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梁國摩崖刻石《瘗鶴銘》的宋拓本。剪條裝，共15頁，每頁 2字，縱24.5厘米，橫14.6厘米。書法厚重高古，用筆奇峭飛逸，雖稱楷書，略帶隸書和行書意趣，字裡行間顯露出六朝時期的風韻，為隋唐以來楷書的風範。曆代文人書法家評價甚高，對後世書壇有較大影響。
此銘早拓本流傳極少,此冊紙墨醇古,字無剜剔，神完氣足,宛如真迹,“未逐吾翔”的“逐吾” 2字左隻稍損,“翔”字左“羊”部右點尚見;“胎禽浮”的“浮”字左下點尚存,實為現存最舊拓本。此拓本有潘甯題簽,潘甯王文治、費兆锟、鐵保等跋,并有南宋“遊似”、清“崇恩私印”、“石賓”等藏印23方。張彥生《善本碑帖錄》著錄。現藏故宮博物院。
《瘗鶴銘》是一部石刻，原在江蘇鎮江焦山西麓石壁上，宋時被雷擊崩落長江。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由陳鵬年募工移置山上，後砌入定慧寺壁問。該石刻題載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關于作者和年代曆來有不同說法。宋黃庭堅、蘇舜欽認為是王羲之所書，也有人認為是唐人顧況、王鑽書。宋金石家黃伯思考為梁陶弘景書，後世多同意這種說法。陶弘景（452—536），字通明，晚号華陽真逸。
《瘗鶴銘》字型厚重高古，用筆奇峭飛逸，楷書中揉和了隸書和行書的風格，頗受六朝書法的影響。宋黃庭堅譽為“第一斷矽殘壁，豈非至寶”。曹士冕《法帖譜系》雲：“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宋吳琚在詩中描繪：“遊僧誰渡降龍缽，過客争摸《瘗鶴銘》。”可見人們對此銘的重視。其書法對後世影響很大，為隋唐以來楷書之風範。
鎮江焦山景色秀麗，自古為文人墨客流連之勝地。山岩現存曆代名人題記刻石，以《瘗（y ì）鶴銘》名震中外，被譽為“大字之祖”、“書家之雄”。此銘原刻在焦山之足，不知何時崩裂。因常年淹沒波濤之中，人們隻能伺冬春之交水落時，于石隙間摹拓而傳之。金石學者以所得字，補全原文。銘文稱：“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言壬辰歲于華亭（今上海松江縣）得一鶴，甲午歲天折於朱方（今江蘇鎮江市），養鶴人把它埋葬并撰銘勒石。由于撰書者沒有披露姓氏而托名仙侶，沒有披露年代而隻記有幹支，是以給後人留下一個難解之謎。考據者衆說紛壇，幾成訟事，而争議至今仍無定論。一說書者為王羲之。《瘗鶴銘》著錄入書最早為唐孫處玄所撰《潤州圖經》，此書南宋時失傳。據歐陽修《集古錄》引：“按《潤州圖經》，昔傳為王羲之書。”但歐陽修并不信此說，他緊接上文道：“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顔魯公，不知何人書也。”黃庭堅則特别贊賞此銘：“右軍嘗戲為龍爪書，今不複見，餘觀《瘗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宋文貞碑得《瘗鶴銘》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題〈瘗鶴銘〉後》）
北宋蘇子美、南宋趙溍、元郝經伯、明袁中道，清聖祖、清高宗、吳雲、錢升諸人都持此說，其原因大抵如袁中道所稱：“魯直於書學極深，似有可憑，近世名士以為據。”
對王羲之書持異議者有三，一是蔡襄：“瘗鶴文非逸少字，……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瘗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忠惠集》）；是黃伯思，以王羲之經曆與銘文中幹支相對照，晉成帝鹹和九年甲午歲，羲之年方32歲，不應自稱真逸。三是鶴銘中“雷門去鼓”的典故出自《臨海記》：“昔有鶴晨飛人會稽雷門鼓中，于鼓聲聞洛陽，孫恩砍鼓，鶴乃飛去”。劉昌詩引此典故，以為“恩起兵攻會稽，殺逸少之子凝之，蓋在隆安三年，砍鼓必在此時，豈複有羲之，誰肯遽取以為引證哉？”（《蘆浦筆記》）
二說書者為梁代陶宏景（456 —536 年）。此說先由黃伯思提出，其《東觀餘論》中論辨甚詳。此說未有馬子嚴、曹士冕、蔡修、胡仔、劉昌詩，元有陸友、陶宗儀、柳貫，明有都穆、顧元慶、王世貞，清有顧炎武、孫克宏、程康莊、林侗，王士禛、王昶、孫星衍等人贊附，如翁方綱所言，“以為陶隐居者，……凡數十家”，（《銘出陶貞白辨》）主要依據如下幾點：一、就書法而言，黃伯思稱：“仆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宏景”。
