作為台灣思想啟蒙的關鍵組織“文化協會”，就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大學營。1920年代後的台灣各種社會運動，背後都多少有文化協會的影子，其醞釀與誕生離不開當時的時代背景。
甲午之後，台灣人民對日本殖民者的反抗就從未間斷。在日本占有台灣的頭二十年的時間裡，台灣人民的反日運動以武裝抗争為主要形式。但自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被殘酷鎮壓後，台灣社會元氣大傷，台灣有識之士也開始思索下一個階段的抗争運動的方式。
蔣渭水先生
恰在此時，國際形勢風雲變幻。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解放運動和俄國革命的影響，自由主義、共産主義、民族自決、婦女運動等思潮在日本百花齊放。受此影響，日本社會自由民主氣息濃厚，政治上也較為開放，對殖民地态度也較為開明。
此時在日本負笈的台灣留學生首先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禮。他們積極探讨台灣的現狀和出路，并相繼在日本成立了一批進步組織和社團，如東京台灣青年會、新民會等，這兩者拉開了台灣學生在日反抗活動組織化的序幕。此外，1920年7月，在蔡惠如的襄助下，台灣人的第一份刊物《台灣青年》發行，讀者涵蓋在日留學生和部分在台灣學生，其所刊載的内容對後來的新文化運動有深遠的影響。
新思潮同樣影響到了台灣本島，并很快形成了一批新潮流下的知識精英群體，如二林事件的重要發起人李應章，在讀書期間便接觸了不少日本左派的書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本地的知識精英成長背景多和李應章相似，雖然并沒有留日的經曆，但在接觸新思想上并不落于人後，如蔣渭水、簡吉。除了這些接受了教育的年輕人，台灣士紳之中，也有不少受了新思想的影響，如蔡惠如、林獻堂等，他們不僅熱心公共事務，也在經濟上支援各種組織和社團。
台灣文化協會第一屆理事會
随着知識分子群體的壯大，組成較大團體構想的呼之欲出。成立文化協會的構想，最早來自《台灣青年》創刊成員林仲澍。這個想法來自他本人的經曆，1920年的《台灣青年》創刊号的“祝辭”中，有“大正民主旗手”之譽的吉野作造，提出台灣人要成為文化獨立的民族，形成獨立的人格，并對他們日後的計劃表示歡迎。林仲澍将此放在了心上。不幸的是，林仲澍25歲便英年早逝，成立文化協會的實踐則交棒到了他的好友蔣渭水的手中。
1920年11月，台灣第一個飛行家謝文達返台進行訪鄉飛行，蔣渭水等人以歡迎會名義，成功彙集了全台各校學生于總督府台北醫學校，使各校學生産生思想交流與聯結。1921年4月，畢業于醫學校的李應章和吳海水、何禮棟等人在台北籌組全台灣青年會，向林獻堂、林熊征勸募資金時，是以認識了蔣渭水、蔡培火，蔣渭水認為“不作便罷，若要做，必須做一個範圍較大的團體才好”，于是決定組成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第一位飛行家謝文達
為了取得官方的信任，1921年7月，蔣渭水和朋友拜訪了當時的總督府警務局局長川崎卓吉，向其作了不會涉及政治活動的保證。1921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靜修女中正式成立，會員一百零三人，成立宗旨定為“圖謀台灣文化之發達”。
初期文化協會活動的形式是舉辦讀報、講習等局限在知識分子層的活動，影響範圍局限，這種情況到文化演講會出現才發生轉變。從1923年開始，文化演講會深入群衆，在全島範圍内進行文化啟蒙運動，受到了地方父老鄉親的熱烈歡迎。文化演講會内容包羅萬象，也夾帶對現實政治的批判。因為文化協會的啟蒙與鼓舞，群眾克服了恐懼，對當時的底層群衆了解社會現狀起了積極的作用。
作為一個全台性的綜合性知識階層組織，文化協會囊括當時台灣的主要知識分子，成為他們安身立命的重要平台，也成為了新階段各種抗日社會運動的母體。就連日本人也覺得，“文化運動”隻是文協的表面，其真正的用意是反抗日本當局的民族自決運動。台灣人民的抗日運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台灣議會設定請願運動
“治警事件”和“二林事件”被譽為是台灣社會運動史上的兩個紀念碑。前者對應的是“台灣議會設定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的主要成員都是這場運動的上司，而文化協會成立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支援議會設定運動。
1919年北韓高宗李熙逝世，同年3月1日北韓群眾以高宗的葬禮為契機，宣讀《己未獨立宣言》，爆發北韓獨立運動，有200萬以上的群眾參與了示威和武裝起義。這場席卷半島的運動很快被日本殖民者血腥鎮壓，血的代價也給台灣知識分子帶來啟示。早先圍繞廢除日台差別待遇的“六三法”的争議，台灣知識分子徘徊于獨立和同化的雙項選擇中，獨立會面臨流血，同化則會喪失自我。
