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故事】
作者：王明欽（河南大學黨委宣傳部部長、河南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史周賓（河南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在位于古城開封的河南大學明倫校區校史館，安放着一塊巨大的牌匾，“維護文化”四個金色大字在黑色背景的襯托下熠熠生輝。此牌匾為複制品，原件在陝西省商南縣十裡坪鎮黑溝村。兩塊牌匾的空間距離為518公裡，時間跨度為67年。它們維系着河南大學和商南縣趙川鎮之間的校地情誼，穿越時空，曆久彌堅。這背後，是一段抗日戰争時期關于文化守護的感人故事……
跨越62年的追尋
1983年的一天，一通來自遠方的電話打進了河南大學（時名河南師範大學），接電話的老師聽到了帶有濃重方言且略帶急迫的聲音。簡單溝通後得知，電話來自陝西省商南縣趙川鎮，打電話的是一位胡姓年輕人，他說自己從小就聽說河南大學的校長和教授們在趙川鎮住過，他對這件事很好奇，打電話就是想向河南大學的教授們求證一下，還記不記得這件事。這位老師表示，“河南大學沒在商南辦過學。”年輕人說，“這裡有刻着河南大學校長和教授名字的金匾為證。”“那不可能。”這一次遙遠的通話就這樣結束了，但卻為一段曆史佳話埋下了伏筆。
2006年7月，河南大學已恢複校名二十餘年（1984年恢複河南大學校名）。時任河南大學圖書館副館長的王學春入選中國“基層圖書館教育訓練志願者行動”專家巡講團。在陝西省巡講期間，王學春偶然間遇到了商南縣政協文史委員會主任雷家炳。雷家炳聽說王學春來自河南大學，顯得格外激動和親熱。他向王學春提供了一個很有價值的資訊：“河南大學和我們趙川鎮還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呢！1945年，當時你們的校長張廣輿曾帶領院長、教務長、訓導長、教授、講師等五十餘人來到我們商南縣趙川鎮避駐，曆時兩個月，受到當地鄉民的熱情接待，得到多方面的關照。尤其在時任鄉長黨飛武的保護下，得以安全。你們還向這位鄉長贈送了題名‘維護文化’的金字牌匾，以志答謝與紀念。”對河南大學校史熟稔于心的王學春聽後十分驚訝，忙問詳細情況。雷家炳如數家珍：“此牌匾選用稀有的上等白果樹木材制作，采用土油漆推光；上面镌刻底紅塗金字，古樸典雅；匾上的文字由校長張廣輿親筆所書，‘維護文化’四個金光大字，雄勁端莊，氣勢開張；小字更是清秀圓潤，舒暢流利。這塊牌匾現在儲存在趙川鎮一名文化幹事家裡。”
原來，雷家炳是1997年4月在趙川鎮下鄉時，聽說了這塊牌匾的情況，還特别進行了調查并見到了實物。他動情地向王學春表示：“風雲變幻，已過去了60多年。這塊牌匾記載着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罪惡曆史，也寫下了趙川這深山僻壤之地一段鮮為人知的光榮曆史——‘維護文化’！保護過一批國家棟梁，使這個老革命根據地又增添了一道瑰麗的光環啊！”
得到這一重要線索後，王學春激動不已。巡講結束後，他多方聯系存匾人。趙川鎮那位文化幹事卻一直聯系不上，後經多方查找得知，他已經到山西做生意，好久沒有回來了，而接替他工作的文化幹事也已調到别處工作。順着這條線索最後還是找到了這位繼任的文化幹事——當時已任職商南縣十裡坪鎮水文辦主任的胡傳林。巧合的是，胡傳林正是當年那位打電話到河南大學的年輕人。得知河南大學方面主動尋找牌匾，他自然非常激動和熱情，答應盡快落實牌匾的下落。王學春一邊繼續與商南縣保持聯系，一邊向學校方面彙報了相關情況。時任河南大學黨委書記的關愛和認為此事意義重大：若曆史事實果真如此，不僅校史得以完善，更是河南大學在抗戰的困苦中艱難辦學、傳播文化、深得民心的曆史見證，是對師生進行愛國榮校和傳統文化教育的生動素材。學校方面當即指派王學春和多年從事校史研究的時勇（現已去世）兩位同志帶車赴商南縣進行實地調查。