馬子嚴雲：“近觀陶隐居諸刻，反複詳辨，乃知此銘真陶所書，前輩所稱者衆矣，惟長睿之說得之。”（《焦山志。馬子嚴題》）曹士冕雲：“焦山《瘗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陽真逸為陶宏景，及以句曲所刻宏景朱陽館帖參校，然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法帖譜系》）清人顧炎武、王昶都以陶書與鶴銘相似而認為銘為陶書無疑。
二、就别号而言，黃伯思以陶“自稱華陽隐居；今曰‘真逸’音，豈其别号與？”蔡修雲：“予讀《道藏》，陶隐居号華陽真人，晚号華陽真逸。”（《西清詩話》）胡仔引《西清詩話》并加考證。劉昌詩稱：“漁隐考訂華陽真逸為陶隐居，推原本末，或庶幾焉。”王世貞也認為胡仔論辨“似更有據”，又明人周晖《金陵瑣事》引稱：“唐。李石《續博物志》雲：”陶隐居書《瘗鶴銘》‘。“王士禛《香祖筆記》中稱：”顧元慶作銘考，曆引諸說，而未及引此證之。“并直言鶴銘為陶所書。
三、就幹支推論，黃伯思雲：“又其著《真诰》，但雲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黃又以銘文中幹支與陶宏景經曆相對照，千辰歲為大監十一年、甲午為天監十三年，其時陶宏景正在華陽。董逌、柳貫均引此說。程康莊則進一步指出：“華陽在潤州境内，焦山相去頗近，自屬其杖履間物，當其往來幽境，欲借名山以傳，姑秘其名字，令後人摸索得之……考貞白昔欲上升，頗以名心為累。”
（《跋瘗鶴銘》）
對陶宏景一說，亦有異議者，如董逌雖全文引黃伯思的見解，但認為“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為陶隐居所書”。（《廣川書跋》）董文敏則認為：“昔人以《瘗鶴銘》為陶隐居書，謂與華陽帖相類，然華陽是率更筆，文氏停雲帖誤标之耳。”（甕方綱引《容台集》）
三說為唐代王瑣（貞觀間人）、顧況（727 —815 年）、皮日休（834 —883年）書。
王瓒說由章惇提出，蔡佑贊成此說：“……世因謂羲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章子厚丞相不以為然。……其側複有司兵參軍王瓒題名小字數十，與《瘗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考，官稱乃唐人，則章丞相可謂明鑒也。”（《焦山志》引《蔡佑雜記》）劉無言亦疑為王瓒書。但黃伯思認為王瓒字畫“雖頗似《瘗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于石側也，或以銘即瓒書誤矣。”顧況說。沈括直指為顧況書。歐陽修《集古錄。跋尾真迹》中稱：“或雲華陽真逸是顧況代号，銘其所作也。”但又在《集古錄。跋尾集本》中改變說法：“華陽真逸是顧況代号，今不敢遽以為況者，碑無年月，疑前後有人同斯号也”。趙明誠則提出異議：“歐陽公《集古錄》雲：華陽真逸是顧況代号。餘遍檢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号，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公何所據也。”（《金石錄》）沒有人正面回答趙明誠的質疑，卻有人重複顧況道号為華陽真逸，或認為銘為顧況書，如袁中道、焦竑、朱彜尊諸人。
對于顧況書之說，董逌稱：“餘于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廣川書跋》）又談，此詩即王瓒所書者。皮日休說。至清代始由程南耕提出，袁枚深信不疑，為之作跋，何焯、丁敬更引皮詩作證。其主要依據有三：一是以皮日休經曆與銘文幹支相對照，“鹹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襲美正在吳中，其年相合”。二是皮日休“有悼鶴詩雲：”卻向人間葬令威‘，此瘗鶴之證也；又自序其詩：’華亭鶴聞之舊矣，今來吳以錢半千，得鶴一隻，養經歲而卒，悼以詩。“
陸龜蒙和詩雲：“更向芝田為刻銘，‘此撰銘之據也，”（袁枚《随園随筆補》）三是“集内與茅山廣文南陽博士詩皆不書姓氏……集内他處，稱丙戌歲，庚寅歲，皆不書年号“。（汪大成《跋汪退谷瘗鶴銘初稿》）對于此說，翁方綱認為：”襲美在吳壬辰、甲午之年，去歐、黃時才二百年，不應以二公博古者，緻多考據之異。“”夫《潤州圖經》已相傳為王右軍書，此書已是唐人所作，則豈有皮襲美之理乎？“對皮詩中悼鶴詩及序，翁方綱解釋為”蓋皮、陸作詩時，同在吳中，必熟知是銘之梗概，故兩人屢用于篇中，并非實有勒銘之事“。（《瘗鶴銘非出晚唐辨》）
近幾年《瘗鶴銘》的研究複又引起各界的興趣，傾向陶宏景說居多，也有王羲之、皮日休以至中唐無名氏之說。目前尚處在各抒己見階段。如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在辨異證同和補遺、糾缪方面下一番功夫，《瘗鶴銘》所包藏的奧秘是可以揭曉的。（殷光中）