1920年，長期鑽研殖民地政治的台灣知識分子林呈祿，在發表的《六三問題的歸着點》一文中提出了第三種道路——強化殖民地參政權力，由殖民地選出議會，通過預算權和立法權抗衡總督的行政權，換句話來說就是在不脫離日本的情況下實作台灣的自治。在林獻堂等名流的資金支援下，一場“台灣議會設定請願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
從1921年到1922年，台灣知識分子發起了兩場請願運動，派出代表團前往日本國會表達意願，但日本兩院均以“不采納”的回應。雖然請願運動失敗，但卻引起了日本總督府的高度重視，在勸說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放棄運動未果的情況下，總督府采用脅迫、造謠分化等手段，向主要成員施加壓力，造成一些成員的動搖，如因“八駿馬事件”而被迫在第三次請願運動中放棄領銜的林獻堂。
1923年2月22日，第三次台灣議會設定請願委員會林獻堂、蔣渭水、蔡惠如、蔡培火、陳逢源等抵達東京火車站，受到東京台灣留學生熱烈歡迎
為了回應總督府的壓力，知識分子們意識到結社的必要性。在籌備第三次請願運動時，蔣渭水和蔡培火開始籌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但總督府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否決了報備。不得已的情況下，同盟會由台北轉戰東京，并在東京經準許後正式成立。此舉令台灣總督府大為光火，并很快在全島發動了逮捕知識分子的“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治警事件）。蔣渭水、蔡培火、蔡惠如、林呈祿、石煥長、林幼春和陳逢源等6人遭判刑3到4個月不等。
從1921年開始，在此後長達十四年的時間裡，“台灣議會設定請願運動”共計展開15次，是日據時期規模最大，跨度時間最長的社會運動。運動采取溫和的“請願”和“遊說”等方式，并以進入體制内為目标，實作台灣人地位的提升，具有近代政治運動模式的特征。這場運動不僅普及了憲政和法制的觀念，也顯示了台灣人民從殖民者手中争取自身權力的決心。然而1923年的“治警事件”造成了政治恐怖，在全島引發恐慌，一度導緻了第四回和第五回請願運動的人數大幅度減少。議會設定運動的挫折，也使溫和改良的抗日方式受到了左翼知識分子的質疑，為同一時期的類似二林事件這樣的階級鬥争方式留出了實踐空間。
二林事件
甘蔗是台灣重要的經濟作物。日本在占有台灣之前，日本的砂糖消費依賴進口，其主要的進口對象就是台灣，時間可上溯至秀吉家康時代。1898年台灣進入兒玉源太郎任和後藤新平時代，日本殖民者開始着力經營台灣，糖業則是發展的重點。1901年新渡戶稻造出任台灣殖産局局長，根據他的建議，殖民當局頒布《糖業獎勵規則》，從資金補助、確定原料和市場保護三個原則支援資方發展糖業。
此背景灣糖業的發展一日千裡，全盛時期，全台有19%的耕地種植甘蔗，15%的人口為蔗農，産糖業占工業生産的48%，砂糖輸出占台灣總輸出的43%，台灣的糖業生産模式也是以被經濟學家矢内原忠雄稱為日本治下的“糖業帝國主義”。
日據時期制糖廠分布圖
作為殖民地的台灣，其經濟勢必服從于母國的經濟分工體系，經濟結構單一，具有較大的依附性，台灣人民承受着沉重的經濟剝削。具體到島内為了充分榨取台灣勞動者的剩餘價值，日本頒布了許多利于資方的條款，比如《糖業獎勵規則》中的“采收區域制”，将台灣劃分為各糖廠的專屬區域，蔗農不能跨界販賣甘蔗，隻能接受屬地糖廠的采收價格。而甘蔗過磅和采收價格都是由廠方來定，蔗農無權過問，是以缺斤短兩的事情時有發生。傳說當時有蔗農不相信台車的稱重，三個保正（裡長）跳上台車過磅，結果才增加八十公斤。日據時期，台灣蔗農中流傳三句俚語：“第一戆，吃菸歕（吹）風；第二戆，吃槟榔吐紅；第三戆，插甘蔗給會社磅。”其中的第三戆就是指此而言，也是以日後就有了一句形容商人偷斤短兩的話“三個保正八十斤”。
“二林事件”的爆發和當地知識分子李應章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李應章也是文化協會的成員，他于1897年出生于台灣彰化二林縣。在小的時候，就經常聽祖母說起日本人的殘暴，父親也常常遭受日本警察的淩辱和刁難，年少的經曆在他的心底植下了反抗日本的思想感情。求學期間，由于接觸大量左翼書籍，思想上傾向馬克思主義。畢業後，李應章加入了文化協會，并成為了二林地區的幹事。他回鄉開辦診所，在行醫期間時常目睹蔗農被盤剝，同情他們的遭遇，于是開始組織農民運動。
當時的二林地區的六千戶人家中，有四千多戶從事采收工作。屬林本源制糖會社的采收區域，但其采收價格比臨近的明治制糖會社溪湖工場、新高制糖會社會彰化工場要低很多，且收購價格由廠方在收購後決定，蔗農承受着極大的剝削。