2007年３月27日，王學春、時勇在商南縣趙川鎮見到了多次通話、素未謀面的胡傳林。據胡傳林講，他小時候經常聽老人們講：“别看我們這裡窮山僻壤，抗戰時期還住着國立河南大學的好多教授呢。當年很少有人戴眼鏡，那年一下來了好幾十位戴眼鏡的學問人，可把人們稀罕的不得了，後來還用一塊大匾刻着他們的名字呢！”時間一年一年過去，“河南大學的校長和教授們在趙川住了好久”這件事總是在胡傳林心頭萦繞，終于在1983年的一天他忍不住跑到鎮郵電所，用當時的手搖式電話，通過一個又一個總機接到了河南大學。于是便有了文章開頭的一幕。
為了迎接來自河南大學的客人，胡傳林在趙川已經等待兩天。他說牌匾現在存放在黑溝村，離趙川有二十多裡地，由于此前的一場特大暴雨，前往黑溝的公路都沖壞了。四個人頭頂烈日，翻山越嶺，費盡周折終于在當天下午4點左右趕到了黑溝。雖然滿身疲憊、饑腸辘辘，但是王學春、時勇和司機左師傅一行卻精神振奮、激動不已，因為他們代表“河大人”又踏上了這塊闊别62年的熱土，因為他們終于見到了這塊雕刻着抗戰歲月中校上司和教師名字的牌匾。四人吃力地從一村民的屋内移出這塊巨匾，感到的是河南大學曆史的厚重。舉目望去，當年的烽火硝煙似乎還未散去，老校長、老教授們一個個出現在大家眼前……
1939年，河南大學被迫遷至洛陽潭頭鎮，圖為學校總部原址。
此牌匾内芯高1.05米、寬2.28米，四周近一尺寬的雕花外框在“文革”期間被砸、燒。黑底紅色的“維護文化”四個字引人注目，每個字高48厘米、寬34厘米。牌匾右方題記：“乙酉仲春，同人避地趙川，賴飛武鄉長急公好義，得保安全，謹贈匾額，永作紀念。”左方落款：國立河南大學校長張廣輿拜題。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吉日立。在牌匾的正中下方刻有“國立河南大學教務長郝象吾、訓導長趙新吾、文學院長張邃青、理學院長孫祥正、農學院長王直青、講師徐正齋，教授宋玉五、李燕亭、栗耀岐、嵇文甫、田淑民、王鳴岐、段淩辰、王牧罕、馬輔岑、陳振铎、李子純、張紹三、康士品、黃屺瞻、任秋訪、朱芳圃、楊震華、郭翠軒、張祥卿、張克勤，講師鮑希若、張濟華、張乃惠、張元龍、馬星五、李藩生、趙天吏、郭田岱、袁惠民、阮殿元，教導員王子衡，代總務長王少甫，文書主任白惺農，出納主任劉希彭，會計主任王守恒，注冊主任寇作則，訓導員劉寶民，訓導員楊子國，庶務組員賈銘新，宗弟教授兼秘書玉峰仝敬贈”楷書小字。
一段文化守護的往事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可當時河南大學确實拿不出什麼貴重物品來表達感激之情，大家想到了贈送一塊匾額”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七七事變”，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同年12月，豫北豫東相繼淪陷，河南大學被迫南遷，開始了為時八年的抗戰辦學之路。學校先後輾轉遷徙至信陽雞公山，南陽鎮平，洛陽栾川、嵩縣，其中，在嵩縣潭頭（今栾川縣潭頭鎮）辦學長達5年。1944年5月，日寇入侵潭頭，制造“潭頭血案”。河南大學死難師生及家屬達16人，失蹤25人。教室、實驗室被洗劫一空，房屋被焚，圖書典籍被付之一炬。曆經五年嘔心瀝血營造的深山學府，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毀于一旦。學校被迫再次轉移到南陽荊紫關，陝西漢中、寶雞等地，直到抗戰勝利才重返開封。
當年接到胡傳林電話的那位河南大學的老師也并非不負責任，因為當時有關河南大學校史的圖書中，沒有任何有關抗戰時期河大師生在趙川鎮暫住的記載，更沒有人聽說過有塊刻着校長和教授名字的牌匾。即便在最新版的《河南大學校史》（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中，也隻出現了一次“商南”的字樣：
