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下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邀請浙江大學教授孫英剛，青海民族大學副教授趙豔，收藏家、獨立學者何平在北京單向空間愛琴海店舉行了一場學術沙龍，主題為“絲綢之路上的藝術明珠——犍陀羅”。最近幾年，三位學者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犍陀羅地區，對曆史上這一地區的文化藝術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今年4、5月趙豔的《佛傳與圖像：釋迦牟尼神話》與孫英剛、何平的《圖說犍陀羅文明》分别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和三聯書店出版，似乎預示着對犍陀羅的研究即将成為一個新的學術熱點。
活動現場
犍陀羅：另一個希臘世界
談及《佛傳與圖像》的寫作緣起，趙豔博士稱其一直關注的是希臘文學，作為西方文明的源頭之一，希臘文學蘊含的思想對整個西方文明的影響極為深遠。因為讀博時的導師是佛教學者，機緣巧合之下接觸了佛教神話，趙豔發現從東漢一直到宋代的漢譯佛傳當中，包含有很多的神話因素，并且與希臘有着千絲萬縷的關系。
佛傳從釋迦牟尼生平的角度，講述了從他出生到他涅槃的整個過程，這個過程就像是希臘神話一樣，有着非常完整的叙事體系，脈絡非常清晰，文學的色彩也十分濃厚。之後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不僅佛傳的文本，而且佛傳圖像也非常的系統化。最開始在印度本土，比如桑奇大塔，僅僅出現了一些象征性的圖像；比如說表示佛的時候，可能隻是出現一個佛座、一棵菩提樹，或者是一個法輪。後來到了犍陀羅也就是現在的巴基斯坦西北部、阿富汗，廣義的可能包括北部的中亞五國，在這個地方出現了真正的人形佛像，這是非常令人驚歎的，就像馬歇爾爵士在塔克西拉的時候掩飾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動一樣，說發現了另外一個希臘世界。犍陀羅的造像形式完全是希臘化的，順着這個脈絡可以發現很多跟希臘文化之間的關系。應該說佛教藝術就在這裡真正誕生了。随着佛教的東傳，又傳到了中國，中國在接受的過程中有些地方保留了一些犍陀羅的色彩。從印度到犍陀羅，然後再到中國，佛傳的文本與圖像都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脈絡。
趙豔
希臘藝術注重場景的表現，具有很濃厚的叙事性。這一點對犍陀羅佛像藝術的誕生，也就是佛教最早的藝術的誕生起到了非常直接的影響。公元1世紀左右出現的最早的佛造像中，釋迦牟尼佛的形象其實就是希臘王子那種像太陽神的造型。他的發型，還有包括穿的衣服，折皺的處理，完全是希臘化的。
孫英剛教授認為犍陀羅在公元前後兩百年正好是希臘化的時代，希臘人曾經在這個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的小王國，包括像早期的像希臘-巴克特利亞國，後來稍微大一點的印度-希臘王國，希臘文化到達了這裡。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巧合的契機，佛教在這裡産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變化。比如說佛像的出現，犍陀羅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原始佛教是沒有佛像的，古代中國和古代印度都沒有給聖人塑像的傳統，甚至早期的佛典裡講，佛太過于偉大，是以你沒有辦法把他的形象表達出來，它是反對偶像崇拜的。
希臘文化對佛教影響更明顯的例證是有些希臘的神被改造為佛教神，進入佛教信仰體系中。最典型的就是佛教裡面有個神叫執金剛神，或者叫執金剛守菩薩，有時候手裡拿着一個金剛杵，有時候一手一隻手拿着金剛杵，一隻手拿着一個拂塵。他作為佛陀護持的形象出現，有人說他是佛陀的警衛員，金剛杵是保衛的功能，拂塵是服務的功能。而他的形象最初就是希臘的大力士赫拉克裡斯。他戴着獅皮帽，手裡拿着大木棒，這都是希臘文化的傳統元素。這樣一個希臘的神，這就被佛教收編了，變成佛教的一個保護神。
而且這個形象沿着絲綢之路一路東進，不但在犍陀羅，而且在克孜爾石窟、麥積山都有，一直到北周時期都有。他後來又變形，他的樣貌會變化，但是他帶着獅皮帽的形象，手持武器的形象還是清晰可見的，符号非常準确。一直到前些年考古發掘了北齊徐顯秀的墓，墓主人是北齊的一位武将，他以作戰勇猛著稱，是以他谥号就是“武”。 非常有趣的是，他的戒指也出土了，戒指上畫的就是赫拉克裡斯。中國的一個武将的戒指上的圖案是赫拉克裡斯，說明那個時代中國确實是跟各種文明有很多交往的，是以我們在佛傳故事裡面會經常看到一些域外的元素，尤其是希臘元素。