1923年，李應章就和二林地區文化協會的同志們，開始研究蔗農被剝削的問題，他們計算蔗作成本、肥料價格、蔗價比較、蔗糖會社的利潤等等，以作為與廠方交涉的證據。此外，他還親自舉辦講座，編寫甘蔗歌，動員基層種蔗群衆，激發同仇敵忾的情緒，喚醒了他們為自身權益抗争的勇氣。
台灣蔗農在耕作
為更好地與廠方交涉，1925年元月，李應章召集農民在二林仁和宮前召開蔗農大會，決議組建農民組合。同年4月，林獻堂等文化協會成員來到二林演講，極大地鼓動了當地的農民熱情。兩個月之後，二林農民組合成立，參與農民計404人，李應章為理事長。這是台灣曆史上第一個農民組合，也是現在台灣農會的前身。9月27日，農民組合議決對制糖會社提出五項要求：
1.甘蔗收購前公布收購價格
2.肥料任由蔗農購買
3.會社與蔗農協定甘蔗收購價格
4.甘蔗過磅應會同蔗農代表
5.會社應公布肥料分析表
但是蔗農的請求并未得到廠方的認真關注。1925年10月22日，在蔗農和廠方仍在交涉期間，廠方在警察的保護下開始強行采收甘蔗，遭到蔗農的強烈反對，并爆發了沖突。兩名巡查的佩劍被蔗農搶奪，總計有5名巡查在這次沖突中受傷。
事件發生時，李應章出診未在現場。事件發生後，蔗農群情激奮，要求包圍警察局，進行武裝起義，被李應章等組合幹部勸阻。但李應章的克制并沒有換來殖民者的好心，23日清晨，警方發動“大檢舉”，李應章、劉崧甫等二林協會成員，以及蔗農共93人被逮捕。李應章被判八個月徒刑，入獄期間，家中大火，父親病逝，為農民運動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二林事件拉開台灣無産階級運動的序幕。以二林事件為開端，受到鼓舞的農、共階層覺醒，開始主動要求自己的權益，各式各樣的農民運動風起雲湧。二林事件也對日背景灣左翼重要人物簡吉帶來了影響，原本是教師的他，在事件發生後，辭掉了工作投身到鳳山地區的農民運動中，成立了“鳳山農民組合”。在成功幫助鳳山地區佃農赢得抗争後，簡吉開始了巡回演講，喚醒群眾的自覺意識，陸續成立一批農民組合，并進一步發展為全島性質的“台灣農民組合”。
二林事件的戰友簡吉與李應章（簡吉與日據台灣農民運動特展官網）
無奈的堅守
“台灣議會設定運動”和“二林事件”這兩個日據時代具有名額性的社會運動，在實踐中反映了台灣知識分子階層内部的分歧，也揭示了文化協會這樣一個包羅萬象的思想庫的脆弱性。自“二林事件”之後，文化協會關于抗争方式的分歧越來越尖銳。
1927年1月，在長期的内讧之中，以連溫卿和王敏川為代表的左翼陣營取得文化協會的上司權。新文協形成後，以工農群衆運動為發展方向，政治運動的參與熱情也更加高漲。支援台灣農民組合的抗争，并發展勞工運動。1927年3月，連溫卿協助成立“台北機械工會”，開啟了一波台灣勞工運動。此後，随着共産國際支援的減少、殖民當局的打壓和台灣群眾黨的競争，新文協的影響力逐漸衰退，并最終成為台灣共産黨的外圍組織。
另一方面，在左右之争敗下陣來的溫和派從文化協會中出走，最終組成台灣群眾黨，繼續進行“台灣議會設定運動”。随着日本殖民者對台灣的态度收緊，在台灣群眾黨解散被迫解散後，由于沒有組織上的支援，議會設定運動也在1934年終止。
文化協會的分裂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和台灣知識分子階層的不成熟有一定關聯。一方面，台灣近現代第一批知識分子階層，成長在日本占有台灣之後，雖然在年少時經曆了台灣的武裝抗日運動時期，但普遍在青春年少時接受近現代教育，在新思潮的滋潤下完成了價值塑造。當他們開始直接上司台灣的抗日運動時，整體的反抗形勢發生了全新的變化。他們有心改變台灣的處境，但沒有非暴力鬥争的經驗，也沒有組織維護、團結同志的經驗，這讓他們在日本殖民者面前屢遭挫折。很多人為了實作自己的一腔熱血，而選擇來到中國大陸，如“二林事件”的上司李應章，刑滿釋放後來到大陸，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參與了中國的革命，并成立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另一方面，作為殖民地的知識分子，本身也承受着殖民當局的打壓和圍剿，成長和曆練的空間有限，且在文化協會活動期間長期受到台灣總督府分化政策的影響。在《台灣文化協會對策》中，就詳細記錄了總督府警務局分化文化協會的手段，如促使林獻堂離台，間接支援溫和派，加深派系嫌隙，激化派系沖突等。
随着大正時代的結束和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擡頭，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台灣原本的社會運動抗争方式也被迫轉向了以“鄉土文化”為核心文學抗争的形式，以對抗日趨激烈的皇民化。這是日據時代台灣知識分子的堅守，也是他們的無奈，但至少他們的所作所為，足以讓目前的一些台灣精英們感到汗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