“1945年3月，日寇發動了豫南鄂北戰役，河南大學在荊紫關難以存留，決定西遷陝西。學校吸取潭頭劫難的教訓，先派人赴陝洽商校址，将學校尚存的圖書、儀器等物品包裝起來運到西安河南會館暫行存放。随後，師生、眷屬經商南，越秦嶺，過藍田，步行800裡，于4月中旬抵達西安，住進由原河南大學顧問、時任河南同鄉會會長和軍事參議院院長張钫捐款興建的西北中學。”
但在河南大學李秉德教授所撰寫的《抗戰後期河南大學的兩次搬遷》（《河南文史資料》總第57輯，1996年3月）中，卻有兩段有關河大師生在趙川鎮暫住的記錄：
“在荊紫關落腳不到一年，日軍又向豫西南、鄂北地區大舉進犯了。河大這次接受在潭頭的教訓，及早有組織地進行疏散。單身教師和學生很快地取道西坪鎮，沿公路奔向西安；帶家屬的卻不敢走這條路，因老弱行動太慢，怕會遇到敵人。學校決定：帶家屬的教職工都到陝西南境内的趙川集中待命，由秘書黨玉峰去趙川為各家做安排。趙川寨裡其實隻住着一家大戶，戶主也姓黨。黨秘書原先雖與戶主毫無瓜葛，但他就憑着這同姓的關系，與戶主一家拉得非常近乎，好像他們真是一家似的。這戶主也很慷慨大方，熱情接待各家。他聽說河大當時要找新校址，就向黨秘書表示，歡迎河大遷到趙川。黨秘書婉言謝絕了。
“在趙川住了十來天後，學校派人送信說，河大已在陝西寶雞選好新校址，要大家離開趙川，前往寶雞。經過黨秘書與戶主的周密安排，河大這個家屬大隊就由黨秘書帶隊，在戶主所派的幾名家丁帶槍護送下，離開趙川，五天後到達龍駒寨（今丹鳳縣）。這裡已走上公路，黨秘書的任務完成了，各家可以自己解決行路的問題。從荊紫關到龍駒寨這段路程，騎自行車一天也要不了，但當時我們這個家屬大隊卻翻山越嶺，繞道趙川，走了幾乎一個月。”
在河南大學陳甯甯教授所著的《抗戰烽火中的河南大學》（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一書中，對此段曆史也有記載，并且提到了“贈匾”的緣由：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可當時河大确實拿不出什麼貴重物品來表達感激之情，大家想到了贈送一塊匾額。黨秘書請飛武鄉長幫忙用銀杏木做了一塊高1.05米、寬2.28米的大匾，上刻‘維護文化’四個大字，每個字高48厘米、寬34厘米，黑底紅字，莊重典雅，意蘊深厚。”
雖然當年胡傳林、雷家炳提供的資訊不是特别準确，但河大教師、家眷在趙川避難十幾天，受到當地鄉民的熱情接待，并贈送“維護文化”牌匾以志感謝的史實基本清晰，一段文化守護的佳話開始在河大師生校友中廣為傳頌。
“維護文化”閃耀精神之光
抗戰辦學高校師生所到之處，受到當地父老鄉親的全力支援和保護，中國最樸實的群眾傾盡所有守護了中國教育和文化的命脈
“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争，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日本以滅亡中國為目的，是以對中國的侵略不僅限于軍事占領和經濟掠奪，還傾注很大的力量征服中國的文化，妄想從根本上斷掉中國文化的根脈，消滅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是以，日本大肆地摧殘和破壞我國的文化教育機構，而肩負着文化傳承使命的高校尤其成為日軍極力破壞的重點。
随着平、津、滬、甯相繼淪陷，華北、華東淪入敵掌，多數高校遭到日寇破壞，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抗戰烽火中遭到了嚴重打擊。為儲存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血脈，大批高校被迫進行了一場史無前例、曠日持久的大遷移，西北達陝甘，西南及雲貴，中部至四川各地。途中交通不便，加上敵人的瘋狂掃蕩、狂轟濫炸，很多高校一遷再遷，颠沛流離，曆經磨難。
河南大學本版圖檔來源于河南大學官網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維護文化”四個大字，閃耀着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之光。