除了希臘元素，孫英剛也提到中國文明對犍陀羅的影響，比如tilly tepe，我們翻譯成“黃金之丘”，它出土的一大批黃金制品，時代是公元一世紀，差不多相當于我們東漢時期。這一批出土的文物裡，不少是中國的，至少是有中國元素的，比如說銅鏡、馬車都帶有明顯的中國特點，這是器物方面。另外就是銘文，在阿蘭出土的一個銘文上記載了貴霜帝國皇帝迦膩色迦二世的頭銜，很有意思。他的頭銜寫了四種，叫“大王”“王中之王”“凱撒”“天子”。有人說他把當時世界上已知的所有頭銜都加到自己頭上了。“大王”是印度的，“衆王之王”一般認為是西亞的傳統，“凱撒”是羅馬的傳統，“天子”有人說就是中國的傳統，中國的皇帝才号稱是上天之子，才能接受天命。是以從這方面講，當時中國的文化對中亞應該是有影響的。大部分的證據肯定已經找不到了，但有時候有一點線索就很能說明問題。
佛教本身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從犍陀羅的話題延伸開來，孫英剛教授進一步闡發了佛教對中國文明的意義。他認為犍陀羅文明對中國人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當地人，因為現在那裡的居民已經信仰伊斯蘭教，不太認同犍陀羅文明是他們的文化遺産。而曆史上對這地方記載最多的就是中國人，像法顯的《佛國記》，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他們都到過這些地方，對這些地方都有記載。
中國從二世紀、三世紀就開始大量翻譯佛經，有準确紀年的是公元157年支婁迦谶開始在洛陽翻譯佛經，而當時絕大多數的佛經都來自犍陀羅地區。我們以前往往認為佛教最重要的語言是梵文，我們會拿一個梵文文本來校正漢文文本的錯誤，但後來我們發現這是錯誤的。比如說一個漢文的佛經，它是公元2世紀翻譯的，而我們能得到的梵文文本最早不早于10世紀。我們拿了一個晚近千年的梵文經來校正漢文佛經，這個不是錯誤的嗎？
最近一些國文學學者在阿富汗地區、巴基斯坦地區發現了一部分公元二世紀的《法句經》等佛經原典，可以說這是我們得到的最早的佛經。通過經本的對照，我們發現實際上我們早期的譯經根本不是從梵文來的，最早的佛經語言也不是梵文。最早的佛經語言實際上非常複雜，我們稱為佉盧文或者犍陀羅語的文本可能是最早的佛教語言。佛經實際上是先有了一個犍陀羅語的版本，然後有的再梵語化。但是你要知道，幾乎在同時，這些東西就被帶到了中國。是以實際上，中國早期的漢文佛經已經是最權威的了，而且是現在世界上最早、最系統、最全面、最權威的一個文本。從這個意義上講，實際上佛教最初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孫英剛教授原來寫過一篇文章，叫《佛教是從印度傳來的嗎？》，考慮的就是這個問題。佛教不是大家想象的直線的、簡單的傳承，它實際上是文化的再造，從佛像、從經本，從它的思想意涵、概念，你在印度找不到這些東西，它就是中國的。從它進來之後，就已經化為東亞文化的一部分了。
孫英剛
再從方法論上讨論。基督教起源在耶路撒冷，今天的以色列地區，然後傳入歐洲。但是歐洲的學者從來都不會像我們這樣，認為基督教是一個外來宗教，傳到歐洲再逐漸歐洲化，他們從來沒有這種叙事主線。而我們一直講佛教是一個外來宗教，到了中國之後不斷适應中國的情況，然後變成一個漢化的佛教。是這樣的嗎？其實不是。從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佛教，佛教從來都是變化的，沒有原本純潔得像小白兔一樣的佛教，然後傳到中國被不斷污染了。諸法無常，佛法也無常，沒有什麼東西是永恒的，這是佛陀說的。
這個問題在曆史上也不是很清楚，比如玄奘西行取經就很能說明問題。玄奘去印度已經到了七世紀前期，他是非常典型的原教旨主義者，他要到印度去找到所謂的原本的真經。但是玄奘其實不太了解曆史的脈絡，他從印度馱回來這些東西，很有可能還是早期犍陀羅佛經倒流回印度，然後重譯的版本。是以玄奘翻譯回來之後，他遇到非常大的困難，就是他的同行都抵制他。這也容易了解，比如說“菩薩”的翻譯，菩薩幾百年來的翻譯都是“菩薩”，沒有人質疑。玄奘非要說翻譯錯了，讓大家把“菩薩”改成“菩提薩埵”。結果可想而知，其實沒人理他，一直到現在還叫“菩薩”。因為“菩薩”不是從梵語翻譯過來的，而是中亞語言翻譯過來的。玄奘最大的貢獻我覺得還是《大唐西域記》，他留下了這本書是非常重要的，至于他翻譯的佛經到底對中國的佛教有多大影響，可能需要後代來重新闡發。玄奘、義淨的譯經在當時是沒有影響的，尤其是義淨，他翻譯那些戒律什麼的，中國的僧團幾乎不予采納。而且從曆史學來講這些都是後來的東西，它反映的是南傳佛教的情況，不能指導中國僧人的日常生活。
佛教的衰落在印度也很早，其實玄奘到印度的時候，佛教早就衰落了，是以很多人懷疑玄奘後來說大話，比如說他在印度多麼受尊崇。印度學者對此就不買賬，絕大多數的印度學者都認為玄奘誇大了他在印度的經曆。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前輩叫陳寅恪，他在給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寫的審查報告中說：“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說的就是玄奘認為是真經的這種東西最終也是要消亡的，不能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據多大的地位。
佛教傳入是東亞文明的第一次“全球化”
經過幾年的研究，孫英剛教授認為研究犍陀羅最大意義就是加深我們對中國文明的了解。我們以前對中國文明的研究、對中國史的研究都局限在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之内，這是不對的。在古代，我們文明的影響區域要廣大得多，而且它的開放性也是遠遠超出我們想象的。而犍陀羅正是與古代中國關系極為密切的地區，以前無論是文化界還是學術界，甚至博物館文物界都把這一區域摒除在研究視野之外，這是不對的。很多犍陀羅的文化元素，很多符号、理念，最終是在東亞世界紮根發芽的，最後成為重要的人類遺産。
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文明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開放文明，它不是我們有些教科書上說的，我們是一個閉關鎖國的文明，我們是個内向的文明，其實不是的，即使放在整個的世界文明來衡量的話，中國都是一個開放文明，這也是它之是以能夠延綿幾千年的原因。因為我們是一個開放的文明，我們能不斷地把外來的文化元素轉化成自己體系的一部分，這種事情在曆史上不斷地發生。
如果把整個曆史看成一條線的話，佛教從印度東北一帶興起，然後在犍陀羅改造，接着飛躍進入中國。我以前把犍陀羅稱之為佛教的飛翔之地，我覺得一點都不誇張，經過這裡之後，佛教才一躍成為世界性的宗教。如果中國曆史上有兩次全球化的話，第二次是從19世紀以來西方的沖擊影響，那麼第一次全球化實際上就是佛教的傳入。整個東亞文化的很多元素都可以在佛教的系統内得到解釋，有的時候換個角度你發現事情是不一樣的。比如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我們是把佛教作為中國曆史的一部分、一個側面研究的，但是如果你換個角度，把中國看作是佛教興起傳播曆史的一部分的話，你發現它隻不過是這個佛教傳播曆史中的一環。
從公元二世紀佛教傳入中國後幾百年之中，它滲透了中國幾乎所有角落，我們的生死觀，我們的語言，我們的信仰，甚至日常的生活，幾乎都是被它重新改造過的。佛教傳入進來之後的中國文明和之前的中國文明差别非常大。比如說語言，很多詞是佛教帶來的，“因果”、“世界”。哪怕是大家在網上聊天經常打的“呵呵”，也是佛教帶來的，沒有佛教的話大家打不出“呵呵”來。因為這個詞以前是一個動詞，是“呵斥”和“譴責”的意思，佛教把它變成一個拟聲詞，表現發出聲音。再比如我們的生死觀也發生了變化，在佛教進入中國之前，中國有魂魄的理念，有黃泉的理念，當時主管我們彼岸世界的叫泰山府君，住在泰山。是以我們死了，魂魄會去泰山，是往東的。現在泰山府君可能大家聽都沒聽過了，它其實主宰中國人的死後世界很多年。到了七世紀，佛教就給我們安排了一個新的“公務員”叫閻王。到了八世紀以後又有一個新的形象，就是地藏菩薩，接着是西方淨土的理念。然後大家就覺得死了之後應該往西邊去。這種死後世界的改造，也是佛教的影響。
添上佛教這一塊之後，我們整個曆史的脈絡可能更加清晰了。我們文明的開放性、生命力可能就能找到更多的解釋，因為它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它能夠容納不同的理念，然後不斷地做自我更新、自我改造，這才讓我們生存到今天。
佛教的興起傳播真的是人類世界的一件大事，直到今天，依然是東亞世界的中國、日本、南韓非文化中的一個核心議題。比如中、日、韓共同的菩薩信仰，它是從哪來的呢？ 實際上這都要回到佛教傳入中國的曆史裡面去找，隻有把這個脈絡梳理清楚了，我們再知道中國文明從何處來。再比如說日本，日本的佛教對政治的影響特别大，日本的第三大政黨公明黨就是佛教的黨。他對日本的現實生活也好，政治也好，影響都很大。日本的天皇其實就是佛教轉輪王，天皇是三位一體的，他是天照大神的子孫，他是天子，他是轉輪王，他的神聖性也是這樣被界定起來的。是以天皇登基一定會經過一個灌頂的儀式，進而擷取對于所有佛教徒至高無上的地位。這項儀式從古代到現在已經延續一千多年了，在大正時期還在執行。不過這個儀式是不公開的，這一次新天皇即位，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采用這種儀式。要了解日本政治必須學佛教，要不然你不了解他為什麼是那樣。
總之，研究東亞曆史，很多的理念都要回到犍陀羅，回到中亞去，它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個地方，一直是落後的，一直在文化、經濟上都是貧乏的。曾經在公元前後的幾百年那裡的确就是文明的十字路口。我們現在去看到那裡非常破敗，但是世界上很多輝煌的文明和帝國現在可能也是全部湮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