抗戰時期雖局勢艱難，辦學條件惡劣，但中國高校堅持抗戰辦學，最終使中國的教育文化命脈得以延續和儲存，使中國的教育事業薪火相傳。
抗戰時期各高校在遷移過程中竭盡全力轉移、保護重要的教育資源，儲存了中國高等教育的主體和基本實力，儲備了文化人才，為中國教育保留了血脈。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所載曆年度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概況統計表，1936年之前，中國有高等學校108所，其中大學及獨立學院78所、專科學校30所，在校生41922人、畢業生9154人。到1937年，減少至91所，其中大學及獨立學院67所、專科學校24所，在校生31188人、畢業生5137人。而到1945年，竟然有高等學校141所，其中大學及獨立學院89所、專科學校52所，在校生83498人、畢業生14463人。經過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中國的高等教育不但沒有衰敗，反而得到了大發展，在異常殘酷的戰争環境中創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
中國高校堅持抗戰辦學，所到之處播撒了中華文化的種子，傳承和弘揚了中華文化精神，使中華文明沒有因為戰亂而中斷，儲存了文化血脈，凝聚了民族精神。
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在當地父老鄉親的全力支援下，抗戰辦學中的高校師生堅持興辦教育、創辦醫療機構，傳播文化知識，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一首教育救國、文化抗戰的壯麗史詩，将民主、科學的種子撒播在當地。如河南大學在洛陽潭頭鎮抗戰辦學期間，創辦了幼稚園、國小、中學、師範，其中以七七中學最為有名。七七中學如今已更名為河南大學潭頭附屬中學。該校紀念碑記載着這樣一段内容：“七七中學建立于1939年，當年9月18日開學。”特殊的校名和特殊的開學日期，都在提醒着師生們勿忘國恥。
抗戰辦學高校師生所到之處，受到當地父老鄉親的全力支援和保護。中國最樸實的群眾傾盡所有甚至生命守護了中國教育和文化的命脈，感人至深。
在抗日戰争最艱苦的階段，河南大學在潭頭辦學整整5年；在“華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的背景下，潭頭人民為河南大學1000多名師生安排了“安靜的書桌”。在潭頭，河大師生受到當地人民的熱情接待。河南大學醫學院被安排在衛生條件稍好的嵩縣縣城。文、理、農三個學院分散在以潭頭寨為中心的十幾個村落中。潭頭國小騰出50間房屋，潭頭鎮把周圍所有的寺廟，如大王廟、三官廟、上神廟等，鄉紳将較大的院落全部騰出，作為教室；還騰出40多間房屋作為資料室、儀器室、實驗室、生物标本室。潭頭人民又劃撥出幾十畝地，作為河大農學院的試驗田、菜地、林場。有些父老鄉親又把院子、房屋騰出作為師生們的宿舍。當地的地熱水豐富，水位又淺，鄉親們還為師生們開發了溫泉洗澡的池子。鄉親們為河大師生送來了桌、椅、生産生活用具、米、面、雞蛋、青菜、水果、柴等，表現出潭頭人民對國難的了解、對教育的支援。
“維護文化”，不僅僅代表着河大師生對趙川人民的感謝之情，更代表着抗戰中的中國大學對中國人民的最高敬意，代表着炎黃子孫對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敬畏與傳承。
2012年9月，在河南大學建校一百周年之際，曆史系1979級全體校友向母校捐贈了“維護文化”複制牌匾。複制牌匾被安放在河南大學校史館，更多的河大師生、校友及社會各界人士得以聽到這段文化守護的曆史往事。
《光明日報》（ 2019年08月30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